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敬老习俗

　毛泽东在毛氏家族的“文化场”中整整生活了17年，并负载着它的文化信息走出韶山，搏击时代风云，最终成长为中华民族的一代伟人。

　　光绪七年（1881）毛氏二修族谱制定了家规18条，家训和家诫各10则。宣统三年（1911年）三修时又增加了百字铭训和劝戒讼词。另外，二修、三修族谱时，还辑录了古今圣贤格言。二修族谱制定的家规18条涉及家庭、社会、人伦道德的各个方面。家规作为族人的道德生活信条，具有突出的实用价值，必须做到家喻户晓。

　　毛氏家规制定于1881年，毛泽东则诞生于1893年，且在韶山生活了17年。因此，家规对毛泽东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从家规的内容看，排除其极端的封建礼法观念，其中的确存在许多积极因素，如孝养父母、尊老敬长、严格教子、婚丧从俭等，有些家规就是与传统习俗相融合的。如家规第一条：

　　孝弟（悌）为百行之原，固人道之所当尽。凡为子弟者，务宜服劳奉养以事亲，逊顺恭让以尽弟（悌）。苟或不孝养父母，不弟（悌）事兄长，大则忤逆违悖，小则言语撞触。族长传祠，从重惩戒；训之不悛，送官究治。

　　弟，即孝悌，被昨为“百行之原”，可见韶山毛氏家族对此的重视！这是起始于周代宗法制度的父权制，当然也就带有浓厚的封建人伦色彩。不过，这中间也包含了“亲情”这一积极内核，也就仍为今天的人们认可。

　　中国这个礼仪之帮，自古而今，极重忠孝，只是不同时代，对“忠孝”的理解有所不同，即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奴隶社会的“忠孝”是奴隶对奴隶主、下层对上层的服从；封建社会的忠孝，虽然比奴隶社会范围更广，也更宽松，但实质未变；到了当代社会，“忠”已为爱国爱民代替，“孝”则抛弃了其狭隘与自私。

　　毛氏家规，精华与糟粕并存：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一些最优秀的文化传统，又留存着封建味道浓郁的陈腐观念。毛泽东从中走出来，他自少年时代起就同这些家规族法进行过猛烈的抗争。当他长大成人，他的抗争获得了胜利，但他并没有把家族传统中好的东西丢掉。

　　毛氏家族文化场中积淀的优良传统道德，在毛泽东身上打下了深刻烙印。

　　“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

　　敬老尊贤，既是毛氏家族倡导和奉行的家规，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道德与习俗。

　　毛泽东历来反对那种父辈对子辈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孝道，但他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是深深感戴的。

　　1918年8月，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不久的毛泽东，即将同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和其他湖南青年一道前往北京。当时，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正在唐家托的娘家养病。毛泽东闻讯曾赶到唐家托探望母亲，本打算接母亲同到省城长沙治疗，但因母病沉重，短时难以痊愈，临行在即，毛泽东只得将为母治病和照料病母一事，托给舅父舅母及诸表兄嫂，依依惜别抱病在身的母亲和舅家亲人回到长沙。

　　即将远行，正值母病，而游子在外，无以尽孝，毛泽东心中十分牵挂和惦念母亲的病情。他四处打听，特意请人开了一个为母治病的药方寄给舅父。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心中无时无刻不在挂念母亲的病情。

　　1919年春天，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接到家中的来信，得知母亲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他于3月12日离京，途中转道上海送别了萧子升等湖南赴法留学的青年，4月6日由上海风尘仆仆地回到了长沙。

　　这时，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已按哥哥的嘱托将母亲送来省城长沙治疗，住在毛泽东的同窗好友蔡和森家中。毛泽东随即服侍母亲治病，对母亲“亲侍汤药”，极尽孝心。毛泽东对母亲的感情很深。15岁那年，母亲病了，他还专程到过南岳衡山进香许愿。1916年7月，当他在长沙听母亲病重时，在写给新民学会会员萧子升的信中感慨地说：“病母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病逝，毛泽东日夜兼程从长沙赶回韶山守灵，并和泪写下了灵联和一篇感人肺腑、情义深长的《祭母文》。

　　母亲逝世后，毛泽东又曾把父亲接到长沙治病。不幸，父亲于1920年1月去逝世。当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在北京开展反对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未能回家奔丧。他只好把对父亲逝世的哀悼之情深深埋在心里。1921年春节，毛泽东回到韶山时，还对弟妹们说对父亲没有“尽孝”。

　　毛泽东对父母的怀念和深情一直埋在心灵深处，在后来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未淡漠。1936年他在陕北保安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多次充满感情地提到他的父母亲。

　　毛泽东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

　　1947年，毛泽东问卫士李银桥在家喜欢父亲还是母亲？李银桥说：“喜欢母亲”。毛泽东说：“我也喜欢母亲。她也信佛，心地善良，小时候我还跟她一起去庙里烧过香呢。后来我不信了，你磕多少头人民还是受苦。”“我母亲就是因为扁桃腺炎……那时科学不发达，又在偏僻落后……山村的她只是扁桃腺炎，就死了。”以后毛泽东在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多次强调要孝敬父母。“儿行千里母担忧呵。这回你们该懂了吧？所以说，不孝敬父母，天理难容。”“连父母都不肯孝敬的人，还肯为人民服务吗？当然不会。”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时，特地到他父母的墓地献上一束松枝，恭恭敬敬地鞠了三个躬。

　　毛泽东不仅对生身父母一往情深，而且对岳父岳母也非常关心，竭尽孝敬之情。

　　杨昌济先生是毛泽东的老师和朋友，后来也是他的岳父。早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就读时，杨先生就非常器重毛泽东，称他是“资质俊秀，殊为难得”。并说毛泽东、蔡和森“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杨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思想上给了毛泽东许多教诲和指导，而且在各方面都给予毛泽东莫大的关照和支持。毛泽东称杨先生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1920年，杨昌济先生病重住院。当时毛泽东正率“驱张”代表团到北京进行驱张宣传，得知先生病重的消息，毛泽东百忙之中挤时间多次到医院陪护，协助杨开慧照料病父。虽然毛泽东此时刚刚和杨开慧确定恋爱关系，但杨先生去世后，毛泽东便以半子和学生的身份，协助杨家料理全部后事，陪杨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归故里。

　　1920年冬，毛泽东与杨开慧结婚，从此毛泽东更是把杨家视为自己家，杨家也把毛泽东及他的事业与自己紧紧相连。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上井冈山，由于战争的阻隔，毛泽东与杨家隔断了整整22年。这期间，虽然毛泽东千方百计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和知情人与杨家有过几次联系，但毕竟由于环境和条件限制，这种间接的联系也是极为困难的。

　　1949年8月5日，长沙解放，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嫂嫂李崇德，在一位解放军负责人的帮助下，通过军用电台给毛泽东发了一个电报。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高兴不已，又感慨万千。

　　想当初，他一介穷书生，一无相当的门第，二无钱财，就连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具备，然而，杨昌济先生和夫人向振熙却并没有因此而嫌弃他，而是默许了这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和他们的掌上明珠交往。当毛泽东创办文化书社需要钱的时候，向振熙拿出来了杨昌济的同事们捐募的一笔奠仪费作为资助。和杨开慧结婚后，向振熙跟他们一起住在清水塘，掩护他们做地下工作，后来又为他们照看年幼的岸英、岸青。杨开慧牺牲后，向振熙又在中共党组织的安排下，和儿媳妇装扮成走亲戚串门的模样，护送岸英、岸青和岸龙到上海……

　　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怎么能忘记他们呢！

　　他当即复电，首先为开慧母亲的健在而感到欣慰，并向老人家敬致祝贺，接着向全家介绍了岸英、岸青的情况，并询问了“家中衣食能否过去否，”希望来信将情况告诉他。9月，当获悉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回湖南省亲，毛泽东便托她给杨老太太捎去一件皮袄，以御风寒，也替杨开慧尽了人子之心。礼物之外，还附有一封信：

　　杨老太太：你们好吗！

　　现在托朱小姐之便，前来看望你们。一件皮衣是我送给您的，两件衣料是送给开智夫妇的。

　　毛泽东

　　1949年9月11日

　　1950年，杨老太太80大寿，毛泽东吩咐儿子毛岸英回湘为外祖母祝寿，并给杨老太太捎去两棵人参，让老人家滋养身体。人参是别人送给毛泽东的，但毛泽东认为老岳母比他更需要进补。次年，毛泽东又派二儿子毛岸青回湖南探望外祖母，以慰天年。

　　全国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给杨老太太寄生活费，从未间断。有一次秘书偶尔疏忽漏寄，事隔半年，毛泽东知道了，又叮嘱秘书补寄了。1960年杨老太太90高寿。毛泽东寄了200元钱给开慧的堂妹杨开英，请她代为老太太赠礼金或购买礼物。杨老太太病逝，毛泽东得知后，立即寄去人民币500元以示悼念。他还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信，信中说：“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寄上五百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不分彼此。”字里行间，情深意切。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1938年元月在赣州病逝后，其母杜秀孑然一身，组织上把她送到延安。不料她抵延安时，贺子珍已去苏联，是毛泽东照顾她的生活。后来，她在延安病逝，又是毛泽东把她安葬，还为她立了碑，替贺子珍尽了人子之孝。胡宗南占领延安时，把她的坟墓挖了。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又出了十块银元，请老乡重新把她掩埋了。

　　毛泽东的嫡亲堂叔毛蔚生（贻经），民国八年（1919）就去世了；堂婶陈氏，人称“蔚生六阿婆”，亦即毛泽建烈士的母亲。泽建牺牲后，六阿婆受尽了苦难，好不容易把几个儿子拉扯大，毛泽东对这位婶母十分尊敬。

　　1949年10月，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堂弟毛泽连时，回忆起小时候见到婶母的情景，兴奋地说：“婶母会办饭菜，菜炒得好，要是她身体好，叫她来办伙食，那就好罗！”

　　毛泽连告诉毛泽东：“母亲也想来看看主席。”毛泽东遗憾地摇了摇头说：“她有病，到北京来不好，路这么远，要是路上有一个意外，那就糟糕了！我看还是先请她在湖南治疗一段时间，等病治好后，我再接她来北京住一住。”

　　毛泽连离开北京回韶山时，毛泽东特地托他搭了一些礼物给六婶，还有一封亲笔信和一些零用钱。礼物有衣服、鞋袜和补品等。蔚生六阿婆接到这些礼物后，流下了激动的热泪。

　　1950年冬，蔚生六阿婆因患肺气肿，由儿子毛泽连送到湘潭医院治陪，治了一段时间不见好转，只好转送长沙湘雅医院继续治疗，当时她家生活困难，缺乏医药费用。1951年，毛泽连在长沙与远房侄子毛远悌商量，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于11月15日托进京的堂兄毛宇居搭100元钱给蔚生六婶治病，随即又给泽连、远悌回了一信，并寄来200元钱作为六婶的医疗费用。

　　1952年，“蔚生六婶”病逝，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并于7月给堂弟毛泽连寄去人民币三百万元（旧币），还写信给堂兄毛宇居，嘱咐说：“以其中一百万元为六婶葬费，二百万元为泽连治病之费。”

　　毛泽东的另一位堂婶邹氏是韶山东茅塘毛纯珠，毛泽全兄弟的母亲。也是毛泽东的好友邹普勋的亲姐姐。大革命时期，邹氏曾帮助过毛泽东。她的丈夫毛喜生，派名毛贻谟，是毛泽东的堂叔，1933年去世了，毛喜生去世后，邹氏含辛茹苦，把三个儿子带大。

　　1954年秋，邹氏到北京，住在当时任总后勤部生产管理处处长的儿子毛泽全处，要求见见毛泽东。毛泽全便和妻子徐寄萍领着母亲一起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在中南海家里热情地接待了邹氏一家。

　　邹氏刚走到门口，毛泽东便迎了上去，朝年近八旬的邹氏喊了一声：“婶母，您好！”邹氏激动得老泪纵横。

　　毛泽东听说邹氏来北京很久了，便埋怨毛泽全夫妇道：“婶母到北京这么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毛泽全说：“我怕打扰您的工作。”毛泽东摇摇头说：“没关系。”说完，亲自上前去迎接婶母。邹氏年事已高，又是小脚，行走不便。毛泽东小心意意地搀扶着老人缓缓走上台阶，走进会客厅。

　　中午，毛泽东在家设宴招待堂婶和堂弟毛泽全一家，席间频频为邹氏敬菜。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谈笑风生。他指着邹氏对毛泽东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她过一段好日子呐。”毛泽东还说：“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就赶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

　　1956年4月，堂弟毛纯珠到北京，由其胞弟毛泽全领着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向这位堂弟询问了家乡农业合作社的情况后，又问到他母亲邹氏的身体如何。毛纯珠回答说：“母亲身体还好，还能喂猪喂鸡，只是鸡下的蛋舍不得吃，卖了换钱用。”

　　毛泽东听说婶母如此节俭，知道乡下生活很不宽裕，便说：“拿两百元去，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体。”说完，叫秘书去拿钱。堂弟毛泽全在一旁急了，忙说：“主席，不用您管，我们常会给母亲寄钱回去。”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挥挥手，说：“这就算了！”

　　“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中国有句老话：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中国大地上长起来，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毛泽东，无论是作为一名渴望知识的学生，还是成为了中国亿万人民的领袖。他始终如一地敬重那些教育和引导过自已的师长，1959年6 月25日，毛泽东回到了故乡——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在这里住了两天。在安排会见乡亲活动中，包括看望和宴请他少年时代上私塾时的启蒙老师毛宇居老人。

　　在看望毛宇居老师之后，毛泽东亲自操办了一桌酒席，邀毛宇居等人一起叙谈。席间，毛泽东热情地为乡亲敬酒。当给毛宇居敬酒时，老人立即起身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回答：“敬老尊师，应该应该！”

　　宴请结束后，毛泽东搀扶着自己的老师回家。

　　在送老师回家的小道上，毛泽东小心翼翼地生怕老师摔倒，让老师走小路中间，自己则走长着杂草的路边。

　　徐特立是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时的老师，他1927年秋在革命最艰难的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为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奋斗。毛泽东对他非常敬重。1937年1月徐特立60岁生日，毛泽东亲笔写信祝贺，并说：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所有这些方面我都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当你六十岁生日的时候写这封信祝贺你，愿你健康、愿你长寿，愿你成为一切革命党人和全体人民的模范。

　　建国初，毛泽东日理万机。但仍特地电请在南方的徐老师来中南海做客叙谈。专备了几样家乡菜为老师洗尘。席上，一碗湘笋、一碗青椒，这是两人都爱吃的菜，毛泽东抱歉道：“没有好菜。”徐老笑着说：“人意好，水也甜嘛。”

　　上桌前，徐老对毛泽东说：“您是全国人民的主席，应该坐上席。”毛泽东马上谦逊道：“您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您更应该坐上席。”

　　他硬让徐老坐上席。

　　饭后，毛泽东见徐老穿着还像当年那样简朴，便把自己的一件呢子大衣送给徐老，说是以表人子之心。徐老接过大衣，激动得流出了热泪。回家后，他把大衣交给老伴收藏起来，只在庄重的场合才穿。

　　1950年春天，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中央供给部干部会议。毛泽东扶徐老上主席台，还亲自为徐老泡茶、倒水。当徐老作完报告，全体人员起立退场时，主席拿过徐老的水杯，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

　　亲密无间的师生情，在这举杯之间表露无遗。

　　黎锦熙也是毛泽东湖南一师就读时的老师。1949年，毛泽东进北京以后，亲自到北师大看望黎锦熙教授，并且热情宴请黎老师和北师大的其他几位老师。席间，主席仔细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毛泽东鉴于黎锦熙的才华，想推荐他出任教育部长，但黎不愿受任，想从事文字改革和继续教书。毛泽东便根据他的意愿，推荐他担任了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副主席，同时指派他为北师大校委会主席，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总主任。

　　1954年，毛泽东给黎锦熙写信，支持他“推广注音字母”。

　　后来，当毛泽东了解到黎锦熙居住条件较差，便和周恩来总理共同提请有关方面关照，迅速为这位中国现代著名语言学家解决了宽敞的住房。

　　毛泽东不仅对欣赏、器重自己的老师一往情深，对曾经不能善待自己的老师同样尊重。

　　一师老校长张干便是一位不喜欢毛泽东的老师。

　　1915年，在湖南省立一师就读的毛泽东写了《驱张宣言》，油印千余份在校内张贴、散发，抨击校长张干治校弊端，推动了校内因张干每月让学生交十元学杂费引发的“驱张运动”。张干当即决定开除毛泽东。因教师杨昌济、王季范、徐特立等据理维护，迫使张干收回成命，但给了毛泽东“记大过处分”。

　　1950年，在长沙妙高峰中学教数学的张干已66岁了，有两件事使他陷于苦闷之中。一是悔恨当初不该提出开除毛泽东；二是悔恨在重庆谈判前夕为蒋介石说话。如今，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张干生怕毛泽东记恨。而张干在土改时又被划为地主，如果上头怪罪下来，怎么吃得消！

　　1950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住所邀请原一师部分老师、同学吃饭。

　　毛泽东问老校长张干还在不在，同班老同学周世钊谈及张干一直教学的情况和张干六口之家的困难。毛泽东深受感动，放下筷子说：“张干这个人很有能力。三十多岁就当了一师校长，不简单。原来我估计他要向上爬，爬到反动统治队伍里做高官，结果没有。解放前吃粉笔灰，解放后还吃粉笔灰，难能可贵。”

　　谈及当年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的往事，毛泽东带有自责的口气说：“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每个学生多交十元学费，也不能归罪于他，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对于张干生活上的困难，毛泽东亲自给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信，说：“张干是湖南教育界老人，”“一生教书，未做坏事，我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张为校长。现闻家口甚多，生活极苦，拟请省政府每月给津贴米若干，借资养老。”

　　湖南省政府给张干送去大米1200斤，人民币15万元（旧币）。

　　对此，病中的张干含泪给主席写信，“深感吾弟关怀干的生活”。毛泽东接信后也热情地回信，对其生活困难表示“极为系念”。这给张干及其全家带来无限欢乐。

　　不久，又请张干到中南海的家中做客。

　　毛泽东向子女介绍自己的老校长说：“你们平时讲你们的老师怎么好，这是我的老师，我的老师也很好”。

　　张干十分感动，一边吃饭，一边检讨当年学潮中要开除毛泽东和给毛泽东记大过的事。毛泽东却缓慢地摆着手说：“我那时年轻，看问题片面。过去的事，不要提它了。”

　　饭后，毛泽东陪张干参观中南海、看电影。

　　在京期间，主席派专家为张干检查身体，安排他游览，还请他在国庆节登天安门观礼台。张干回家时，毛泽东用稿费买了盖被、褥子、布毯各一床，毛呢服一套、枕头一对，枕巾一条，还买了面巾、袜子、香皂、牙刷、牙膏等相送。

　　张干回到湖南，被聘为省军政府委员会参议室参议、省政府参事室顾问，领取薪水加聘金，解决了家庭生活困难，积极参政议政。

　　60年代前期，毛泽东托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给病中的张干捎去2000元，帮助解决其女儿调回湖南工作，“以便侍养”。主席还亲笔给张干写回信，对其健康表示“极为怀念”，“敬颂早日康复”。

　　对于毛泽东的关怀，张干逢人便说：“毛泽东真是‘天高地厚’‘胞与为怀’，‘此生此世，不知如何报答’！”

　　1949年1月31日这天，天已经亮了，毛泽东还在他的办公室里。

　　秘书轻捷地走进去，递给他一份电报。他接过去，极快地看了内容，猛地站起来，大声说：“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这真是了不起的胜利，是一件大喜事呀！”

　　到这时，他仿佛才发现秘书站在面前：“告诉机关的同志们，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了，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世界意义。这不仅减少了敌我双方的伤亡，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历史文物和古迹免遭战争的破坏，对于子孙后代大有好处，全世界的友人也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毛泽东说着迈步走到院子里，对警卫们说：“你们知道吗？北平和平解放已经达成协议，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其他的同志。”

　　人们还没来得及走，他又转身对阎长林说，“走！我们到李家庄去。”

　　“这些日子你很少睡觉，昨晚又工作了一夜，现在该睡觉了。”“先不睡，咱们去看看符定一先生。”

　　“李家庄离这里不远，坐汽车去，回来再睡觉。”

　　符定一是湖南人，毛泽东当年在湖南省高等中学读书时，他是这中学的校长，后来曾任北大的教授。1946年，符定一先生应毛泽东的邀请，带着他的女儿符德芳一块到延安。这时符定一先生在平山，住在离西柏坡十多里路的李家庄。

　　在汽车上，毛泽东问阎长林：“张瑞岐同志走了没有？”

　　“没有走呢。他说要把主席送到北平，看看北平的城市，看看过去皇帝住过的地方，然后再回陕北，他好给陕北的老乡讲故事呀。”

　　“是呀，我是给他这样说的，因为怕他回陕北心急，不等北平解放就回去。现在可好了，北平已经成了我们的了，我们很快就要进北平了，张瑞岐也很快可以回家取婆姨了。”

　　汽车沿着滹沱河北岸往东，直接开到符定一先生的住处。

　　符德芳正在院子里，她一见到毛泽东一行人，就朝屋里大声喊：：“爸爸，毛主席来了。”

　　符定一先生走出屋，亲热地同毛泽东握手，让到了屋里。

　　毛泽东说：“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您的身体还好吧？”

　　“身体还好。”符定一先生说。

　　“你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没能来看你，请你多加原谅。今天一方面来看你，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

　　符定一先生本来坐得离毛泽东很近，这时又把凳子往前移了移。

　　毛泽东说：“刚接到前线指挥部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经赞成我们的条件，交接即将举行。我军日内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来这里见我，我当然得答应他了。”

　　“出人意料，出人意料啊！这都是你胸怀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么能和平解放？”符定一先生的口气里充满感叹。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作用。傅作义这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石决裂，站在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掉他的。全中国、全世界的人民也都会拥护我们这样做的。”

　　“还是主席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创造了伟大的奇迹。”

　　“你们在城市里呆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早一点回去了，那里还有家嘛。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的市长了。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久，我们都要去北平的，到那里就可以经常见面了。”

　　“这就好了，回到北平也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

　　“现在好了，这次你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好了，我不多呆了，也该回去睡觉去了。”

　　临分手时，毛泽东说：“这里的条件差，连一个软椅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痛的。”

　　回到西柏坡以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了一件沙发，让人给符定一先生送了去。

　　“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嘛！”

　　毛泽东十分尊敬老同志。

　　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央领导没有小车，到哪儿去都是骑马走路。有一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领袖们的尊敬和信赖，也出于对抗战的支持，给他们送来了两辆小轿车，管车的同志想分一辆给毛泽东。可在分配小车的时候，毛泽东却提出：“一是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是要照顾年纪较大的同志。”虽然大家都想配给毛泽东一辆小车，可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按着他的意见，还是一辆分给了主管军事工作的朱德同志使用，一辆给了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毛泽东仍然骑马走路。有一次，毛泽东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摔下来，左手摔伤了，手腕也肿得老高。出事以后，朱老总和“五老”要把车让给毛泽东坐，甚至把车开到毛泽东的眼前，可是，毛泽东又把他们给“撵”回去了。

　　不久，毛泽东要去大砭沟口的中央礼堂作报告，警卫悄悄地把小车叫了来，还解释说：“主席的胳膊摔伤了，走路不方便，就坐这一趟吧。”毛泽东风趣地说：“胳膊摔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说完，还是迈开大步向中央礼堂走去。

　　毛泽东以主席之尊，在待客的时候却谦逊地让韶山乡下客人毛月秋坐上座，这件往事让毛月秋铭记了一生。

　　毛月秋是贻字辈，是毛泽东的族叔。那一次，毛月秋去北京见毛泽东，吃饭的时候，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请他坐在上座。毛月秋哪里肯坐，慌忙说：

　　“这怎么能行呢？我毛月秋可以向您反映情况，可以向您提意见，就是不能坐上座。您是主席，天地君亲师，除了父母就是皇帝老子大。您这主席呀，就是过去的皇帝老子，我们老百姓，过去如果偶一碰上，连磕头都磕不赢，哪里老百姓坐在上座，而皇帝老子反而坐在下面的道理呢？这可千万不行，千万不行啊。”他又摇头又摆手，直往后退。

　　毛泽东却坚持说：“你那是老黄历了，那是封建社会的旧习俗，现在是新社会了，老规矩要改。人家说你毛月秋是革命老人，想不到你革命这么多年，就是要找个‘皇帝老子’放在头上？”

　　毛月秋还努力寻找理由：“您平日开会、出席宴会，为什么又总是坐在上面呢？”

　　毛泽东说：“那是国家大事，在公开场合，我当主席的当然要坐在上面。一方面，约定俗成，有这些规矩。另一方面，我坐在上面，如果是开会，则便于掌握会议。现在，一不是国家大事，二不是国宴，是你毛月秋在我屋里做客，你是客，我是主，哪里有主人坐上面，客人坐下面的呢？我毛泽东可不愿意来个主宾倒置呀！”

　　好说歹说，反正毛月秋说不过毛泽东，最后只好勉强坐到了上座位置。毛泽东坐在陪座上，还很热情地往毛月秋碗里夹上一块块的扣肉。

　　党外人士，是一些非常特殊的人士，其特殊性就在于，他们或是政治舞台上某个党派的领头人物，代表一定的政治势力；或是知名的社会活动家，能影响社会民众的心理；或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可左右社会舆论的走向。毛泽东对这些人非常敬重，把他们紧紧地吸引在自己的周围。

　　程潜是国民党元老，1882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1949年8月率部起义，带来了湖南全省的和平解放。8月中旬，程潜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进京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毛泽东虽然此时国事缠身，仍亲自前往车站迎接这位故乡之人。当9月7日晚10时，程潜乘坐的火车到达北平前门车站时，在车站月台的欢迎人群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和李济深等各界人士。程潜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主席，您这么忙，怎么来了？”“我再忙也要来的！我们是老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嘛！”毛泽东风趣地说着，上下打量了老人一眼，又道：“这次请您来参加政协会议，我们一起共商国事，您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要说出来哦！”

　　毛泽东称程潜是老上司，并非虚构。原来早在辛亥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怀着“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壮志，离开韶山，求学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南成为第一个响应起义的省份，革命气氛高涨。毛泽东决定立即参加革命军，并带头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当时清帝还没有退位，斗争还在继续。毛泽东决定到正规军队去为革命尽力，于是成了湖南新军第25混成协（旅）第50标第一营左队的一名普通列兵。在军营里，毛泽东每日参加课操训练，学会了军人的基本动作要领。半年后，当南北议和实现统一时，毛泽东便退出新军继续去求学了。因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故毛泽东后来一直尊称其为自己的“老上司”。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还说：“枪上肩、枪放下、瞄准、射击等那几下子，我至今没有忘记，这还是从程颂公指挥的新军那里学来的。”

　　1952年的一个秋日，金菊怒放，晴空万里，和风阵阵。毛泽东邀程潜到中南海游赏观景，饱览这里迷人的景色。吃过饭，毛泽东和程潜边走边聊，他们漫步欣赏着错落有致的亭台楼阁和名花异卉，只见楼衬着水面，交相辉映，景色优美。毛泽东触景生情，对身边的程潜说：“前人对中南海曾有‘翡翠层楼浮树杪，芙蓉小殿出波心’之赞誉，今日置身其间，不知颂公有何感受？”

　　程潜会心地笑着，不住地点头说：“名不虚传，妙不可言，妙不可言。”然后，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看着这粼粼碧波，我仿佛觉得海里的水更蓝、天空也比以前更加高远。”毛泽东笑道：“大概是颂公心情所致吧。”

　　这时，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两人登上船后，毛泽东亲自操起木桨。程潜见此情景，不安地说：“岂敢岂敢，你是国家元首，已年近花甲，怎能让你为我荡桨？”

　　“哪里哪里，你是国民党元老、爱国高级将领，又是我的老上级、乡人，还分什么彼此喽！你已古稀高龄，总不能让你划桨吧。”说着，毛泽东操起桨用力划起来。

　　毛泽东一边操桨，一边讲述着中南海的历史：“中南海和北海在明清时统称为西苑或西海子，也称太液池，并列为禁苑。明代后期按地域又分为南海、中海、北海，合称三海。民国以后，又分为中南海和北海。中海为辽代开辟，是金代离宫万宁宫的所在地，元代营建大都时划入‘大内’范围。南海开辟于明代。整个中南海1500亩的面积，水就有700亩。海内的建筑物不但布局错落有致，颇有讲究，就是建筑技术、工艺水平也很高超。这些虽说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自己建造的，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聪明和才智。如今我们共产党人住进来了，但要把它管理好。”

　　程潜连连称赞：“主席真是博学多才，学贯古今啊！”“哪里哪里，在你面前，我还不是班门弄斧。”毛泽东笑道。

　　两人不停地说笑着，笑声在中南海久久回荡。

　　在中国，尊敬老人不仅被看作是生活中的美德，而且是在公共事务中也被看作是一种美德。因此，所有领导者不能不重视这种伦理关系。事实上，深受传统的伦理思想熏陶的毛泽东，那种与生俱来的尊老敬贤的美德，使他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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