谢思炜谈白居易

一、大唐偶像白居易

当时的东亚文化圈，白居易是诗界的流行，偶像级人物。

白居易从他在世的时候，一直到五代时期，一直到宋初，都是一个最受重视的，读者最多的诗人，一直到宋初还流行香山体，就是学习白居易的诗体。到了北宋中期，这时确实是宋代的这些文人，他们是经过了对唐代诗人的一番审视，逐个的学习审视之后，最后是把杜甫推到了集大成，作为效法的典范。后来的朝鲜半岛、越南，跟这个变化是一致的，他们在学习汉诗文的时候，可能就更推崇杜甫，更重视杜甫，杜甫可能产生的影响更大一些。

有些日本学者提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白居易在中国不像在日本受到那样高的推崇，那么受重视？他们讲的可能有一定道理，但也不一定就完全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白居易在中国，在宋代以后，如果和杜甫、李白这样的诗人比，当然影响要差一点，因为宋代出现了批评、贬低白居易的论调，比如说“元轻白俗”，这好像是苏轼说的。宋代有一些诗论家，说白居易的诗是专以“道得人心中事”为追求，这样就显得非常不含蓄、不蕴藉，他们是从这样一种美学的角度来批评白居易的诗，是有这样一种变化。

但是，实际上白居易的诗，到宋以后，还是有非常多的读者，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比如苏轼说“元轻白俗”，但实际上苏轼在他的人生中对白居易是非常钦佩的，对白居易的为人，对白居易的诗歌也是非常喜欢的，比如说他的号“东坡”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从白居易的诗里面来的，白居易在忠州的时候，东坡是当地的一个地名，白居易写了若干首以东坡为题的诗，所以后来苏轼因为仰慕白居易的这种为人，白居易的这种生活，就把东坡拿来作为自己的号。

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分成几大类，有讽喻、感伤，在他后来的创作中，实际数量最多的，占了最大篇幅的就是所谓的闲适这样一种创作，这样一种题材，在宋代也成为非常流行的一种创作题材，一些宋代的重要诗人，也是投注了很多的精力来写闲适，比如说像苏轼是这样，另外像南宋最著名的诗人陆游，陆游的写作数量非常多，有一万多首诗，一万多首诗里面，至少有几千首诗都是属于闲适诗这个范围，他们都是受白居易的影响，在创作的题材上。

一直到明代，明代的公安派，应该是袁中道，就是袁宏道的哥哥，他的诗集叫叫《白苏斋集》，他给自己的书斋起名叫白苏斋，一个是白居易，一个是苏轼，这是他最仰慕的两个古代的诗人，把他作为自己的典范，这个是历代都是这样，文人阶层里面，白居易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的，包括他的这种创作的风格，语言非常浅显，但能够把人的感受非常真切的表达出来，所以也是非常受推崇的。

一直到近代，我可以举两个有名的学者文人，一个是王国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主要不是讲诗，主要是讲词，所以里面讲到唐诗的内容非常少，但是其中有一句，他特别提到的一句，就是“长恨歌之壮采”，可以看出来他对白居易的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是非常认同，非常喜欢的。

另一个就是陈寅恪，他给人的印象可能是一个很端谨，有一点古板的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在一个地方，讲到评价诗歌的时候，有这么两句诗：“论诗我亦弹词体，怅望千秋泪湿巾。”弹词体指的是什么呢？弹词我们知道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形式，所谓论诗我亦弹词体，就是指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这样的诗歌，怅望千秋泪湿巾就是指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描绘的那个场景。可见像陈寅恪他自己的诗歌创作可能跟这个风格还是不太一样，但是他对这种写作，对白居易的这种诗歌创作，其实也是非常认同的。

为何独独一个白居易在日本影响最深远？

首先要澄清一种错觉，或者是误解，以为古代日本人在唐代的众多诗人中选择了白居易，是经过一番审视浏览，从其中挑选了白居易。

但实际情况恐怕不是这样，白居易之所以在日本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也是因缘巧合，白居易的诗歌传到日本，是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当时日本有一个僧人叫惠萼，他到中国来，当然是为了佛教，主要是为了把一些佛教的思想教义带到日本去，但是他当时恰好去了苏州的南禅院，白居易在他生前就把自己的诗集抄写了若干部，送往几个寺院，苏州南禅院就是其中的一个寺院，所以苏州南禅院当时就有这样一部白居易的很完整的，他自己抄写的诗文集。惠萼就在苏州南禅院把整个诗文集抄了一遍，然后带回到日本。这个是白居易还在世的时候，他的作品就已经很完整的被带到了日本，这是日本平安时代。

这时白居易在唐王朝，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他的作品的流行程度超过了以前的其他诗人，在当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当时像他的朋友给他给他文集做的序，还有李商隐给他做的墓志里面都讲到，白居易诗文在当时的流传，受欢迎的程度，禁省观寺，还有旅店驿站等等，到处都书写的白居易的诗，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从上层的贵族阶层，一直到普通的下层百姓，都非常喜欢他的诗歌，自有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此之广者，所以当时白居易的诗，在唐朝就是流传非常广的，最受欢迎的。

日本人到中国来，等于是把当时最受欢迎的诗人作品介绍到日本去。他在日本受到广泛的欢迎，我想也是在情理之中。而且白居易的诗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受众非常广泛，在中国是这样，在中国以外，流传到其他地区也是这样，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当时除了流传到日本，还流传到鸡林，鸡林客商来求售白居易的诗，为了得到一篇白居易的作品，肯出百金的价格。还有日南，日南就是现在的印度支那半岛，就是越南。

白居易的诗文集到日本之后，起了什么作用？他是作为当时的日本人学习汉语言文化的一个教材，他是起了这样一个作用。日本平安时代的王朝，向唐王朝学习，派遣遣唐使，前后派遣了很多批，他对唐王朝，对中华文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从政治制度，到儒家的经典，到佛教、宗教，当然也包括语言、文化、文学这些方面。

当时日本人学习汉语言文学，最主要是两个教材，一个是萧统编的《文选》，这个是很早就传到日本去了，另外一个就是白居易的文集，在当时是叫《白氏文集》，流传到日本之后，就称为“文集”，把白氏两个字都去掉了，大家只要说是“文集”，就知道指的是《白氏文集》，这样的话，它在日本的流传就非常广，有很多抄本。从中国带回去的是唐代的抄本，日本又再翻抄，有一些一直流传到现在，还保存下来，对日本后来的文学、文化等等，产生了比较深远的影响，所以日本人一向非常推崇白居易，受白居易的影响，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二、白氏一生“俗与真”

白居易的俗不能说没有道理，确实，这是白居易的一个特点，唐代人当时的说法是说“浅近”，就是非常容易进入，很明白易懂，这个你也可以说是一种俗。另外就是他的诗歌写的题材，他讲的这些情感，也都是一些俗人俗事，包括他自己的。

你从这方面说他俗，可以说是有道理的，绝对是有道理的，但是“俗”不一定就不好。文学有很多方面，其实很重要的，文学本身是多样的，内容、风格方面本身就是多样的；另外，文学其实就是要表现人的思想情感，其中包括什么呢，就是这种一般人的普通人的这些“俗”的这种情感，不是说都得去表达那种非常夸张的、非常崇高的，不一定都是那样，当然那个也是文学的一种表达内容。

白居易有很大一部分作品，确实就是写普通人的，包括他自己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感受。另外从具体表达上来讲，他确实是尽量的用浅显的一种易懂的语言来诉说，来表述。从文学写作上，要达到这样一种境地，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用大家都能懂的语言，但是又能够非常传神、非常形象地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把一个事物描绘出来，这个实际上是很难达到的。

我们读白居易诗的时候，其实会有这种感觉，他好像讲的是很一般的东西，但是你设想你自己换一个说法，你把它说出来，你能说出来吗？恐怕是很难的。当然白居易的诗，我个人的看法，当然也有缺点，缺点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创作的，特别是到晚年，重复的东西太多了，就讲自己的生活，讲自己的思想情感，就来覆去讲这些，这样的话是给人一种容易使人厌倦（的感觉），从这一点来讲，确实是他的创作的不足。

白居易的作品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日本或者在中国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他的叙事文学的这方面，我们知道白居易在日本，可能最受欢迎的也是《长恨歌》这样的作品，所以以至于在日本出现了一些根据《长恨歌》改写的叙事作品，加入其他一些情节，甚至跟日本有关的，比如说杨贵妃后来怎么东渡到日本去？他们会根据想象，把自己本土的一些东西加进去了，一直到现在还会有一些影视作品的改编用这个题材。

在中国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以《长恨歌》为题材的，后来出现的戏剧作品就至少有两部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是元杂剧《梧桐雨》，还有一个就是清代洪昇的《长生殿》，都是写这个故事。

白居易这个诗人，在中唐那个时代，在文人官僚阶层里，也是一个很杰出的很典型的代表，他们在政治上是非常有抱负，有这种政治责任感，他入朝为官，是左拾遗，是做谏官，他非常认真的看待这种职责，就各种政治问题，负责给皇帝提意见，这是谏官的责任。白居易把他的这种责任感，也贯穿到他的诗歌写作中，所以他在长安当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他从事讽喻诗的写作，包括《新乐府》、《秦中吟》等等，还有其他一些作品。

后来白居易就把自己的诗歌创作非常清楚的分成这么四类，第一类是讽喻，第二类是感伤，第三类是闲适，第四类是杂律，其实就是近体诗，唐代的近体诗、各种律诗绝句这些，后来白居易也不做这种区分了，这是他在做左拾遗翰林学士那个比较早期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创作做了这样一个分类，他后来第一次把他的诗集编成50卷的时候，他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两句：“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长恨”就是指的《长恨歌》，这个《长恨歌》是所谓感伤诗，感伤诗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有风情”，这个风情当然是讲的情感，在唐代的特定含义，主要是指男女之情，所以《长恨歌》也是写的李杨（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恋爱故事，他当成一种爱情故事来写的，所以他是说一篇长恨有风情，这个就是用《长恨歌》来代表了他的感伤诗的创作。另外的“十首秦吟近正声”，“秦吟”就是《秦中吟》，这里用《秦中吟》做代表了，当然也包括《新乐府》等等，这一类创作就是指的是讽喻诗，讽喻诗是“近正声”，正声就是符合儒家的雅正诗论的这样一种创作。他对自己的创作做了这样一种非常明确的区分，有的是直接进行政治批评、批判社会现实，起这样一种作用，有的就是表现风情、表现爱情，表现世俗生活，这样一类作品。

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刚才说闲适诗，从宋代起就有很多诗人都专门写作这样一类作品，其实在白居易之后，从中晚唐开始，一直到宋代，一直到明清时期，很多诗人也会写像《新乐府》、《秦中吟》这样的作品，表现他们关怀民生的、讽喻的诗歌，和白居易的讽喻诗精神一致的，这个也是很多诗人创作中一定要写的作品。

后代的诗人觉得，这个是作为诗人应该尽的一种责任，我们看宋代好多诗人，他可能在其他方面表现的非常随意，但是你去看他们作品里，看他们的诗集里面，他们也有这样的作品，就是这种关怀民生的，描写民间疾苦的，还有批判、批评政治黑暗的，都会有这样的作品，这个也成为中国文人诗歌的一种传统。

中国文人诗歌，到后来可能路子越走越窄，从题材上没有新的开拓，但是我觉得中国文人诗歌后来还能够保持一定的生命力，跟它保持这样的一个传统是有关系的，就是它始终有一种介入现实的精神，诗人会自觉地这样去追求，这样去做，用诗歌直接介入当时的政治现实，去反映发生的各种社会事件、历史事件，对一些黑暗现象进行批判。

白居易继承了杜甫的精神，使它更为明确，就是用诗歌来作为一种讽喻的工具，进行政治批评的一种工具。而且白居易的诗论里面，《与元九书》等等，把这个东西讲的非常明确，就是“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做，写诗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些。在杜甫那个时候，可能他还没有这种明确的这样的宣言，没有把它讲的那么清楚。

而白居易的闲适诗，主要是讲他自己人生中的一些体验，包括人的生老病死这种生命的过程，他可以说是每年每月甚至是每时每刻都用诗歌在记录自己的这些感受、这些思想活动。

这个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到杜甫以后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看唐代的诗，内容比较丰富，唐代的诗人是在向各个不同的方面，拓展诗歌的功能：诗歌可以去起什么作用？可以描写什么？唐代诗人在不断的尝试，除了表现政治、表现历史这些，还有表现边塞生活、表现田园风光等等，写山水等等这些，从杜甫以后大概就有一个比较自觉的，用诗来写他的日常生活，自己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等等，这种日常的世俗的生活，记录自己的这种生活的体验、思想的变化。

白居易比较有代表性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活的年纪比较大，他活到75岁，这在古人就算是长寿了，我印象中大概从40来岁他就写这些，写自己的这种感慨，大概40岁左右，有一首诗就是写什么呢，“朝见日上天，暮见日入地”，就是讲自己每天看到这种变化，然后自己的头发是由黑变白，等等这些。

他在诗歌里大量的写这种内容，写自己身体的变化，头发怎么变白了，牙齿怎么松动了，怎么掉了等等，这个是他诗歌的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个描写好的地方是很真切的表现了人的这种生命历程，生命的一种体验，比如说人到老了之后会有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体验？这个可能年轻人像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现在已经比较老了，就能够体会到。这些老人才有的那种感触，那些生活的想法，包括身体的变化，还有就是白居易诗里面讲的很多的就是对死亡的看法，对死亡的恐惧，怎么排除这些，怎么开解自己，这个都是人之常情，我们可以体会到的。

像白居易的创作，还有后来很多诗人的创作，就是写这种东西，好的方面就是能够表达出这样一种生命的体验。当然，他的思想格调，他的格局是不是足够的高，是不是足够的积极，可能会有这样一些问题，有时候给人感觉比较消极，这个我想也是在情理之中吧，人有这样的一种感受，也是可以理解的，它的意义就是很真实的传达出了这样一种东西，这个也是很容易唤起后来读者的共鸣的。

白居易是一个很世俗的人，包括有一些地方，我们觉得很庸俗的，非常为人诟病的，有人就抓住这样一些词句来批评白居易，觉得白居易怎么格调这么低，但是白居易好像不太在乎，他就把它写到诗里面，比如有一句，我就记住这一句了，曾经被人专门挑出来，来进行谴责的，说的就是他老年的时候，“三嫌老丑换蛾眉”，蛾眉就指的年轻的女子，就是他们家里面的姬妾，他说自己老，已经老到什么程度呢，嫌这个姬妾都老了，不好看了，我都换了三次了。当然这是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在那种社会条件下的，一种生活状态的反映，但是白居易把这些东西，就公然写在诗里面，可能换一个社会环境，至少诗人他不愿意自己这么去说的，从这些方面来看，白居易是一个很真实的人，能够把自己思想活动的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

三、诗歌最美好、诗人最自由的时代？

唐代的诗人群体，应该都是属于文人官僚阶层，或者叫士人阶层，都是这个阶层出身的，除了一些特殊身份的，比如唐代还有一些僧侣身份的诗人，还有一些女诗人，除了这些特殊身份的，我们现在知道的唐代诗人大概基本上都是属于文人官僚阶层的。

这个阶层在唐代的政治舞台上是非常活跃的一个阶层，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唐代实行科举制度，为这样一些出身的人开辟了读书仕进这样一条道路，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考中了之后就可以进入官僚集团，然后就可以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他的一种人生的追求，人生的一种理想。

在唐代以前，魏晋南北朝是实行一种世家门阀制度，这种政治权力，在政治上的晋升之阶，都是被这些家族所垄断的。不是这个阶层的人，不是这种出身的人，就没有机会去从事政治活动，当然也谈不上实现什么政治的理想。包括文化教育方面，在这个阶层之外的人都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受文化教育的机会。但是唐代实行科举制度，就打破了这样一种门阀制度的社会，给更多的社会下层的，更多的人提供了这样一种政治上的晋升的机会，所以这些人中间的优秀分子，可以说在政治上都是很有理想的，很有抱负，他们中很多人进入官场之后，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政治的责任感，奋发有为，积极向上，具有这样一种精神面貌。

这个是唐代这个士人阶层，文人官僚阶层，这样一个社会阶层的一个共同特点。

这些士人一个是有条件接受很好的文化教育，另外就是他们在从事政治活动，从事这些方面之外，还有精力投入文化艺术文学的创作等等这些方面，为什么唐代会出现一个文化的发展非常繁荣的情况，唐诗会出现这样一个繁荣的情况，这跟作者身份是有明显关系的。

唐诗的品质或者说唐代的这些诗人品质，一个很积极的方面，或者说一个特点，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真”字。我们看唐代的诗歌，读唐代的这些诗人的作品，他们给我们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写的是真情，写的是自己的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感情，包括他们在诗歌里面表现的自我，对自我的认识，自我的形象，也是很真实的，是一种生活的真实，没有很多的遮遮掩掩，很多的掩饰，把某些部分要想办法遮挡起来，或者把它美化，他没有这种情况，也没有很多的矫揉造作的东西，我想这是唐诗或者唐代的诗人创作一个很鲜明的特点，比如说像宋代的诗人，应该说和唐代的诗人身份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宋代诗人就是当时的那种道德意识的影响，理学等等这些影响，就是表现人格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意识可能比较强烈，影响到他们在诗歌中的定位，在诗歌中自我的表达，有些东西他们可能就不屑于去讲，或者不敢讲，讲出来会被别人指责，被别人嘲笑，他们就会把这些东西过滤掉了，在诗歌里不写这些东西。

这样的话，就显得他们好像是有一点端着，端着一个架子，表达的东西就不是那么很自然，很真实，我想这可能是宋代诗歌的一个不足的地方。

还有比如像明代的诗人，包括清代的一些诗人，他们非常推崇唐诗，推崇杜甫这样的诗人，总是标榜向这些诗人学习，确实他们也是在极力的模仿，比如说模仿杜甫的诗，学习杜甫的创作题材，风格，确实是在学，但这种学，有一个词叫“杜样”，他们学的是那个样子，不是他们的自己的一种真实的生活感受，一种非常真切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所以这样和唐诗本身境界比起来就有非常明显的差距。唐诗特别受大家的推崇，可能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另外，唐代诗人所处的这个社会环境本身，应该说是一个很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一种专制王权的政治制度下，所有这些文人官僚阶层、士人阶层，只能是在皇权之下，只能走这样一条道路，从这个方面来讲，可以说整个的社会环境、整个时代都是非常不自由的，但是相对而言，就是这一批人，就是文人官僚阶层士人阶层，他们在那个时代相对而言具有一种空间，相对而言，他们有一种能够实现自己的个人的人生理想的选择，比如说你走不走仕进之路，你想不想走，这个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进入官僚集团，官僚阶层，你做官，你做什么样的官，这个也是可以选择的，具体的政治立场上，你怎么去做，这个都是可以选择的，所以相对于当时社会上其他的比如说下层的一般民众来讲，这个集团的人应该说是有一个相对的选择的自由，另外就是他们有条件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他们精神生活是比较丰富的，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有这种很丰富的精神生活，他们就可以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到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中去，这种文学艺术的创造活动，他的一个本质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一种自由的活动，那个时代为什么很多人愿意把精力投入到诗歌写作或者其他的一些艺术活动里面，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像白居易可能是最有代表性的，他在《与元九书》里面讲的他对诗的那种痴迷，说的真的是非常到位，他对诗痴迷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痴迷呢，就是因为诗能够真正体现他的一种创造才性，体现人的一种自由活动，所以这些唐代的这些文人官僚阶层出身的士人，特别是其中的这些诗人，也可以说是那个时代非常难得的一批享有一定的自由的人，他们可以有这样的自由。

我在生活中受到很多的压力，受到很多的限制，我必须循规蹈矩，很多情况下是寸步难行，但是我可以通过艺术活动，通过诗歌创作，来体现我的创造性，体现我的自由，所以这个在唐诗里成为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对自由的这种追求，是有这样一个生活条件在里面，有这样一个现实的依据，就是这些作者本人，他们是那个时代相对而言最自由的一部分人。

可能是受某些宣传的影响，大家在讲到汉唐盛世时好像总是有一点神往，觉得那个时代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这里面是有一种偏差，有一种误解。唐代当然也有人说的很不堪，“脏唐臭汉”，有这样的说法。不用这样的词语，我觉得可以说，假如说我们真的要读一下唐代的历史，不用读很多，比如你就读一下《资治通鉴》的唐代部分，就会对唐代这个时代这个社会到底是什么情况，有一个比较切实的了解，有这个了解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唐代不是所谓的盛唐，一个好像非常令人神往的时代，那是一个应该说也是非常混乱的，令人窒息的时代，想不起来应该怎么说。

我们应该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唐代，所谓的盛唐，真正能够保持社会安定的时间有多长，也不过三四十年，始终是在不断的动乱战乱之中，即便是在所谓的像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就是所谓盛唐，像杜甫诗里面描写的好像是非常令人憧憬的回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写的非常美好，但其实他是在自己老年之后，回忆那个盛世，也过滤掉了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看史料里面的记载，即便是在盛唐那个时期，也还是有很多动乱，甚至有饥馑等等，唐代这个时代，就是战乱不断，除了战乱，就是安史之乱这样大的叛乱，安史之乱之后一直到唐王朝覆灭，这中间就是不断有这种藩镇包括外族外敌的入侵侵扰，这是唐代社会非常动荡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从唐代建国开始，他的政治架构本身，有一些内在的隐患，就是对皇权的威胁，始终是处在这种威胁之中。

从唐初开始，就经常发生宫廷政变，他这个政治制度本身就很不稳固，建立在一个相当脆弱的体制上面的。藩镇节度使是中唐以后，安史之乱以后，越来越突出的一个社会问题，在这之前，在中央政权内，在皇室内部也是处在这样一种风雨飘摇之中。

所以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其实是很不幸的，我们知道的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白居易也好，他们的人生真的是那么很值得羡慕吗，很幸福吗，白居易他自己倒是想的非常开，他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侥幸之人，能够活到那么高的年龄，而且该享受的好像都享受到了，那他可以算是比较特殊比较幸运的一个人，但是他的这一生，我们想一想也是经历了很多的磨难的，也是很不容易的，李白杜甫就更不用说了。

四、诗好人也好？诗品人品怎么分

我们后来常常说“文如其人”，说文品和人品总是要联系起来，如果一个人的人品不太好，我们觉得他的文也就不值得称道了，但是唐人好像这种观念不是特别强烈，唐代曾经有几个人，评价他以前的和他同时代的一些文人，包括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他们在评价的时候就不太注重这些人的人品怎么样，他们就是完全从诗文本身，他的文品怎么样，做这样一种评价。

唐代的诗人群体，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人品比较更高尚一些，有的人可能就会差一点，甚至比较卑劣，各种情况都有，诗人里面有的大家都非常推崇的，像杜甫等等，非常尊敬非常佩服的，但是也有一些诗人可能大家会对他有一些訾议，哪怕包括像李白这样的大诗人，当时对他可能还是有一点非议，因为他晚年不是卷入永王李璘的叛乱事件吗？杜甫诗里面就提到，李白当时的处境是什么呢，“世人皆欲杀”，就觉得这个事情是很大逆不道的。

李白本人的政治判断力，他在这方面的一些欠缺，可能是有关系的，后来有很多人为李白辩解，但李白至少是他自己不太谨慎，对李白的诗歌，宋代有人批评他，说他“十首九首妇人与酒”，他的诗里面十首有九首都是写这种题材的，这个在宋代那种标准来看，就是不足称道的，就会有这种很严苛的批评。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等而下之的，比如说像比较早的像沈、宋，沈佺期、宋之问，人品上确实有问题，他们为了自己的晋升，去趋炎附势，去投靠武则天，当时就引起很多批评谴责。

沈、宋，还包括就沈、宋之前的四杰，说起来四杰好像都是很推崇的，但是其实在当时对他们的人品和作为，是有很多批评的，他们确实也有一些劣迹，是见于史料记载。

还有像中唐的元稹，跟白居易是好朋友，但元稹的为人，跟宦官、权贵勾结，也是遭受很多非议。

唐代的文人群体里面，各种各样，要从他们的为人来看，从他们的人品来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政治表现来看，可能是各种各样都有，这个也是合乎情理的，为什么呢，就是科举制度为这些人打开了一条仕进之路，在政治上发展的这样一条路，但是同时这些人的人生理想，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跟一个什么东西是离不开呢？就是所谓的功名利禄，他们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同时是为了追求这个东西，追求这个东西的过程中，有的人可以坚持自己的原则，可以守住自己的底线，但有些人可能就守不住了，会处在一种非常复杂的关系之中，他就可能会失足，会做出一些为人所不齿的事情，既然是官僚，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我想古今恐怕都是这样，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还有就是这种官僚集团内部的种种人事矛盾，这种斗争，我们看唐代的这些诗人这些文人，很少能够脱身其外的，像中唐以后那种非常激烈的党争，相互倾轧，勾心斗角，那是什么人呢，就是这些人，还是这些文人，很多人都是卷入到那里面去了。

有的人深受其害，像李商隐很不得志，就是因为他卷入了党争，党争闹的那么厉害，其实跟这些文人他们自己本身的作为，跟他们自己在这其中起的作用，也是分不开的。一个人在那种社会条件下，很难做到出淤泥而不染，也没办法去要求他们，还有一个跟宋以后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唐代当时没有那种很强烈的个人的道德自我完善这种追求，那个时代好像还没有提出这样一种很明确的人生追求，至少大部分人，包括这些诗人在内，他们都没有这种强烈的意识。

比如说就像韩愈，韩愈在唐代的这些文人里面，应该算比较特殊的，在中唐他是有那种很强烈的道德意识，他有恢复儒家的道统，有那种继圣的野心，就是我要继承儒家的这些圣人，我要重新把这个道统延续下去，他有这种强烈的意识，这个在他那个时代，可以说是非常少的，所以韩愈在当时是不太被人认可的，很少有人去支持他的，但是就像韩愈这样的人，他有这样的应该说是比较强烈的道德使命感，而且多少有一点那种以圣人自期的意识，但是韩愈本人在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呢？，他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我们看他的诗也能看出来，他也会有那些其他人都会有的人生感叹，另外就是他在官场上的这些表现，其实也不是那么完全正人君子似的，他就是很真实的一种表达，他那种道德意识本身是他的一种自觉，他有一种道德自觉，这个你不能说他是装出来的，他确实有这样一种自觉，他认识到了儒家的道统对于当时维持唐王朝的这种正统，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他才去提倡这个东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他没有想方设法把我自己伪装起来，处处都摆出一个圣人的样子，他不是这样的。到宋以后，如果有这样的人，他可能就会追求道德自我完善，他就会用这个东西来压自己，给自己戴上一个很沉重的道德的帽子，韩愈本人好像没有这样，我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在诗里面有这些生活，这种感受，和普通人差不多的这样一些对生老病死的忧虑，我就把它写出来，他也没觉得这个有什么不妥。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