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春馆词话》(以下简称《词话》)对唐宋词和清词名家名作,作出了精当的评述,同时更从词的风格、意境、声韵、句法,学词门径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解说。不仅是为欣赏词而作,更是为了金针度人,教人如何去填出优美的词作来。可以说,《词话》是朱庸斋先生一生创作和研究的心血结晶,堪称填词理论之大成,这是历代词话从所未有的成就。
《词话》卷一、卷二概论部分,内容丰富,说理翔实,以 下所述各目最有价值,可供后学取法。
读词
朱庸斋先生论词、教词,有两个目的,一是如何读词,二是如何作词。
《词话》云:“学词须先从读词入手,首先了解作者之时代背景、生平,所谓知人论世。盖此二点不知,将莫测其中所有。”学词之法多方,学作词,先学读词。“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是孟子首先提出来的两项读诗原则。面对前人诗作,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深入了解作者当时的处境及其思想感情, 他在怎样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下生活,经历过怎样的重大事件,思想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对这一切,要怀着理解与同情之心。知其世,诵其诗,方得尚友古人,明其心迹。王国维云:“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人之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汉人传《诗》,皆用此法。”这里所谓的 “法”,不是具体的技法,而是理解问题的思想方法,在论世与知人的基础上,方能以己之意去逆古人之志,进入诗人之精神世界,理解其主体意识,揭示隐藏在诗句深处的孤独的灵魂。
知人,人实难知。如王国维所说,“诗人之境界”,是与 “常人之境界”格格不入的。真正的诗人,具有其独特的诗人气质,是进取的狂者,也是颓放的痴人;既有淑世情怀,而又遗世独立;敏感激动,不守故常,更葆有纯真的童心。他们心中,梢神世界远比物质世界重要。在常人看来,诗人似乎都是有梢神问题的畸人,要以正常人的思维去解畸人的诗,无异于为“痴人”解梦。在“狂者”、“痴人”眼中,常人均是愚夫,以愚夫之意,去“逆”狂者痴人之志,欲得其本来就不清不楚的“实义”,以致佳诗尽成死句。
先生本身是词人,评论词人词作,固能深造自得,别有会心,亦须从知人论世入手。《词话》云:“贺铸为北宋词坛重要作家,其词风格多样,非论世知人,熟稔其生平及作品,不能定论。” “贺为赵宋外戚,又娶宗女,但出身武职,天性刚强,与人论事,坚执己意,虽贵要略不退让宽容,是以宦途偃蹇,其词即随遭际而变:早岁生活闲适优逸,小令清刚绮绝;既而官场失意,浪迹市廛,转近柳永;中年迁播不定,越激越高, 变为豪放;晚岁饱谙世故,英气销尽,遂变为平淡、沉郁、含蓄矣。”又谓厉鹗“生长于清代盛世,生活平庸单调,故其词 未臻沉郁深厚”。
先生主张,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托物言志”。指出“寄托乃应从大者而言,以志业相期,危苦杂乱,眷怀家国,个人得失,辄关大局,此可以言寄托也”,“以比兴体出之,托意闺帷,寄怀君国者,不得作为亸柳欹花求胜而论”。词有兴寄,境始大,体方尊。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大事关联,词就不是 “诗馀”了,它比诗更能表达幽窈的境界与情思,更能摇人心魄。先生又认为,纯写个人感情者,即使是有寓意的佳构,也不得谓之有寄托。“荣辱得失,离合悲欢,因与春花秋月,同一遭遇者,发言为诗,物我合一。或触物以兴怀,或缘情以赋物,此乃不过关系个人生活,即承平开明之际,亦所难免。此类作品,只直称之为寓意,不能辄谓之有寄托也。”《词话》对 “常州派评词,夸张比兴,肆言寄托”颇致不满,谓“寄托一词,不宜滥用;比兴之作,尤难肯定。必须因人、因时、因事而推断”。先生复函李文约又云:“屈原寄慨乃为君国兴废而出之,庭筠寄慨乃为个人得失而出之。怀才不遇,不得志于有司。故前人对温虽推崇至甚,亦未及言其以比兴喻国运,即张惠言亦不过谓其感士不遇而已。”
先生指出,读词之法有二:“一、专家词,取大家、名家之词熟读,意在其风格、面貌与写作方法。二、取古人同调名作熟读,意在比较其风格、面貌与写作手法之异同、优劣,尤注意词调之特点与作法。”不妨多读一些典范之作,吟哦背诵,如况蕙风所云:“此时曼声微吟,拍案而起,其乐如何。”熟习后才能领悟语感。句字的平仄交互,字眼的“响”、“哑”,也须注意。阅读过程也是与古人对话的过程,努力去领略唐风宋韵,感悟古人的文化品格与审美精神,以便在创作时借鉴、吸收。
(本文节选自《朱庸斋集·序》)
责任编辑:王海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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