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诗零拾】诗家习气——唐诗与宋诗（作者：瞿蜕园）

历史是不能倒转的。诗又何尝不如此？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气，完全脱离时代是不可能的。不过杰出的诗家不肯一味随波逐流，一方面吸收前人的长处，一方面再独立发挥自己的特性，由此便把诗家的发展推进了一步。

回溯自汉以来，各种诗派的变迁，总不离乎这种公式。建安诗是由十九首发展的，左思、郭璞又在建安诗的基础上加入了些史、子的成分，陶潜以后，开辟了慕写自然的诗境，梁陈诗又增加了花鸟人物的形象刻画，到了唐代，形式也多样化了，内容也复杂化了。读到唐诗，就不觉眉飞色舞，应接不暇。这说明人的对艺术欣赏是要推陈出新的，是要变化多端的。若叫人从新的回到旧的，从复杂的回到简单的，是办不到的事。唐诗已经发展到几乎无路可走了，而宋人还是能找出唐人所不重视的若干环节，设法扩大其作用。特别在词的方面，充分表现了新的面貌，新的趣味，使它成为大众爱好的东西。

由此说来，今天一定要说宋诗不好，要恢复唐诗，唐诗不好，要恢复汉魏诗，都是不合理的。我们今天对于这些诗的长处都要吸收，短处都要避免，更其重要的是：应当设法利用旧的长处，酿造新的产物。

过去谈诗的人，对于唐、宋诗的门户，往往有“出主入奴”之见。只有清初的叶燮，在他的《原诗》里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作诗的人最初必定先有所感触，然后起意，然后成词、成句、成章。在感触的时候，无论是意、是词、是句，都是劈空而来，从无而有。从心里发出的写情、写景、写事，都是人所未曾说过的，这样的诗，作者与读者都是乐于欣赏玩味的。若是同一意，同一词，同一句，出现了几次，还是老套头，那就非惹人嫌不可了。天地的事物本来是越变越复杂的。人的智慧心思是无尽的，古人不过刚刚用过若干，还有待干后人的开浚，运用。天地一天不息，人的智慧心思也没有用完的时候。

历来对于唐诗、宋诗的抑扬轩轾，议论大有不同。平心而论，唐诗已经发展过的境界，宋人势不能再谨守绳墨，亦步亦趋，况且宋人的词已经在词的一门另有新的造就，则诗也不能不別立门户，与词保持相当的距离。 所以宋诗不取唐诗的面貌，而大致注重气势，加入议论， 虽名为诗而实近于文，自然有不得不然之势。固然不能说唐诗都好，宋诗不如，但唐诗是开基业的祖宗，宋诗是别派的子孙，子孙虽能不坠家风，究竟不及祖宗的盛时。论诗道的盛衰，总应当是这样看法。

至于偶然挑几句诗来看，却决不能说宋诗没有好处，潘德舆曾举出宋人诗“酿雪不成微有雨，被风吹散却为晴” 与明人诗“薄暑不成雨，夕阳开晚晴”对看。明诗虽简淡似唐人，却不如宋人之无数曲折，自成一体，雅有劲骨。这是对宋诗正确公允的评价。

艺术品之有时代性，是无论如何掩藏不住的。即以书法而论，过去五百年中，清初人的字就不像明朝人的字，乾隆年间的字就不像清初的字，道光年间的字就不像乾隆年间的字，近人的字也不像清末的字。看古人的诗虽不能像看字那样一望而知，然而看得多了，也可以得其大概。 明中叶的诗家专门摹仿盛唐的格调，仿得十分逼真，然而细按下去，只有盛唐人的腔调，没有盛唐人的风味。譬之于人，所着的衣服装饰虽是，而神情态度则非，明眼人仍然不会上当的。再往上看，宋人也偶然有像唐人的诗，他们却也未必是故意幕仿，那么，神情态度或者有点相像，无奈衣服装饰又非。杨慎曾经说过一段笑话，他举出两首宋人诗，一是：“菱花炯炯垂鸾结，烂学宫妆匀腻雪。风吹凉鬓影萧萧，一抹疏云对斜月。” 一是：“烟波渺渺一千里， 白频香散东风起。惆怅江洲日暮时，柔情不断如春水。”其时何景明是最主张唐诗，而最不要读宋诗的。杨慎问何景明：“你看这样的诗是什么时代的？”何景明说：“是唐人的。”杨慎笑说：“这正是阁下所最不要看的宋诗。”

于是何景明沉吟半天说：“细看到底不好。”

何景明专从形式上判定好坏，而又观察不精，固然可笑，其实杨慎笑何景明也笑错了。这样的诗在宋代的名诗家集中固然看不见，但也不能因为它不像宋诗就说是唐诗。细看起来，风吹凉鬓，一抹疏云，句意不够凝重，而柔情不断，更像词而不像唐人的诗，总由唐诗味厚而 以后的诗味薄的缘故。何景明说：细看到底不好，也并非绝无理由。

       瞿蜕园(1894-1973)，名宣颖，字兑之，以字行，号铢庵，自称铢庵居士，晚号蜕园，湖南长沙人。现代文史大家、书画家。他出身世家，家学渊源。其父瞿鸿禨(1850-1918)为清季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有诗文集、《汉书笺识》等行世。其岳母为曾国藩之女曾纪芬。他早从近代著名文学家王闿运学，后入北京译学馆主修英语，同时学习法文、德文、俄文等多国语言，又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接受现代新式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底子和西学基础。他曾长期从政，阅历丰富，出任过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国史编纂处处长等职。抗战时期，他滞留北京，出任伪北京大学代理总监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秘书厅厅长、华北编译馆馆长等职，其时改名为瞿益锴，这成为他一生的污点和后来获罪的原由之一。抗战后，他取号蜕园，意在悔过，要如蝉蜕般告别旧我。他又曾以教授身份在南开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名校执教。1949年后，寓居沪上，以著述为业。后被中华上编聘为特约编辑。代表性著作为《刘禹锡集笺证》、《李白集校注》(与朱金城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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