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看三国，赏英雄

毛泽东曾给《三国演义》以最恰当、正确的评价。

　　他说：“《三国演义》至少要看三遍，你读了它，就可以算半个中国人了。”

　　他还说，读《三国演义》这类书，能使人聪明，能“对社会了解多一些，也会对事物增强分析能力”。

　　毛泽东谈论《三国演义》，虽然是片言只语，却使三国学别开生面，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国故事传扬万里，走红中国和华人世界。

　　华人世界不知道三国故事是很少的。

　　华人知识群不读三国也是不多的。

　　三国故事汇集了农耕社会几千年智慧，写了各种善恶观，也写了各路人马众生相和以他们为载体的文化道德观。它也是构架人际语言思维，民族情感交流的纽带和桥梁。

　　历史人物是历史的主体。人们读史谈史，通常就是从历史人物的行事和言论来审判过去，认识现实的。

　　封建史家的笔法：成则为王，败则为寇。《三国演义》的好人坏人，通常是以对“汉室”与否而界定的。千古评说，是是非非。

　　毛泽东则是以统一、进步为标准的。

　　他说：“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

　　毛泽东从民族情感和伦理规范相融合的视角加以解剖和演绎，以其独具的政治思维特色，给予三国人物以再新的含义。

　　袁绍多谋难断，得计迟

　　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摘自毛泽东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阴（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四世三公的大官僚家庭。在汉末群雄混战中，起初他的势力最大，地广兵多，手下谋臣武将也不少，曾是讨伐董卓的盟主。与地方割据集团混战中，据河北四州（冀、青、幽、并）。公元200年在官渡被曹操击败。公元202年病死。

　　毛泽东多次提倡要多谋善断，他要干部不能学袁绍。1971年11月8日，在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联合国大会前夕，毛泽东约见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等。他在谈到进入联合国是一个大胜仗后就说：还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遇事要商量，要多谋善断，不要像袁绍那样“多谋寡断”，更不能“不谋专断”，谨慎不是谨小慎微。看准了的该说就说，该做就做。

　　官渡之战，曹操与袁绍双方强弱悬殊，但是曹操能审时度势，采取灵活的作战方针，力争主动。首先声东击西，解白马之围，接着诱歼袁军追兵，初战告捷。然后，主动转移兵力，坚守官渡阵地，以逸待劳，寻机作战。掌握情况后，及时抓住战机，奔袭乌巢，烧毁袁军屯粮，并乘胜发起反攻，取得了决战胜利。

　　袁绍由于政治腐败，骄傲轻敌，内部分裂，给曹操以可乘之机。在军事上，袁绍依仗兵力优势，企图夺取白马，直捣许昌，一举歼灭曹军，结果10万大军被制于官渡。这时，他又只知正面硬攻，一线平推，一再拒绝真知灼见的建议，使全军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在决战关头，袁绍缺乏战略的头脑，没有以足够兵力用于具有决定意义的乌巢方向，结果全军覆没，成了败军之将。（《后汉书》卷四十五，《资治通鉴》卷三十六）

　　袁绍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与他的见识、能力和胸怀有十分重要的关系。

　　毛泽东多次把袁绍作为负面人物来开导、教育干部和群众。在毛泽东心目中，袁绍是一个志大才疏、办事拿不住要点，得计迟、见事迟的典型。毛泽东读《三国志》，也很注意作者陈寿对袁绍特点的描写。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接着说：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毛泽东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6月，毛泽东在一次个人谈话中说：我们过去八年的经济建设都是平衡的，就是去年下半年刮了七八个月的“共产风”，没有注意综合平衡，因此产生经济失调的现象。说明我们做经济工作应该有清醒的头脑，胆大心细，多思慎行，统筹全局，责任分明，不然就会造成损失，毛泽东接着引用唐朝医学家孙思邈的话说：“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

　　同年6月，在同《人民日报》负责人谈话时，毛泽东批书生办报，又说到袁绍：“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又说：“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则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216页）

　　毛泽东还多次谈到郭嘉对袁绍的评价。《郭嘉传》记载，郭嘉起初在袁绍手下做事的时候，曾私下对袁绍的谋士辛评、郭图说：“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三国志卷十四《魏书？郭嘉传》第431页）

　　毛泽东从曹操、郭嘉对袁绍的评价中提炼出两点：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从而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能用人；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这样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

　　例如，郭图劝袁绍迎接天子到邺县建都，袁绍不同意。正好碰上曹操迎天子在许昌建都，由此借天子声威收黄河以南地区，关中也归附曹操，“绍悔，欲令太祖徙天子都鄄以自密近，太祖拒之。”（卷六《魏书？袁绍传》，第194页）这就是见事迟，得计迟。

　　袁绍进军黎阳，派手下大将颜良在白马攻打刘延，谋士沮授劝阻说，颜良生性急躁狭隘，有勇无谋，难独担此重任。袁绍不听。曹操出兵救刘延，结果颜良败死。（卷六《魏书？袁绍传》，第199页）这就是不能用人。

　　官渡之战中，沮授屡屡向袁绍献计，都未被袁绍采纳。更有意思的是，在官渡之战前，沮授和袁绍的另一个谋士田丰曾劝袁绍不要南下打曹操，宜巩固所占领的北方四州，同曹操打持久战，然后出奇兵攻曹操虚弱的地方。袁绍不听，认为田丰破坏士气，把他带上镣铐关押起来。然后尽其兵马在官渡与曹操决战，结果失败。有人对田丰说，当初你的建议是对的，看来这次要被重用了。“丰曰：‘若军有利，吾必全；今军败，吾其死矣。’绍还，谓左右曰：‘吾不用田丰言，果为所笑。’遂杀之。”（卷六《魏书？袁绍传》，第199￣201页）

　　在毛泽东看来，当领导的，尤其是当军事领导人、军事指挥员，见事迟，得计迟，是致命的弱点。成败之举，在于明察要点，然后当机立断。不称职的军事领导，常常失误于此。

　　毛泽东不只是在读史评古人时才批评和反对见事迟、得计迟的领导弱点，他是把它当作现实问题，当做提高干部队伍的基本素质的问题提出来的。避免见事迟、得计迟，提倡看得到，抓得起，这正是毛泽东自己的领袖素质和领导能力及政治风格。同时，他也不希望自己队伍中的领导干部出现袁绍这种短见而刚愎之人。毛泽东读史主要是为了致用，历史也是教育干部的好教材。

　　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当今惜无孙仲谋

　　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27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孙权（182￣252）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三国时吴国建立者。公元229～252年在位。继父兄事业据江东六郡，后取荆州，229年于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在位期间，平定山越，开发南方。晚年陷入昏聩。

　　孙权是三国时期一个非常有作为的人物。《三国演义》里描写他“碧眼紫髯”，很有异相。他有识人之鉴，用人之明，特别是在关系孙吴集团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这一优点表现更为突出。他先后重用的东吴四任统帅——周瑜、鲁肃、吕蒙、陆逊都是当时第一流的人才，使他能继父兄之业，雄踞江南，与魏、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就了一番英雄事业。

　　毛泽东几次提到孙权年纪轻时，就当家了。1965年1月，他在一次谈话里说：看起来还是青年人行。群英会上的英雄，大多是二三十岁的人，诸葛亮当时才二十七岁，孙策初干事时，不到二十岁，孙权更小。孙权生于东汉光和五年（182年），他接哥哥孙策班时才十八岁。毛泽东对孙权年少大有作为极感赞赏。他曾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者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操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毛泽东很欣赏孙权。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着名词作《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中，高度赞扬了孙权，毛泽东非常喜欢这首词，多次圈阅和诵读。

　　1957年3月，毛泽东乘飞机从南京到上海，在飞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俯视当年的京口和滚滚江流，提起笔来，写下了这首词：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

　　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

　　曹刘。

　　生子当如孙仲谋。

　　写毕，毛泽东向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孙权当年在曹操数十万大军压境之际，力排众议，作出联刘抗曹的决断，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早年读书时，曾说过“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1975年5月，毛泽东在北京召集政治局会议，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对自己所作《水调歌头？游泳》的两句作了解释：我说才饮长沙水，就是白沙井的水。武昌鱼不是今天的武昌，是古代的武昌，在现在的武昌到大冶之间，叫什么是我忘了，那个地方出鳊鱼。所以我说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孙权后来搬到南京，把武昌的木材下运南京，孙权是个能干的人。他接着又念了辛弃疾《南乡子》的两句：“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当今惜无孙仲谋”，并将后一句作了改动，再让叶剑英念这首《南乡子》。叶剑英背完后，毛泽东又高兴地重复了这首词的最后两句。

　　毛泽东熟悉孙权故事，时而捡来说事，恰到好处。1970年4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不当国家主席，也不再设国家主席，并以三国故事为例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在会见中回顾中日两国两千年来的友好来往时说，到了三国，孙权想找你们，派遣一个三万人的船队……

　　毛泽东尤其欣赏孙权劝吕蒙读书一事。

　　他在1958年9月，到安徽视察工作时，对随行的罗瑞卿、张治中说：“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读书，他接受了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现在我们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在这前后，毛泽东还说过仅仅从读书和不读书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他说，三国时候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济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三国志》中《吕蒙传》说吕蒙自幼不曾读书，十五六岁就随孙策出征，作战勇敢，遇事也很有主见，屡立战功。孙策死后，吕蒙也很得孙权器重。为了更好培养他，孙权劝他读书，用文化知识来开阔眼界。吕蒙一开始有畏难情绪，推脱说：我现在军务在身，恐怕不容许我去读书啊！孙权正色回答他：我并不要求你学有多深，但你应该了解往事，懂得历史。你说事务多，难道还超过我吗？我自统事以来，已系统学习了各种史书和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你并不笨，学必有得，为什么不学呢？你应当尽早去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你应该好好地自己勉励自己啊！

　　从此，吕蒙开始读书，“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其见识逐渐超过了有学问的人。后来鲁肃统军，到吕蒙那里议论国事，感到吕蒙已大有长进，有时连自己也觉得不及他了。他感叹地说：“以前我以为你只会打仗。想不到你已‘学习英博’，再也不是‘吴下阿蒙’了。”于是他在衰老的时候，就向孙权推荐吕蒙当了自己的接班人，统领东吴三军。吕蒙经过刻苦学习，览典通经，如虎添翼，胆识俱增，战无不胜。他用“诡计”奇袭荆州，并设计在麦城活捉了不可一世的关羽，为东吴立下了奇功。后来他又推荐比自己年轻的陆逊以自代，陆逊后来成功地指挥了着名的彝陵之战，使自命不凡的刘备遭受重创，不久即死于白帝。孙权夸奖吕蒙：没有人能像我们的吕蒙那样，年长后还能下决心刻苦自学。毛泽东也很欣赏吕蒙的年长后好学，他提倡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读《吕蒙传》，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

　　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216页）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今河北涿州）人。三国蜀汉创建者。公元221～223年在位。早年参加镇压黄巾军。先后隶属公孙瓒、陶谦、曹操、袁绍和刘表。后得诸葛亮辅佐，势力渐丰。208年，与孙权所部周瑜合兵在赤壁大败曹操。据荆州。后西征，据两川和汉中。称帝。在彝陵之战中惨败，病死于白帝城。

　　刘备是三国时期一个有所作为的政治家。他能够宽和待人，知人善任，依靠一批有才干的文臣武将，在群雄割据混战中不断克敌制胜，并与曹魏、孙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

　　刘备在民间的知名度很高。毛泽东曾多次对刘备作过精彩的评论。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专机飞临镇江上空时，他书写了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楼有怀》，还解释了这首词，当谈到“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时，就说起了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接着，毛泽东又说：尽管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李林达《情满西湖》第240页）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在谈了翦伯赞在《光明日报》所写的论赤壁之战一文后，又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刘备的长处是善于用人，所以能得到像诸葛亮那样颇有才智、品学兼优的智士辅佐。毛泽东对此很称赞。

　　刘备的“多谋寡断”这一缺点，表现在蜀吴的彝陵之战上。

　　公元221年，刘备讨伐孙吴，发动彝陵之战。刘备将十万大军屯驻在从巫峡至彝陵的一百余里的山地上，分散四十余营。223年6月，吴帅陆逊采用火攻，使蜀军全线崩馈。对于这一战役，毛泽东在读《三国志集解》时，从当时处于强者一方的刘备的角度，曾加以总结。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中，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鍠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攻破蜀军呢？毛泽东针对这种说法批注到：“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困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1957年7月，他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又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527页）刘备善于用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在与他谈及《三国演义》时，还说：看这本书，不但要看战争，看外交，而且要看组织。你们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

　　当然，毛泽东对刘备的缺点也看得很清楚，他认为，刘备的最大失误是好感情用事。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由西柏坡至北平，路经刘备家乡河北涿州时对警卫员说：《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就是在涿州同关羽和张飞结拜成异姓三兄弟的，这里就是书中说的“桃园三结义”的地方。又说：刘备的野心大，从一个织草席、卖草鞋出身的人，经过二十几年的风雨搏斗、军阀混战，才在诸葛亮的辅佐下临时占据了湖北的荆州，后来又夺取了四川，总算站稳了脚跟，但他志大才疏学识浅，好感情用事，在许多问题上用感情代替了政策，因为想报二弟关羽被东吴杀害之仇，置江山社稷于不顾，不听诸葛亮等谋臣的劝阻，冒然负气出兵，结果被东吴打得大败而归，自己无颜再回成都见诸葛亮和文武百官，死在临近湖北的四川省东部奉节县东的白帝城。

　　毛泽东还认为刘备这个人不能区分主次矛盾，因此导致了失败。1941年春皖南事变后，毛泽东借用刘备的例子，指出对于各部分的国民党人，应当采取不同的政策。毛泽东说：三国时期，荆州失守，蜀军进攻东吴，被东吴将领陆逊火烧连营七百里，打得大败，其原因就在于刘备没有区分与处理好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在谋略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操。”曹刘是主要矛盾，孙刘是次要矛盾。孙刘的矛盾是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所以当孙权数次讨荆州时，诸葛亮总是一再推诿软磨，而不硬抗，直到最后才让出荆州的部分地方。刘备不了解这一点，派了根本不执行联吴为根本、争夺荆州要有理有节方针的关羽去驻守荆州。他在讲了关羽大意失荆州后，又说：刘备见关羽被杀，荆州丢失，遂起兵攻打东吴，众臣苦谏都不听，实在是因小失大。正如赵云所说：“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诸葛亮也上表谏止说：“臣亮等切以吴贼逞奸诡之计，致荆州有覆亡之祸；陨将星于斗牛，折天柱于楚地，此情哀痛，诚不可忘。但念迁汉鼎者，罪由曹操；移刘祚者，过非孙权。窃谓魏贼若除，则吴自宾服。愿陛下纳秦宓金石之言，以养士卒之力，别作良图，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可是刘备看完后，把表掷于地上，说：“朕意已决，无得再谏。”决意起大军东征，最终导致兵败身亡。

　　所以毛泽东认为，刘备晚年不行，有暮气。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说：三国时刘备不好，还是老头子挂帅。

　　曹操这个人很了不起

　　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5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曹操（155～220）即魏武帝，字孟德，小名阿瞒。三国时着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世族官僚。东汉末镇压黄巾军起义，后又讨伐董卓势力，力量渐强。迎汉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中大败袁绍。逐渐统一中国北部。后在赤壁之战中败于刘备、孙权联军，遂成三国鼎立之势。208年为汉丞相，后封为魏公、魏王。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为武帝。

　　曹操是历史上有争议的人物。旧史学家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随着历史小说《三国演义》的普遍流传和戏剧舞台上的人物造型脸谱化，曹操被视为“旷世奸雄”已成为我国妇孺皆知的事。千百年来，偏见掩盖着历史的真实。毛泽东在一部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演义》中，对《魏书？武帝纪》、《魏书？文帝纪》、《魏书？刘表传》有关曹操部分，作了不少圈画和批注。他主张对曹操的评价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毛泽东经常谈论曹操，他的谈论涉及到曹操一生政治、军事、用人之道和文学创作等诸多方面。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曹操历来被看作是篡汉的“奸雄”。毛泽东则肯定这一历史人物的才略和功绩。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在参观殷墟时，周边就是曹操主要政治中心之一的邺城故址。他面对北方的漳河说道，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接着说：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于古邺。邺城始建于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属魏国。西门豹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后，于204年进邺建都，此后史称邺都为魏都。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后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至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后在邺建都五十二年。曹操在邺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着名的三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修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魏都赋》，对邺都进行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后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杨庆旺《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232～1234页）

　　毛泽东对历史上把曹操作为奸臣看待十分不满。1954年夏，他在北戴河与保健医生谈起了曹操。他称赞曹操是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并肯定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改革东汉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的历史功绩。他说：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说，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几个月后，他在北京回信给在北戴河的女儿李敏、李讷，说“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06页）

　　毛泽东喜欢将曹操和其同时代的人物作比较，以评价他们的优缺点。1957年11月初，毛泽东在莫斯科与郭沫若、胡乔木纵谈三国史时，突然问翻译：你说说，曹操和诸葛亮这两个人谁更厉害些？接着又自我解说：诸葛亮用兵固然足智多谋，可曹操这个人也不简单，唱戏总是把他扮成大白脸，其实冤枉。这个人很了不起。（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还有一次，他在讲《三国演义》青梅煮酒论英雄时说：刘备比曹操所见略逊。（李林达《情满西湖》第240页）

　　毛泽东坚决主张要为曹操翻案。把头足倒置的史实恢复真容。1958年11月初，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就提出了把曹操“看作坏人，这是不正确的。”（斯？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页）几天后，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召集柯庆施、李井泉等座谈《三国志》，他说：《三国演义》是把曹操看作奸臣来描写的，而《三国志》是把曹操看作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来叙述的，而且说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由于《三国演义》又通俗又生动，看的人多，加上旧戏上演三国戏都是按《三国演义》为蓝本编造的，所以曹操在旧戏舞台上就是一个白脸奸臣。这一点可以说在我国是妇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给曹操翻案。我们党是讲真理的党，凡是错案、冤案，十年、二十年要翻，一千年、两千年也要翻。他实事求是地评价曹操说：“曹操统一北方，创立魏国，抑制豪强，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和发展，是有功的。说曹操是奸臣，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这个冤案要翻。”（陶鲁笳《一个省委书记回忆毛泽东》第144～145页）

　　毛泽东虽然力主为曹操翻案，但他对曹操也是有功说功，有过说过，并非一味全盘肯定。曹操有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也有失误处。1966年3月，他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就说：曹操打过张鲁以后，应该打四川。刘晔、司马懿建议他打。刘晔是个大军师，很能看出问题。说刘备刚到四川，立足未稳。曹操不肯去，隔了几个星期，后悔了。曹操也有缺点。有时也优柔寡断。这个人很行，打了袁绍，特别是打过乌桓，进了五百多里，到东北迁安一带，不去辽阳打公孙康。袁绍的儿子袁尚等人，要谋害公孙康，公孙康杀了袁尚兄弟送头给曹操，果然不出所料。“急之则相救，缓之则相害。”毛泽东很喜欢读《三国志》中的《武帝纪》，为之写了很多条眉批，其中有一条就批评曹操执法，“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但却是对人不对己，因此，他在眉批中有“赤壁之败，将抵何人之罪”一语。赤壁之败导致日后三国鼎立，此乃曹操骄傲轻敌所致。

　　曹操不仅武功卓着，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而且酷爱文学，有浓厚的文学修养。毛泽东很喜爱曹操的诗文，在三曹中尤为青睐曹操的乐府诗，曾写过《浪淘沙？北戴河》词，称赞“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还说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1959年9月与邵华谈话时又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特别喜欢曹操的《龟虽寿》、《短歌行》、《观沧海》等篇章，对《龟虽寿》中表露的浓厚的唯物观色彩与积极进取的人生观更为欣赏。1961年8月25日，他将此诗推荐给因病休养的胡乔木，“曹操诗云：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此诗宜读。”1963年12月14日，又给因病休养的林彪写信：“曹操有一首题名《龟虽寿》的诗，讲长生之道的，很好。希你找来一读，可以增强信心。”（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第129～130页）

　　毛泽东还很欣赏曹操养生之道，曾对保健医生介绍：曹操多年军旅生涯不会很安逸，可在一千七百多年前，医疗条件也不会怎么好，他懂得自己掌握命运，活了六十五岁，该算是会养生的长寿老人哕，你们搞医疗的应该学学，不要使人养尊处优，只想吃好、穿好，不想工作还行？更不能小病大养。保健不是保命，不要搞什么补养药品，我是从来不信这些的。主要是乐观、心情开朗、锻炼身体。又说：曹操讲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陆游讲死去原知万事空，这都是唯物的。（同上，第130页）

　　毛泽东始终肯定曹操，直到晚年他的观点都没有改变。1975年，他对伴读的北京大学讲师芦荻说：汉末开始大分裂，黄巾起义摧毁了汉代的封建统治，后来形成三国，这是向统一发展的。三国的几个政治家、军事家，对统一都有所贡献，而以曹操为最大。司马氏一度完成了统一，主要就是他那时打下的基础。1976年的一次谈话中，又将曹操和孔子、秦始皇、朱元璋并列。

　　毛泽东一反历来史家对曹操的评价，摒弃了正统观念，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扭转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偏见，恢复了曹操的本来面貌。这些都说明了毛泽东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审视和评价历史人物，对指导学术研究是有意义的，这绝不是单纯去打笔墨官司，而是端正了历史研究中的方向问题。

　　刘表“虚有其表”

　　虚有其表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刘表（142～208）字景升，东汉末山阳高平（今山东鱼台东北）人。皇族远系。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曾占有湖北、湖南地方。任荆州刺史，得地方宗族蒯氏、蔡氏支撑，发展壮大，后为荆州牧。对军阀之间的战争采取观望，所据地区破坏较少，中原百姓前来避乱者甚多。后病死，其子刘琮降曹操。

　　刘表虽然是东汉末年割据一方的豪强，但他却无进取之心。也许这就是毛泽东对他不感兴趣的地方。

　　毛泽东是非常鄙视刘表其人其事的。毛泽东读《三国志》卷六《刘表传》中写的批注，都是贬语。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称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读了后，颇不为然，批注道：“虚有其表。”他还在读该传时写了有关曹操的两条批注，以称赞曹操的有所作为，批判了刘表。一条是裴松之所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到荆州时，江南有一些宗族不服，据众反抗，刘表“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皆斩之”。毛泽东读于此注，对“皆斩之”的做法很不赞成，所以，他在“皆斩之”三字旁划了粗壮的曲线，又在天头上写有批语：“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一条是毛泽东在今人卢弼《三国志集释》注释，刘表于建安五年（200年）攻长沙张怿，“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又在天头上作了批语：“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里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欲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侯。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都集中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无所作为，且总是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所以，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曹操与刘表，实有凤鸭之别，这在后人看来是明明白白的事情。可在当时却未必，刘表号称“八俊”之一，又是汉家宗室，坐拥荆襄，声名极隆；而曹操则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纵有雄才大略，但在名声上却远不及刘表。

　　1965年叶剑英赋七律《远望》一首。毛泽东读后颇称赞之。其中“景升父子皆豚犬，旋转还凭革命功”两句尤为毛泽东喜爱。“景升父子”即指东汉末年割据荆州的刘表、刘琮父子。刘表字景升。《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历》称：“（孙）权行五六里，回还作鼓吹。公（曹操）见舟船器仗军伍整肃，谓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父子若豚犬耳！”

　　看来，人有虚名，不图进取，实为当时之累，亦落后，人之讥。

　　从毛泽东为《刘表传》作注不难看出，在毛泽东看来，为人者，不能光有其表，而没有其实。要勇于进取，有远大志向，不能满足于一时的安逸，做土皇帝，要居安思危。

　　诸葛亮，能人啊！

　　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这是他的高明处。

　　——转引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1993年12月20日《光明日报》）

　　诸葛亮（181～234年）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幼时父母双亡，随叔父诸葛玄避乱到荆州，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躬耕读书，研究天下大事，以待时机。好为《梁父吟》，自比管仲、乐毅。被称为“卧龙”。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拜访，与刘备说《隆中对》，为备定据荆、益二州，联吴抗曹之策。成为刘备主要助手。刘备称帝，封丞相。刘备死后，辅后主刘禅。政事无巨细，咸决之，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曾多次北伐曹魏，后病死五丈原（今陕西眉县西南）军中。

　　在三国人物中，毛泽东最推崇的，大概要算诸葛亮，诸葛亮是他谈得较多的一位历史人物。早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他在《讲堂录》里就说诸葛亮是“办事之人”，并借用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作为同学悼词，抒发对诸葛亮的萦念。他多次提倡人们要学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后而已”。自己也表示：我也要鞠躬尽瘁，死后而已呢！“鞠躬尽瘁，死后而已”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名言。毛泽东熟诵两个《出师表》，虽然他认为《后出师表》不是诸葛亮手笔，但仍不失为一篇好文章，因而在1939年1月为《八路军军政杂志》撰写的发刊词里，还引用了“从前人说，读诸葛《出师表》而不流泪者，其人必不忠”。（《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140页）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最爱用“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这句话来形容他。毛泽东从这句大家熟悉的话中，看到人们思维过程的规律，并多次引用这句话说明这一规律。毛泽东在写作《实践论》，分析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阶段，即认识的感性阶段和理性阶段时，他说：“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们普通话说所谓‘让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1944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在谈到干部的骄傲自满情绪时又说：“……《三国演义》的作者形容孔明就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现在就是让大家多想问题，多皱眉头，才能解决问题。”

　　解放后，毛泽东很注意维护民族团结，因而对历史上那些能处理好民族关系的政治家，是十分推崇的。毛泽东说：“诸葛亮会处理民族关系，他的民族政策比较好。获得了少数民族的拥护。”在《诸葛亮传》中，他在裴松之引《汉晋春秋》的一段注文旁边，加了很多圈。这条注文记载了诸葛亮七擒七纵少数民族首领孟获和平定云南后用当地官吏管理南中的事迹。毛泽东赞叹道：这是诸葛亮的高明处。

　　毛泽东非常注视“七擒七纵”，把它视为处理民族矛盾的一个方法。1935年5月初，毛泽东率领红军长征到安顺场，当得知总参谋长刘伯承已妥善处理了和彝族首领结盟事，很高兴地询问：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说服了小叶丹呢！1949年，当习仲勋妥善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二十代千户项谦归顺成功时，对习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他为民族团结取得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1953年8月，当西南军区李达参谋长汇报贵州擒获布依族女匪首程莲珍案事时说：这个女匪首，下面要求杀。但毛泽东说：不能杀。好不容易出了一个女匪首，又是少数民族，杀了岂不可惜？又说：人家诸葛亮擒孟获，就敢七擒七纵，我们擒了个程莲珍，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连两擒两纵也不行？总之，不能一擒就杀。1956年4月，又在与天宝（桑吉悦希）、瓦扎木基谈及有些民族地区出现有被俘的叛乱分子，放回后又叛乱的问题时，他即告诫说：诸葛亮就是七擒七纵，我们共产党为什么不可以八擒八纵呢？据当时是凉山彝族代表瓦扎木基回忆，当他向毛泽东汇报凉山人民要求废除奴隶制度，实行民主改革时，“毛泽东从三国时诸葛亮说起，引经据典，教育我们要有气魄，有胆略，搞好彝族地区的民主改革”。

　　诸葛亮在封建社会被奉为名臣的代表，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写诸葛亮就没有缺点。但历史上的诸葛亮确有很多值得为后人借鉴处，对此，毛泽东也给予了最大肯定。1950年4月，他在北京中南海对董其武将军说：有人害怕共产党，那有什么可怕呢？共产党心口如一，表里一致，没有私利可图，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我们国家搞好。你看过《三国演义》吧？共产党就是以诸葛孔明的办法办事。那就是“言忠信，行笃敬，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众益”。

　　毛泽东还经常向干部和群众说诸葛亮的故事，启发、教育他们重视学习文化和历史。1958年秋，毛泽东在河南郑州接见南阳县委的一位书记，问道：你们南阳，旧称宛城，是个古老的市镇，藏龙卧虎的地方哩！南阳有个卧龙冈，据说诸葛亮曾在那儿隐居过。诸葛亮，能人呵！俗话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诸葛亮是哪里人呀？你知道吗？他等了片刻不见回答，便自己说：诸葛亮是山东琅琊阳都人。阳都，就是现在的沂水县。毛泽东接着又问了南阳农民生活，在分手时说：我给你留下两句临别赠言：第一学一点历史知识；第二要关心人民生活。

　　诸葛亮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智慧的象征。毛泽东肯定诸葛亮的聪明才智。1962年2月，他在和南京炮兵工程学院院长孔从周谈日益进步的科学技术时，又谈了诸葛亮的兵器改革，说：我们祖先使用的十八般兵器中，刀矛之类属于进攻性武器，弓箭是戈矛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射箭误差大，于是又有了弩机，经诸葛亮改进，一次可连发十支箭，准确性提高了。他征孟获时使用了这个先进武器。可是孟获也有办法，他的三千藤甲军就使诸葛武侯的弩机失去了作用。诸葛亮经过调查研究，发现藤甲是用油浸过的，于是一把火把藤甲军给烧了。（见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他的连弩法，其法矢长八寸，一弩可发十矢，也就是古代小说所称的“连珠箭”。1964年，四川郫县曾出土的蜀汉景耀四年（161年）制作的铜弩机，即是诸葛亮改进后的连弩。毛泽东还常以诸葛亮作为智慧力量的象征激励干部和战士。在红军时代，他就多次说：“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只要我们有诚心，有耐心，就能把湘粤赣边建成千个万个“诸葛亮”。动员起来，参加我们的斗争，那我们干出来的事业就一定比当年的诸葛亮不知要伟大多少倍。

　　当然，历史上的诸葛亮并非十全十美。1959年7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扩大会上就说：人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不可能如同孔明那样，事先安排定锦囊妙计。毛泽东还说：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他在读宋苏洵《权书？项籍》有关评说诸葛亮“弃荆州而就西蜀，吾知其无能为也”时，写下了精彩的批语：“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6页）历来史家皆誉颂诸葛亮《隆中对》的战略思路，毛泽东却别树一帜，言之成理，堪称卓见。

　　周瑜是政治家

　　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见《毛泽东着作选读》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下册第700页）

　　周瑜（175～210）字公瑾，三国时东吴将领。庐江舒（今安徽舒城）人。官僚士族。助孙策夺取江东六郡。后辅佐孙权。208年，联合刘备所部，取得赤壁大战胜利。后来守南郡（今湖北江陵），因旧疮复发，病死。精通音乐，史称“曲有误，周郎顾”。

　　周瑜是三国时期一位文武兼备、风流儒雅的青年将领，毛泽东曾在多种场合谈到他。

　　毛泽东谈论周瑜都是突出他的年轻有为，这同毛泽东主张放手任用新人的思想有关。毛泽东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因此，“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第186页）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提出要提拔青年干部。因此，也多次提到过三国时的俊才周瑜。周瑜生于汉熹平四年（175年），公元208年赤壁之战任东吴统帅时，正是三十三岁雄姿英发的青春年华。毛泽东是把周瑜作为后起之秀的青年干部的典型加以肯定的。

　　1953年6月30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与他们谈及要多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时，他说：“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自然不能统统按年龄，还要按能力。”（《毛泽东着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第700页）1957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及提拔青年干部时，又以周瑜为例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他接着说：古时候可以破格用人，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大胆提拔。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就“破除迷信”的问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周瑜、孔明都是年轻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但是周瑜打了胜仗。（王子今《毛泽东和中国史学》第199页）

　　毛泽东认为周瑜很有战略眼光，他曾对彭德怀说：周瑜是政治家。

　　毛泽东总是把目光投向青年，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不断地向新的事物挑战，向新的目标迈进，显示出了他雄视千古的大胸怀和超越前人的大气魄。

　　郭嘉足智多谋，很值得学习

　　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他说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029～1030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

　　郭嘉（170～207）字奉孝，东汉末曹操谋士，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初隶属袁绍，以绍好谋无决，难于成事，遂归曹操，先后从征十一年，运筹策划，颇有奇功。后病死。

　　郭嘉是三国时期的一位着名人物。初在袁绍部下，他认为袁绍“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三国志？魏书》第431页）后经人推荐，成为曹操的重要谋臣，曹操很赏识他，认为：“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战，策谋帷幄，出了许多好主意，功绩卓着。

　　曹操同他谈论统一天下之事说：“袁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二州相从，地广兵强，而又非常傲慢无礼。我想率兵前去征讨，怎奈力小不敌，怎么办？”郭嘉分析道：“昔日楚汉战争之时，刘邦不敌项羽，您是知道的。然而，汉高祖唯用智胜，项羽虽强，终于为刘邦所擒，以我个人之见，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兵强，无能为也。袁绍坚持旧的礼法，因而繁礼多仪；您却讲求时效，体任自然，此为道胜一也。袁绍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您则顺应形势以统帅天下，此为义胜二也。汉末政治失败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则继续实行宽纵政策，故而不能威慑豪强；您却严行法治，严惩不法豪强，故而上下人等皆知遵守国家的法度，此为治胜三也。袁绍外表似乎宽宏大量，而内心却量小忌贤，用人而有疑忌，所任用者，惟有其亲戚子弟而已；您则是外似严肃而内心机智英明，用人而无疑忌，唯才是举，不问远近，此为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断，失在后事；您则策定即迅速实行，应变无穷，此为谋胜五也。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之高门，依靠其累世之资历，高谈阔论揖让之高调，以收名誉，那些善于哗众取宠，用巧言以装饰外表之士多归之；您则以至诚待人，推诚而行，不务虚名，以俭朴为臣下之表率，有功者赏，那些有真知灼见，有真才实学的忠正之士皆愿意听从您的命令，为您所用，此乃是德胜六也。袁绍好施小恩小惠，而不考虑救国救民的大计，诚所谓妇人之仁；您则考虑治国之大事，恩加于四海，此乃仁胜七也。袁绍因不懂用人之道，其大臣为了政权皆相互攻击，造成惑乱；您却用人得法，浸润不行。此乃明胜八也。袁绍是非不明；您则对于正确者进之以礼，对于不正确的正之以法，此乃文胜九也。袁绍好虚张声势，不懂用兵之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我军有恃无恐，敌军则畏之，此乃武胜十也。”

　　郭嘉分析袁、曹相争，曹操有十胜之处，真是一语见的，入木三分。于是郭嘉备受赏识，曹操对别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

　　从此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讨，谋策帷幄，力挫群雄，功勋卓着。活捉吕布、官渡之战以及对乌丸用兵，这些都是郭嘉的计策，曹操对郭嘉越发器重，一再称道：“惟奉孝为能知孤意。”不幸的是郭嘉在北伐的路上病死了，曹操不胜悲痛，他抚摸着郭嘉的灵枢哭道：“奉孝之死，真是天亡我呀！”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遭到惨败，于是更加思念郭嘉。

　　“多谋善断”的实质，也可以理解为民主与集中的关系问题。多谋，善于与各方面的人包括与自己意见不同或相反的人商量问题，善于到群众中去听取各种不同的意见，这就得有一个好的民主作风；善断，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来自群众的意见，并且不失时机地作出决断，对我们的干部来说，就是既要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又要有革命的胆略和魄力。

　　1959年4月，在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据薄一波讲：毛泽东介绍《郭嘉传》让大家看，意思正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作事要多谋善断。毛泽东说，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

　　还有一次，毛泽东找李锐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后来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大哭。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反复对领导干部讲郭嘉的故事，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倾向。

　　毛泽东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讲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要告诉他们，不要多端寡要，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的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

　　有智者方可谋大事、成大业，居于领导岗位更是这样。纠正错误，搞好工作，需要郭嘉这样的多谋善断之士。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又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再加上英年早逝，更使人惋惜。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多次讲郭嘉的故事，自是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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