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书法

　●毛泽东一生酷爱书法

　　在人才辈出的中国历史上，像毛泽东这样兼数能于一身，既有政治家的气度、军事家的武略、思想家的睿智深邃，又有艺术家的才情的，却不多见。毛泽东的艺术才情，不仅表现在他的诗词中，更表现在他那惊世骇俗的书法艺术中。承继了传统中国书法的精髓，又积聚了强烈的时代气息，在中国书法的殿堂里，毛泽东铸造了一座艺术丰碑。毛泽东书法艺术水平的高度，是任何一位现代书法家无法企及的。

　　毛泽东非常珍视书法艺术这一国学宝库中的“奇葩”，他对传统的书法钻得深，吃得透，心追手摹，广采百家，观察精到，独悟天机，吸取精华。同时，他又自出机杼，不践古人，对自己的书法不断地扬弃，日有所进，年有所改，老有所攻，求新求变，最后达到了造我神韵、有我无人的独到境界。

　　从青少年直到晚年，毛泽东一直酷爱书法，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感情。他曾经说：“练习书法是很好的休息，是积极的消遣娱乐，也是养神、健脑的健身之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绵延数千年的书法艺术遗产，阅读观摩了大量的历史碑帖、石刻等。即使是在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遇到碑刻好字，他也要伫立良久，细心揣摩，经常是恋恋不舍地离去。每到殿宇厅堂，遇到好字，就更是如此。他还说：“中国庙宇古色古香，也是书法胜地，许多古庙都有造诣很高、价值很大的书法艺术，许多字真是妙笔生花，栩栩如生，堪称书法艺术的宝库，我们应该很好研究和学习。”

　　毛泽东这种虚心好学随时随地学习的精神也是他在书法上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陈秉忱（1903~1986年）是清末著名金石家陈介琪的重孙，家学深厚，在书法上的造诣很高，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多年。他回忆说：

　　毛主席在青年时代就打下了书法基础。我们从仅存的一张明信片的笔迹来看，毛主席早年似受晋唐楷书和魏碑的影响，用笔严谨而又开拓，是有较深功力的。在延安时期，领导抗战和建党，工作、著作任务那样繁忙，毛主席仍时常阅读法帖（阅过的晋唐小楷等帖一直带在身边）。那时他的书法已显示出用笔恣肆，大气磅礴，形成以后变化万千的风格。全国解放后，更多地阅读法帖，1949年出国时，也以《三希堂法帖》自随。1955年开始，指示身边工作人员广置碑帖，二十年中间所有拓本及影印碑帖约有六百多种，看过的也近四百种。“二王”帖及孙过庭、怀素的草书帖，则是时常批阅。毛主席不但博览群帖，而且注意规范草书，如古人编辑的《草书要诀》和《草诀百韵歌》等帖。总之，毛主席从青年到晚年，虽然一生经历着革命的狂风巨浪，但也没有放弃在书法上踏实地用功夫，由于长期的刻苦钻研，因而达到了精邃的功力素养。毛主席十分重视我国传统的书法遗产，并借以奠定自己的书法基础，但决不就此停步。更可贵的，是他推陈出新，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断演变，不断发展。毛主席早年攻楷书，后来多行书，晚年则是行书和草书，凡此皆不拘于成规。通过毛主席阅碑帖的情形和大量墨迹来看，我个人的体会，他以晋唐楷书和魏碑锤炼了书写的功力，进而吸收“二王”行书的长处，再则十分喜爱怀素、孙过庭的草书，同时博览群帖，这样浇灌滋润出毛主席独创一格的书法艺术之花。

　　习书法需要有天分，但要想在书法方面获得成功最主要的还是靠勤奋，靠坚持不懈的刻苦学习。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书法家不是靠勤学苦练而取得艺术成功的。毛泽东也不例外。

　　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不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日理万机，昼夜操劳。但是，他从没间断过练习书法。他曾说：“字要写得好，就要起得早；字要写得美，必须勤磨练。”他一生总是挤时间练习书法。毛泽东这种终生孜孜不倦、勤学苦练、持之以恒的精神，对继承和发扬源远流长的中华书法艺术，永远不会过时。

　　●毛泽东博览草书法帖

　　毛泽东晚年开始攻草书，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书法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凭借自己的天分、勤奋、胸襟、见识、学养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在书法艺术上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

　　中国书法的书体，经过几千年的嬗变，呈现出这样的序列：篆、隶、楷、行、草。草书是最末一位，又是最高的一位。草书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皇冠，狂草则是这个皇冠上的明珠。谁攻下草书，谁就登上了中国书法的巅峰。因此，在中国书史上，只有擅长草书者可称为“圣”。汉末张芝被称为“草圣”，晋代王羲之被称为“书圣”。唐代书家林立，但称得上“草圣”的只有张旭一人，而与张旭齐名的，仅有以狂草而名世的僧人怀素而已。

　　毛泽东说：“学字要有帖”。从毛泽东的用笔、结字、布局等方面看，特别是从他的草书来看，他的确是临摹过不少碑帖的。在毛泽东临摹过的碑帖中，学怀素最力，特别是草书受怀素《自叙帖》影响最大。曾做过毛泽东秘书的田家英说：“毛泽东的字是学怀素的，写起来很有气魄。”

　　将毛泽东的草书和怀素的《自叙帖》比较一番，会发现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笔画都较细圆；字形都较长；在大草的布局上，都采用了行行逶迤，翩翩自肆的写法。但毛泽东学习书法又不囿于学古人碑帖，他善于创造。他说：“帖中要发挥”。他临摹碑帖多，见识广，能博采众长，加上他开拓的精神，领袖的气质，在书法上又加进了不少自己的东西。在笔画上、结构上，毛泽东的字又有与怀素不同的地方。如：怀素《自叙帖》的笔画细圆遒劲，毛泽东的笔画细圆柔韧；怀素《自叙帖》结字较长，毛泽东则结字长中多欹侧。

　　怀素的《自叙帖》所表现出的豪迈气概超出一般书家，非一般书家所能及。毛泽东对此帖发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下了一番大功夫去临摹，正表现了他的豪迈气概。在临摹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飘逸”的书法风格，又使得他的书法表现出深远的意境、超凡的气势。

　　除了临摹学习怀素的《自叙帖》以外，毛泽东还博览历代草书名帖。他曾就搜集草书帖给田家英写过一封信：

　　田家英同志：

　　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

　　毛泽东

　　十月十六日

　　这是公布的毛泽东书信中少有的涉及书法的一封信。

　　据逄先知回忆：“除了买字帖供毛泽东观赏，我们有时还到故宫借一些名书法家的真迹给他看。1959年10月，田家英和陈秉忱向故宫借了20件字画，其中8件是明代大书法家写的草书，包括解缙、张弼、傅山、文徵明、董其昌等。”

　　借来的8件明代草书，文徵明和董其昌的都属儒雅的“二王”书法体系，书法功底很深，艺术风格上文质彬彬。解缙、张弼、傅山的草书，可能更合毛泽东的胃口，他们都是张扬个性风格的放笔恣肆的明代尚势书风的代表书法家。有激情，有气势，是他们共有的艺术特点，从而有别于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的书风，树立了明人自己的时代书风。

　　解缙，号春雨，江西吉水人，文才名噪一时，为人刚正不阿，两次被贬谪。第三次遭奸人诬告下狱，竟被强行灌醉后，埋入雪中活活冻死，年仅47岁。他的书法，楷、行俱佳，尤以狂草称著。其草书纵荡狂放，开合跌宕，直抒胸臆。明朝著名的文艺家王世贞对他评价很高，说他的书法能使元朝书坛领袖赵孟頫失价，百年之后也少有人能与他匹敌。

　　毛泽东在读解缙草书手卷的时候，也许被他的文采所打动，不由自主地用铅笔在手卷上作断句。并说：“我就喜欢这类字体，是行草又有一定的内容的书法，这样又学写字，又读诗文，一举两得。”幸亏毛泽东不喜用钢笔、圆珠笔，否则这件故宫文物可能就受损了。

　　张弼比解缙晚两辈，号东海，松江华亭人。他恃才傲物，自诩文章第一、诗歌第二、书法第三。《明史》说他草书“怪伟跌宕，震撼一世”。喜欢酒酣之际挥毫，顷刻间疾书数十纸，如蛟龙舞狂雨，世人喻之为“张旭再生”，竞相求购其手迹。他在南安当官时，军内武将立功领赏，宁愿得到他的书法，而不愿领取金帛。

　　傅山是山西人，由明入清，誓不出仕，以行医为业。康熙皇帝诏举博学鸿儒科，他以死相抗，拒不进紫禁城赴试。康熙激赏他的气节，不但免了他的拒不从命之罪，反而加封他为中书舍人。但傅山仍自称为“民”。这样的气节，这样的性格，使他的书法也独具风格。他认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并提出了独特的书法审美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四宁四毋”正是他书法个性的自白。他的行草书，运笔有狂势，连绵不绝，生气流荡，给人以雄奇郁勃之感。

　　毛泽东指名要的《草诀歌》、“于右任千字文”是两本学习草法规律的字帖，研读草书有时需要查阅这两本帖。

　　因为草书是汉字体系中独特的一套书写符号系统，一般人不易认读。自汉初产生草书后，曾一度泛滥成灾，结果许多人写出来的草书，除了自己，谁也不识，状如“天书”，影响了文化的传播。唐时，佛经的注疏是须用草字书写的，以区别于隶楷书写的经文，从而保持经文的纯正性。为此，王羲之的第七代孙智永和尚，用楷草两种书体，一行对一行地写《千字文》达八百余本，散发江南诸寺，以正草法。草法由此开始逐渐约定俗成。

　　“于右任千字文”，不是指他自己书写的草书《千字文》，而是指由他主持修订的《标准草书千字文》。该帖可谓是历代草书千字文的一大艺术总结。

　　《草诀歌》又叫《草诀百韵歌》，是诸种草法著作中流行最广的，托名于王羲之，其实约产生于宋朝。它把通行常用的草字，按结体和行笔的简省规律，编成五字一句的韵文，琅琅上口，便于记忆，相当于诗韵。例如“有点方为水，空挑却是言”，是说草字的“水”字旁“言”字旁的简省差异，在于有无一“点”。又如“六手宜为禀，七红即是袁”，是说“六”“手”两草字的连写就构成“禀”的草写，“七”“红”两草字的连写就成了“袁”的草字。当然，这仅仅是繁复多变、千姿百态的多样化草法中的一种简识，是掌握草法的基础。

　　陈秉忱多次为毛泽东搜集过历代书法名帖。他生前回忆道：“主席喜欢看字帖，看得很细，不仅看字的点画、结构、用笔，还研究其中的内容，欣赏其文章，好的字还用铅笔画上道。主席要看哪一种字帖，还将同类的有关系的都找来放在桌上，对照着看。向故宫借来的墨迹，就挂起来，随时可看。”

　　纵览毛泽东20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的草书，可以发现他既已娴熟地把握了草法规律，又不墨守成规，得心应手地将草势草法随机而化，获得了自由。这当然是他刻苦钻研和临摹传世草书法帖的结晶。

　　●毛泽东心系《兰亭序》

　　1910年，毛泽东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开始接触王羲之草书《十七帖》，从此结下了长达60余年与王羲之法帖的不解之缘。

　　王羲之是东晋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字逸少。定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拜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书法博采众家，备精诸体，历代奉为“书圣”。

　　毛泽东非常喜爱王羲之字帖。即使万里长征，身在军戎，随身所带就有一部唐人临摹的王羲之字帖。建国伊始，毛泽东有了自己的图书館，王羲之法帖也就为他收藏和阅读的一项内容。凡毛泽东所到之处，必携有很多法帖，其中必有王羲之法帖。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毛泽东有次和他谈书法，说道：比如王羲之的书法，我就喜欢他的行笔流畅，看了使人舒服。我对草书开始感兴趣，就是看了此人的帖产生的。

　　毛泽东对王羲之草书可以说如痴如迷。民主人士黄炎培有一本王羲之法帖，毛泽东借来，工作一停便翻开来看，爱不释手。他看着字迹琢磨，有时还抓起笔对照着写，这样足足看了一个月。

　　中国书法界无不青睐王羲之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兰亭序》的文化价值。他曾多次谈论《兰亭序》以及它的真伪。

　　1959年初夏的一天，毛泽东在杭州丁家山和陈伯达、田家英等人谈论王羲之的《兰亭序》。

　　陈伯达认为《兰亭序》陪葬于武则天，留存在世上的均是宋人伪托。田家英说：“王羲之书写的《兰亭序》的真迹已作了唐太宗的殉葬品，现存的都是名家临摹经过石刻的拓本。”又说：“何延之的《兰亭记》记载：萧翼奉太宗之命，到永欣寺中，从辨才手里骗到《兰亭序》的事。宋人桑世昌还录有萧翼诗两首为证，‘使御史不有此行，乌得是清绝语。’”

　　毛泽东非常熟悉王羲之其人其事，当即讲了“入木三分”的故事：

　　一天，王羲之去看望一个朋友，碰巧这位友人不在家。于是，他进了书房，在人家的茶几上写下几行字，就走了。后来这家人想把他写的字擦掉，可是用力擦也擦不净，用水洗也洗不掉。王羲之在木板上写的字，木工拿去雕刻时才发现，这木板到三分深的地方，还渗透有墨汁！

　　毛泽东又讲了“一笔鹅字”、“墨池”等刻苦习字的故事之后，才谈起了天宝《兰亭》、定武《兰亭》、落水《兰亭》、蝉翼本《兰亭》等几种传说中的《兰亭序》。他说：《兰亭序》不但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书法艺术上的价值更大。要是真迹能留下来，那是国宝啊！可惜葬到唐皇的坟墓里去了。

　　毛泽东最后作出结论：我赞成田家英的说法。

　　1965年，郭沫若撰写《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认为《兰亭序》不论是文字还是书法都不是出于王羲之之手。文章发表在6月10日至11日《光明日报》和这年第6期的《文物》杂志上。

　　此文一出，立即引出一些反面的意见。当时南京市文史馆馆员高二适，立即撰文反驳，并将文章寄给文友章士钊。经章士钊指点后，高二适又加以修改，并再寄章士钊，同时还寄给章一封信，说：“鄙稿倘若邀我主席毛公评鉴，得以发表，亦当今至要之力图也。”7月16日，章士钊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高二适文。

　　毛泽东7月18日回章士钊信，说：

　　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之于世。

　　同一天，毛泽东又致信给郭沫若，其中说：

　　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郭沫若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并建议以《光明日报》为阵地进行这场讨论。随后，高二适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发表在7月23日《光明日报》上，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文的影印手稿。“兰亭论辩”从此拉开帷幕。

　　8月12日，郭沫若又写了一篇文章交报社，是针对高二适的文章。五天之后，毛泽东向康生问起这场官司，康生当天写信向郭沫若通报情况说：“今天在接见部队干部时，主席问我：‘郭老的《兰亭序》官司怎样了，能不能打赢？’看来主席对此问题颇有兴趣。我回答说，可以打赢。当然这些头脑顽固的人要改变他们的宗教迷信是很难的。”

　　在高二适文章发表后不久，郭沫若又写了两篇文章进行论争，即《〈驳议〉的商讨》、《〈兰亭序〉与老庄思想》。细读其文章，其中除了论述兰亭问题之外，又涉及打破帝王将相崇拜的问题。如，郭沫若将高二适不同意《兰亭序》为伪的观点说成是“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并坚持了他的观点即不能无条件地信仰。郭沫若还引用了毛泽东的诗句“唐宗宋祖，稍逊风骚”，说“不是脍炙人口的吗？”在《〈驳议〉的商讨》一文中，郭沫若特别引用了清代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说：当日唐太宗注重王羲之书法，“（群臣）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沉沙所眯”。这段话，郭沫若十分欣赏，引用了两次。郭沫若特别欣赏赵之谦的敢于“妄言”。

　　8月20日，毛泽东看了这两篇文章的清样后，也对郭沫若引用赵之谦的材料很感兴趣，写信给郭沫若，认为“文章极好”。

　　这场争论，虽然最后没有定论，但体现了毛泽东一贯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他对王羲之《兰亭序》的倾情和关心。

　　●“毛体”演变轨迹

　　犹如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史留下了巨大的影响一样，在书法艺术的世界里，他也为中国人民留下了无比珍贵的财富。从韶山时期的朴实无华，到长沙时期的儒雅厚重，再至南征北战时期的气势磅礴，最后独创一格，自成一家。毛泽东的书法至晚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狂草被人称为龙飞凤舞的“毛体”，可与中国历史上的张旭、怀素相媲美。从毛泽东留下来的大量书法手迹来看，大致而言，他的书体演变经历了五个时期。

　　第一期（1902～1919年）：临摹奠基时期

　　1902年8岁的毛泽东被父亲送进私塾，开始接受国学启蒙。在六年的私塾学习中，毛泽东由填红到临摹欧阳询、钱南园的书法。从这一时期他留在《诗经》、《论语》封皮上的墨迹可以看出，毛泽东最早的书法是非常工整秀穆的。

　　1913年至1918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博采众家，更深入地练习研究书法。

　　毛泽东这一期的书法代表作有：

　　（一）1915年夏，读《明耻篇》后的批语：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5年5月7日下午三时，日本政府以解决中日之间的“悬案”为由，向袁世凯民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5月9日下午六时前答复是否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两天后，袁世凯政府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举国悲恸。学生们纷纷集会演说，抗议日本的强暴、政府的孱弱。第一师范的学生集资编印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和资料，题为《明耻篇》。毛泽东仔细阅读并写下批语。在封面上，他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用庄严厚重的颜体写成，字体拉长，带了行书特点。四字一行，正好排成一个方矩阵形。十六个字有避有让、相承相就，看上去统一和谐，气韵生动，线条果敢，对比强烈。表达了一位爱国青年对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严正抗议和拳拳报国之心。

　　（二）1918年，工人夜校的“夜学日志”。

　　这四个字字形扁宽，笔法简古，明显受到魏碑的影响。

　　第二期（1920～1937年）：书法探索时期

　　这一时期对毛泽东来说是人生巨变期，他由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学子跃升为中国革命的杰出领袖。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书法艺术上也在不断探索、不断进步着。

　　这一期的代表作有：

　　1937年，为抗大二期毕业生的题词：

　　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该题词行书体，分为五行，字形左斜骨丰。首行“勇敢、坚定、沉着”六个字笔力雄厚，险而不危。后面四行错落变化，稍带动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书法已走出碑帖，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

　　第三期（1938～1949年）：书风形成时期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率领党和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他的书法，在狂风巨浪中淘漉，在战火硝烟中锤炼，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貌。

　　这一期的代表作有：

　　（一）1938年，毛泽东为一次青年工作会议的题词：

　　努力前进，打日本，救中国。

　　正文三句十个字，一句一行；落款“毛泽东”三个字紧随第三行之侧，撑起整个幅面。字距密集，和而不犯，蕴含动感。这十个字是毛泽东在饱经枪林弹雨的洗礼之后，怀着一种勇猛抗敌的激情写下的，因而带有雄健之风、苍豪之气。这样的书作是那些呆在书斋里的书法家不可能写出来的。

　　（二）1942年，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三周年的题词：

　　准备反攻。

　　四个字纵轴垂直，字形拉长，对比强烈。这四个字虽是一个单行矩阵，却极具动感，峻拔外露，雄健内含，仿佛积聚着一股力量，鼓舞人们准备战斗。

　　（三）1945年，手书《沁园春·雪》。

　　这首词是毛泽东诗词的代表作，他很喜欢这首词，曾多次书写，其中，以他1945年去重庆谈判时写下的最具代表性。当时，毛泽东手书的这一篇词，震动了山城重庆，也震动了全国各界人士。

　　这首词豪迈奔放，气势磅礴，而这篇书法也是难得的佳作。此幅用正楷写成，雄峻超逸，豪气吞海，其强劲的线条、独特的结体方式、奔放强健的气势，都极具艺术魅力，观后令人惊心动魄、胸襟大开。

　　总的来说，毛泽东这一时期书作的风格是骨气洞达，豪迈超逸，字势右斜，左伸右收，方笔侧锋，长枪大戟。

　　第四期（1950～1960年）：书风深化时期

　　这一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第一个十年。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六十岁上下，正是领袖人物的华岁英年。他胸纳万有，精力过人。这一时期是毛泽东在书法上的黄金时期，他博采众长，纵情挥洒，树立起一座中国书法的丰碑。

　　这一期的代表作有：

　　（一）1955年，为武汉人民战胜1954年洪水的题词：

　　庆贺武汉人民战胜了一九五四年的洪水，还要准备战胜今后可能发生的同样严重的洪水。

　　这幅书作气势恢宏，神采照人，在毛泽东的书法历程中是一篇突变性的撼人之作。虽然字的结体仍保持了以斜求正的方式，但字的底线明显发生了逆转。长枪大戟的大撇没有了，这就为草书的用笔和结体铺平了道路。

　　（二）1957年，手书《蝶恋花·答李淑一》。

　　这幅字以情纵笔，是毛泽东的书法精品。这首词是毛泽东于1957年上半年所作，5月份书写的。自己抄录自己的词不可谓不熟，但他在书写中却出现了以前不曾有的错字、漏字和重句的现象，显示了毛泽东内心的不平静。也许他此时想起了与杨开慧之间刻骨铭心的感情，千头万绪直涌心底，以致笔下颇不平静。

　　（三）1960年，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人员题写横幅：

　　艰苦朴素。

　　这幅字意态从容，用笔精到，显示毛泽东的书法已经十分纯熟，是毛泽东题词中的精品。毛泽东一生追求艰苦朴素的作风，他为身边的工作人员写下这个题词，十分严肃认真。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书风，在豪迈的气势之中，增加了灵动峻拔、雄强老辣，字势由险绝复归平正。

　　第五期（1961～1966年）：登峰造极时期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七十岁上下，人书俱老，他的书法登上了泰山巅峰，一年一个面貌，篇篇珠玑。

　　这一期的代表作有：

　　（一）1962年，手书《七律·长征》。

　　这幅书法遒劲俊美，超逸豪迈，是毛泽东草书的代表作。它被印在各种器物上，传遍了大江南北、海内海外。

　　（二）1963年，手写《满江红·和郭沫若》。

　　这幅一百个字的横幅手卷分为31行，笔法时而平稳、明亮，时而跌宕、晦暗。观此卷犹如临江观涛，波浪涌伏，高峰叠起。作者的感情尽涌笔底。从此，毛泽东的书法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三）1963年，为雷锋题词：

　　向雷锋同志学习。

　　正文7个字，分为两行，中间留有大片空白，使人觉得空阔而高远。这个题词面世后，书界极为震动。它标志着毛泽东的书法已走大草，是毛泽东书法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时期，毛泽东在中国书法的艺术之巅——草书的殿堂里游目骋怀，笔走龙蛇，纵横驰奔，只求意足，得神忘形。

　　●毛泽东的“文房四宝”

　　笔、墨、纸、砚，历来被中国文人称为“文房四宝”，也是历来传播国学的媒介和载体。毛泽东一生与写作和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对文房四宝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用文房四宝写出了一篇篇雄文大作，一首首诗词华章，也用文房四宝创造出一幅幅惊世骇俗的书法艺术珍品，摘取了草书这颗中国书法艺术皇冠上的璀璨明珠。

　　早在井冈山时，贺子珍因毛泽东喜欢用毛笔起草文件、书写文稿，便经常请父亲贺焕文代购一些笔墨纸砚供毛泽东使用。贺子珍和毛泽东结婚时，亲手用江西农村整幅蓝土布裁成长方形，花了几天功夫，一针一线精心缝制了一只多用挎包，送给毛泽东。这个挎包里面有多层口袋，外面又有若干小口袋，可以装笔墨纸砚，还可以装尺子书板、毛巾漱具等随身办公用具和生活用品，简直是个“百宝囊”。

　　毛泽东接过这一特殊礼物非常高兴，赞赏道：“好，我的传家宝——‘文房四宝’可以装放携带了。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长征时期，毛泽东不论走到哪里，警卫员的首要任务便是将文房四宝摆好。他向警卫员陈昌奉交代：“我到哪里，不吃饭，不洗脚，也要把文房四宝摆好，随时可以工作、看书学习。”

　　建国以后，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文房四宝占据最显眼的位置。在毛泽东度过了17个春秋的毛泽东故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北房东屋，门边南窗如今按原样陈列着一张大书桌，桌上有一铲形的端砚，装在紫檀木盒里。书桌上还摆着一小瓶“中华牌”墨汁。一小块完整的“龙门”墨锭，放在一个小巧玲珑的木架座上。书桌上还有一只四方形的铜墨盒，古红色的笔筒里插着几支大楷笔，全都套着铜质或铝质的笔套，笔杆是普通的竹笔杆。书桌的左边角上放着一叠裁开成大16开的洁白如玉的宣纸页，还有一叠大小信封，以及五六支红、蓝、黑铅笔。

　　毛泽东一生大都用毛笔和铅笔写字，极少用钢笔和圆珠笔。

　　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使用过的毛笔多出自鸠居堂、清莲阁、朴园等老字号笔店，包括长锋狼毫、羊毫、鸡狼毫、紫毫等多种质地，有的上面刻有“曲水清赏”、“师万物”等字样，看上去古色古香。

　　战争年代，条件艰苦，毛泽东用的文房四宝，大部分需要购买，有时也以战利品补充。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直罗镇，部队缴获了几支毛笔、一支好钢笔和一只手表，部队首长根据需要便都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只留下了几支毛笔，钢笔、手表都送给了其他的同志。

　　1937年，何香凝从上海买了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托人带到延安，还有她的一本画集和一本《双清词草》诗集。毛泽东于当年6月25日写信给何香凝说：

　　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

　　1960年秋，周世钊、李达和乐天宇从九嶷山带回两支斑竹笔杆的毛笔，送给毛泽东。

　　毛泽东写文章、起草和批阅文件常用铅笔，看书时的批注也多是铅笔。据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郭化若说，在延安时，因为当时是战争时期，工作紧张，时间短，铅笔写起来快，毛泽东有时不用毛笔而用铅笔斜着在宣纸上写字。

　　建国后，毛泽东用的铅笔，原来主要是德国生产的，当上海产的“中华”牌铅笔问世后，毛泽东便开始用“中华”牌铅笔。毛泽东的遗物中，有上海“中华”、“五星”牌铅笔，其中一支“中华”牌铅笔上有“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等字，还有一支棕色圆形5B德国制铅笔。

　　毛泽东的理发师周福明回忆，他的一项额外任务，便是为毛泽东削铅笔，一次削好几十支。即使是毛泽东出巡时也要将铅笔预备好，到住处后，在床头、办公桌，乃至厕所等地方各放几支，以便随时随地取用。

　　在毛泽东故居的书桌上，没有圆珠笔和钢笔。这两种书写工具，他一生中只偶尔使用一下。据逄先知说，圆珠笔毛泽东只使用过一次，那是1957年3月19日至20日，在徐州至南京、上海的飞机上，他用秘书林克手上的圆珠笔，书写了元朝诗人萨都剌《木兰花慢·彭城怀古》、宋朝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和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并对林克讲了这些词的词意和典故。钢笔，只在1942年1月26日为中共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等少数文稿，以及给林克的一两封信等上使用过。

　　毛泽东写字，并不大讲究纸的质地，这与他不喜受拘束的浪漫性格和俭朴的生活作风是一致的。

　　在延安时期，宣纸很少，毛泽东使用的多是根据地产的玉版纸、马兰纸和土纸。

　　1946年8月下旬，毛泽东欣闻刘邓大军六天时间内以五万兵力歼敌四个旅的捷报后，兴奋得难以自制，把马兰纸铺在桌子上，卷起袖子，饱蘸浓墨，写下了：“庆祝大胜利！增强我信心！凡能歼敌有生力量者，均应奖励之！”

　　字越写越大，欣喜万分的激情在笔下喷涌而出。

　　有一次，延安新市场买了一批宣纸回来，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去买了十二刀，拿了十一刀送给毛泽东，一刀留给了郭化若。郭化若知道毛泽东喜欢用宣纸，就将那一刀也送给了毛泽东。

　　建国以后，毛泽东多用宣纸。毛泽东用的宣纸页，常是用四尺宣纸裁成12张，也有时用八开的白色厚宣纸。偶尔用较大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常用带红界线的宣纸信笺，以后主要用裁开的白宣纸，没有了红界线的视觉干扰，使他的书写更加无拘无束。就是用有竖格的信笺纸书写时，毛泽东也常不按格写，随兴所至，甚至顶天立地写满全纸。

　　为了满足求墨者的要求，毛泽东有时还将题字、题词写在笔记本上、照片上，奖状、奖旗上，文件、信函的边行，或其他制品上。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到延安的进步青年怀着对革命领袖的敬爱之情，常常要求毛泽东题词留念，毛泽东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有位抗大的学员一时找不到好纸，就将四尺白漂布送给毛泽东，请求题词以作纪念。时隔几天，毛泽东果然写好了让人送去。

　　1939年，习仲勋也曾用一块一尺长、五寸宽的白漂布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挥毫题写道：

　　党的利益在第一位。赠给习仲勋同志，毛泽东。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叛逃前夕，周恩来秘密向毛泽东书面汇报了当时的严重情况。毛泽东阅后，沉思良久，然后在一柄白色的丝绸折扇扇面上写下了“各求各志，各行各路。离凡离圣，离因离果”四句话，立即叫警卫员将扇送给周恩来。周恩来一看，领悟了毛泽东对于此事的意见。这也许是毛泽东唯一的一次题扇书迹。

　　毛泽东文房四宝中保存下来的有不少砚台。有一方最早的砚台，是毛泽东少年时代在韶山用过的。砚台是韶山本地材料制成的青石砚，长方形，底面凿有条痕，台面四周刻四道条框，前端略凹。这方砚长有19厘米，宽有12.5厘米。就是这方砚台陪伴毛泽东度过了“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涯。

　　在井冈山茅坪八角楼，有一个直径约26厘米的腰圆形青石砚，这是毛泽东用过的最大且形状也最奇特的砚台。因为他通常用的都是长方形或正方形的砚台。

　　延安时期，曾有人用古砖制成了一个方砚台送给毛泽东，可惜在战乱中遗失了。

　　建国以后，毛泽东生活比较稳定，使用毛笔和砚台的频率也更高了。每次出巡，总得带上他的砚台。但石砚较易碰坏，因此后来他改用铜墨盒。

　　20世纪60年代，有一次毛泽东巡视到杭州，随身带了一个小的铜墨盒。到了汪庄招待所，毛泽东发现所里为他准备了一个大的铜墨盒，用起来很方便。临走时，毛泽东对工作人员说：“你去请示一下领导，我们换一个墨盒用，看行不行？”所负责人听后说：“主席需要，拿去就是了。”毛泽东说：“那可不行，我不能随便拿公家的东西。我只能跟你们换。”就这样，毛泽东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铜墨盒留在了汪庄招待所，换回了那个大的。

　　毛泽东的砚台中最珍贵的当推齐白石送给他的那方雕花砚。

　　此砚为湖南产花岗岩质地，石质坚硬，长26厘米，大的一头宽15.5厘米，小头宽14厘米，厚2厘米，外面还套着一个精制的楠木盒子。砚的表面约一半面积微凹，用于磨墨，其余部分雕花，如烟雨云蒸，意韵悠绵。

　　齐白石先生对此砚极为珍爱，生怕丢失，又担心他百年之后，子孙将其转赠于人，于是亲手在砚体上刻下一行小字：

　　片真老空石也。是吾子孙不得与人。乙酉八十五岁，齐白石记于京华铁栅屋。

　　但一年后齐白石却违背了自己的规约，于1950年国庆前夕，将这方雕花砚作为礼品送给了他视为“知音”的同乡毛泽东。

　　●毛泽东的印章

　　鲜为人知的是，毛泽东对中华传统的印章篆刻艺术也十分喜爱，经常把玩。据田家英夫人董边回忆说，毛泽东的印章有两抽屉多。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时负责保管这些印章，所以董边戏称田家英为“掌玺大臣”。

　　毛泽东一生很少使用私人名章，无论题字、书信、批注、文稿都喜欢用毛笔或铅笔以他独创一格的“毛体字”签名，书法作品也只有极个别的上面盖有印章，因此毛泽东的印章普通人很少知道。

　　现在所见毛泽东最早的印章，是1929年3月13日，毛泽东与朱德联合签署的一张红四军筹款公告上，加盖的一方雕刻极精细的篆体朱文名印。

　　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派代表到国民党统治区协调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事宜，介绍信上盖有篆体朱文印章。同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建设公债券上盖有时任苏维主席的毛泽东的隶体朱文印章，印文为“毛泽东印”。

　　1937年7月13日即抗日战争大爆发后第六天，毛泽东在关于对日作战总方针的题词上所钤的“毛泽东印”，为篆体朱文印章，该印章字体圆润，刻工精细。

　　1937年，北京素享“博琴铁笔”之誉的著名篆刻家刘博琴受人之托，精刻了“润之”一印，当时并不知道是为毛泽东刻印。

　　上海篆刻家陈巨来解放前也刻过一方“润之”印章，因不知“润之”就是毛泽东，所以照价收取了润格。

　　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与老友柳亚子在山城重逢。柳亚子特意到曾家岩桂园毛泽东住地拜会了毛泽东，并当即写下一首七律《赠毛润之老友》，又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于离开重庆前四天，即10月7日，将他1936年2月创作的《沁园春·雪》一词，写在一张“第十八路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并附上一信赠送给柳亚子。

　　接到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词和短笺后，柳亚子发现书写的词没有上款、下款和印章。第二天，他挟着一本册页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册页上又重新书写了这首词。柳亚子请毛泽东盖章，毛泽东说“没有”。柳亚子慨然许诺说：“我送你一枚吧。”

　　柳亚子本人不擅金石，回来请青年篆刻家曹立庵挑选了两块珍藏的寿山石，连夜为毛泽东刻了两方印章，一方为白文“毛泽东印”，一方为朱文“润之”。柳亚子用八宝朱红印泥在“毛泽东”三字的落款处全部钤上。随后，将两方印章送到红岩村，但未遇到毛泽东。

　　直到1946年1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柳亚子时还特别提到这两枚印章，信中说：

　　很久以前接读大示，一病数月，未能奉复，甚以为歉。阅报知先生迁沪……印章两方，先生的和词及孙女士的和词，均拜受了。

　　1948年，人称“篆刻王”的谢梅奴用家藏上乘的寿山石料，为毛泽东刻制了两方印章，一方为白文“毛泽东印”，印文回文排列，笔划间架松而不散，紧而不板，有如汉印；另一方是朱文“润之”，仿周秦小玺，细纹粗边，字秀笔圆。两印均高两寸半，有钮，印面2.2厘米见方，镶嵌于一个红木锦缎盒内。1951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这两枚印章呈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和著名画家、近代三大治印巨匠之一的齐白石是湘潭同乡。开国大典前夕，齐白石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精心刻制了印文为“毛泽东”和“润之”的白文和朱文寿山石名章各一枚，请文化部门的军代表、著名诗人艾青呈献给毛泽东。

　　1959年春夏之交，著名画家傅抱石与关山月共同合作，为北京人民大会堂绘制了气势磅礴的《沁园春·雪》词意巨幅山水画，听说毛泽东决定亲自为该画题书“江山如些多娇”后，傅抱石为毛泽东精心刻了一枚巨印名章，以便在画面题书落款时盖上。此印的章材，取用寿山石，印钮为古兽，印面5厘米见方。字体端庄工整，线条厚重，挺直苍劲，颇具秦韵汉风。毛泽东见了拓印，十分欣赏，称赞道：“不愧是当代艺术大师力作！”但考虑到自己的其他书法作品，落款后都未盖章，此处还是不宜破例为好。后来，傅抱石想将此印赠送毛泽东。毛泽东请人带口信风趣地说：我一生没有用过印章，所以还是劳他代为保存，待有朝一日退了休再取。

　　毛泽东还有一枚堪称“文物极品”的名章，这就是由著名的书法家、篆刻家邓散木刻的一枚白文的“毛泽东”龙钮大印。

　　1965年8月的一天，章士钊的秘书益知来到邓散木家，提起毛泽东很喜欢篆刻及书法，章老请散木先生给毛主席治一印及写几幅字。这时，邓散木已患多种疾病，并且癌症已经扩散，但当他得知毛泽东主席想请他刻一枚印时，即满口答应。他硬撑起病体，精心挑选了一块明黄色、顶部有镂空双龙图案的立方体石头，经过反复构思，刻就了“毛泽东”印。同时，他还用篆、隶、行、楷四体书写了自己创作的诗词条屏，一并托章士钊呈毛泽东。

　　章士钊对这枚大印赞不绝口，非常满意。他仔细欣赏着，但见“毛泽东”阴文三字线条横不平，竖不直，却自然天成，返朴归真。印的一侧，邓散木刻有苍劲的文字：“一九六三年八月，敬献毛主席，散木，篆时六十有六”。不久章士创就把大印和书法条屏呈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很喜欢。

　　毛泽东虽然不喜欢在书法作品上盖印章，但是在自己的藏书上却常盖印章。他还特别欣赏上海篆刻家吴朴堂为他刻的“毛氏藏书”朱文印。

　　1963年，毛泽东与全国工商联首席代表陈叔通叙谈，说自己很想请人刻一枚藏书印章，无论阳文、阴文均可。陈叔通立即想到了自己多年的故交、上海印家吴朴堂。陈叔通到上海找到吴朴堂，说：“毛泽东主席想请你治一方藏书印。”吴质堂当即应允。

　　吴朴堂当晚就举笔起草印稿。经过反复琢磨，他确定用铁线篆。次日夜，待喧闹了一天的大都市沉寂下来，吴朴堂微举刻刀，凝神定气，直到深夜才刻竣。

　　不久，陈叔通将印送到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爱不释手。从此毛泽东看书时往往喜欢先仔细欣赏一番，然后运力，小心翼翼地在书页上加盖“毛氏藏书”的印章。

　　毛泽东在建国后颁发的任命书上常用一枚签名章。1949年9月，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通知书》，《通知书》最后的落款是“主席毛泽东”。其中“毛泽东”三字是非常粗壮有力而又圆润流利的“一笔书”。这是一枚十分珍贵的象征了人民领袖崇高地位、代表了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签名章，无论从它的政治意义还是从它的艺术价值来说，都堪称古今“印中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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