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孙子》

　　兵书是国学宝库中的奇珍异宝。毛泽东一生对中国古典兵书十分重视，广泛阅读。在金戈铁马的战争年代更是如此。毛泽东的军事思想的来源之一是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而这其中，《孙子兵法》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影响非常大。建国后，毛泽东多次谈到过《孙子兵法》对自己的影响很大。

　　中国古代兵书，发端之悠久，规模之宏大，体系之完备，内容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据统计，中国古代兵书见诸著录的在4000部以上，现存约有500部，著名的约有50部，如《孙子》、《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虎钤经》、《武经总要》、《何博士备论》、《守城录》、《历代兵制》、《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等等。其中，尤以被毛泽东尊称为“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的《孙子兵法》为杰出代表。

　　《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军事著作，是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为春秋末期齐国人，其生卒年月已不可考，约与孔子同时期，活动于公元前6世纪末到前5世纪初。他从齐国奔到南方吴国，经吴王重臣伍子胥推荐，吴王阖闾知他善于用兵，便重用为将。他与伍子胥辅助吴王经国治军，对于吴国的崛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孙子》共一卷，十三篇，论述了“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问题。

　　《孙子兵法》是中国第一部自成体系的军事学著作。在孙武之前，虽有不少关于战争的观点与议论，如吕尚、曹刿、司马子鱼等，但都无系统的完整的著作问世。中国兵书传于今者，以此为最古。历代作注者甚多，有《孙子十家注》。第一位整理注释《孙子兵法》的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孙子注》序）明人茅元仪则曰：“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兵诀评》序）此非虚言。《孙子兵法》自战国以来流传甚广，韩非曰：“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司马迁则曰：“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这部被奉为“兵学圣典”的五千言军事学专著，其内容博大精深，许多合理内核至今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对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影响深远，无论在中国军事上，还是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早在1913年10月至12月所作的《讲堂录》中，就记述了与孙子有关的事情和《孙子》中的内容，如《孙子集注序》等：“孙武越羁旅臣耳，越不能尽行其说，故功成不受官。”“孙武子以兵为不得已，以久战多杀非理，以赫赫之功为耻，岂徒谈兵之祖，抑庶几立言君子矣。”“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善用兵者，无智名，无勇功。孙武《谋攻篇》。”

　　井冈山时期的毛泽东指挥弱小的红军，多次粉碎敌人“围剿”，屡挫强敌，创造了震惊中外的战争奇迹。然而，将苏联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者却嘲讽毛泽东的创举是“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与保守观念”。

　　当党中央从上海搬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为了排挤和打击毛泽东，在《革命和战争》等刊物上多次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批判，说他“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大多数人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只有博古、凯丰出来反对。博古虽作了检讨，但没有彻底地承认错误。凯丰在发言中公开反对张闻天、毛泽东和王稼祥的报告和意见，还指责毛泽东不懂马列主义，只读过《孙子兵法》，狂妄地对毛泽东讲：“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对于凯丰的讥讽，毛泽东反问凯丰：你看过《孙子兵法》没有？《孙子兵法》都有哪些内容？凯丰一时语塞。

　　对于这件事情，陈云也曾回忆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讲过两个主观主义的小故事，至今还使我们记忆犹新。一个是，在遵义会议时期，一个同志硬说毛泽东的军事战略都是从《孙子兵法》学来的，现在用不上了。毛泽东问他：你读《孙子兵法》没有？你知道《孙子兵法》一共有几章？问得这个同志哑口无言，因为他本来就连《孙子兵法》这部书也没有见过。”

　　对于这件事情，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

　　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本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自己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不久，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给在西安做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刘鼎的信中说：“买来的军事书多不合用，多是战术技术的，我们要的是战役指挥与战略的，请按此标准选买若干。买一部《孙子兵法》来。”

　　毛泽东为什么这个时候买《孙子兵法》呢？原因有三：一是毛泽东到陕北以后，环境相对稳定安全，有了一个系统学习的环境了；二是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理论上的指导，需要作为党的最高的实际领导人来回答，因而政治理论、军事理论的学习显得格外重要；三是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走出来，其经验与教训，迫切需要去总结、去研究。

　　此时毛泽东正在着手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年12月），这是一部理论性很强的军事战略著作，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毛泽东说过，这部著作只完成五章，因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而搁笔。

　　为了完成这部著作，有必要在军事理论上强化自己，于是这时期的毛泽东系统地学习了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著作，如：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孙武的《孙子兵法》等。《孙子兵法》无疑是一部战略性著作。其中阐述了许多重要的关于战争的总体观和战略战术方面的问题。

　　联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军事著作多处引用《孙子兵法》的情况来看，至少毛泽东此时，对这部“兵学圣典”是专门作了精心研究的。

　　（1）“‘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乃是科学的真理”

　　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谋攻》）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子的这句话。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

　　标志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不朽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第一章第四节——“重要的问题在善于学习”中，引用了孙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说明对待战争规律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毛泽东说：

　　有一种人，明于知己，暗于知彼，又有一种人，明于知彼，暗于知己，他们都是不能解决战争规律的学习和使用的问题的。中国古代大军事学家孙武子书上“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句话，是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要看轻这句话。

　　毛泽东特别强调，只有在两个阶段中，都尽力“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才能真正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

　　那么，如何才能“知彼知己”、“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规律”呢？毛泽东说：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就这样，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知彼知己”认识过程的四个相互联系的具体环节，同时提出了每一个环节的基本要求与方法，从而揭示了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过程。这样一来，他就把孙子提出的原则进一步深化，并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融为一体，实现了创造性的发展和超越。

　　（2）“以众击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孙子说：“弱生于强”，“强弱，形也”，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要在战略全局上，将敌强我弱变为敌弱我强，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功；而在局部上，即在战役或战斗上造成敌弱我强的态势，则是通过正确的指挥，可望争取办到的。因此，为了创造转弱为强的有利形势，孙子提出：“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这就是说，在战役和战斗中，要注意防止我之兵力分散，而要造成敌之兵力分散，力争集中五倍乃至十倍于敌之兵力，形成拳头，以众击寡。如情况相反，即应“逃之”、“避之”。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说：

　　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

　　后来他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更明确地指出：

　　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十分明显，这是直接继承了孙子“十则围之”、“十攻其一”的策略思想。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实力有所增长，但面对的却是更为强大的日军。毛泽东《论持久战》写道：

　　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

　　及至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已拥有雄兵百万。但毛泽东仍再三著论，坚持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的方针。最后赢得了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3）“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避其税气，击其惰归”见《孙子·军争》。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又指出：

　　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毛泽东将孙子的“避锐击惰”运用于红军反“围剿”斗争，提出“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打圈子政策”。在根据地内，不停地与敌人“兜圈子”，叫敌人抓不住打不着。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避其税气，令其疲惫，然后伺机破敌。即如孙子所说：“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将敌人拖来拖去，始终掌握战争主动权，“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说：“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孙子·虚实》）在红军前三次反“围剿”中，毛泽东指挥红军用“盘旋式打圈子”的“拖死狗疲劳战术”，屡战屡胜。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将红军游击战时期的“打圈子政策”，发展成为运动战中的“蘑菇战术”。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我西北野战军2万多兵力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与胡宗南25万兵力周旋，敌我兵力十与一之比。敌东奔西突，寻找我中央机关和我军主力决战。毛泽东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他指示我军：“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强调“我军此种办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如不使敌十分疲劳和完全饿饭，是不能最后获胜的。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我军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采用‘蘑菇战术’，牵着敌人鼻子在陕北高原上“游行”，始终居于主动地位。相反，敌军处处被动，饿着肚子走冤枉路，却始终未见我中央机关踪影，丢盔解甲，损兵折将，一年中间胡宗南主力丧失殆尽，最后不得不退出延安。“蘑菇战术”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我西北野战军也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实现了“伟大的转折”。

　　“蘑菇战术”与孙子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有异曲同工之妙。

　　（4）“兵不厌诈”：造成敌人的错觉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诡道也”，“兵以诈立”。毛泽东是主张“兵不厌诈”的。他说：

　　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

　　用“诈兵之计”目的是造成敌之错觉。毛泽东说：“‘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毛泽东还说：“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

　　（5）“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

　　孙子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孙子·计》）此中之奥妙是无法言传的，“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故能为敌之司命。”（《孙子·虚实》）在孙子看来，“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可以制敌于死命的用兵艺术。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中也能创造性地运用孙子的这一用兵原则。

　　毛泽东认为，游击队作战的特点和要求，一是“集中可能多的兵力”，“力戒临战分散兵力”；二是“很快地解决战斗”，“力戒拖延”；三是“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力戒消极防御”。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

　　总之，正是由于毛泽东从“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中汲取大智慧的营养，并将其中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作战谋略和原则创造性地运用到现代战争中，才导演出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战争“活剧”，使他成为世界现代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军事家，堪称现代“兵圣”。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