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说,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已经很不错了。
这是对作家说的,它也适宜于学者圈,这是对精神文明领域所有的人们的勉励和期望。它也意味着,作家和学者从事写作和研究,一定要严谨、认真,要有社会生活,“板凳要坐十年冷”。《红楼梦》是曹雪芹一人耗费10年心血写成的传世之作。传世之作无一不是要耗费成倍的心血。有浮躁心理和短期行为,是不可能也不能写出一部好作品的。但这也是对任何一个读者说的。人的一生,能够读懂一部像《红楼梦》这样的作品,那也是不错的了。因而,毛泽东多次提出:“一定要精读《红楼梦》。”“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可不读《红楼梦》。”“《红楼梦》最少要读5遍。”
毛泽东认为,中国古典小说,写得最好的就是《红楼梦》。
毛泽东说《红楼梦》:“作者的语言是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人物也写活了。”
据《经济日报》理论部的高路说:“毛泽东非常喜欢读中国的传统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西游记》等等。《红楼梦》是毛泽东最喜欢的一部书,他自己说读了十几遍,显然他是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的。”(张素华等:《说不尽的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
《红楼梦》写了以荣国府大观园为核心的四大家族圈,有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也有丫鬟仆妇走卒帮闲,社会百态,世间诸行,真可谓是形象地写活了200年前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
中国古典文学小说,都蕴含有抒情言志托意的内涵,而《红楼梦》别树一帜。鲁迅就说它:“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和变迁》)
毛泽东对《红楼梦》的见解,是和鲁迅灵犀相通的。但是,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对《红楼梦》的认识和研究,更是把它置放在20世纪文化大背景的平面上作审视和评定。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动荡、大改组、大变化的时代,毛泽东用政治战略家的明睿眼光分析解剖《红楼梦》,以阶级斗争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它放进现实社会圈去寻找答案,因而得出很多为他人未有的卓见。比如他把《红楼梦》比作认识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
1、高度评价小说《红楼梦》
1928年,在井冈山寒冷的冬夜,有时,毛泽东写文章写累了,便放下笔,同贺子珍海阔天空地谈论起来。在谈论中,他们之间也会发生一些争论。有一次,贺子珍谈起她喜欢《三国演义》、《水浒传》。毛泽东说:“我也喜欢这两本书。还有《红楼梦》,《红楼梦》也是一本好书。”贺子珍说:“我不喜欢。《红楼梦》才没意思呢。”毛泽东说:“你这个评价可不公正,这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哩!”贺子珍说:“《红楼梦》里尽是谈情说爱,软绵绵的,没有意思。”毛泽东一听,说:“《红楼梦》里也是写斗争的。《红楼梦》写了两派,一派好,一派不好。贾母、王熙凤、贾政,这是一派,是不好的;贾宝玉、林黛玉、丫环,这是一派,是好的。《红楼梦》写了两派的斗争。我看你一定没有仔细读这本书,你要重读一遍。”这段文字表明,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斗争之前,即在1928年之前,就读过《红楼梦》,并对《红楼梦》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看法。(王行娟:《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115页。)
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讲话。他从法捷耶夫的《毁灭》,谈到了《红楼梦》。毛泽东说:“大作家不是坐在屋子里凭想像写作的,那样写出来的东西是不行的。《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他又说:“艺术家固然要有伟大的理想,但像上马鞍子一类的小事情也要实际地研究。过去一个研究《红楼梦》的人说,他曾切实地把大观园考察过一番。现在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你们的作品,‘大纲’是全中国,‘小纲’是五台山。”(《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124页。)
“牵马认镫”,见《红楼梦》第四十七回《呆霸王调情遭苦打,冷郎君惧祸走他乡》:“湘莲道:‘这么气息,倒熏坏了我!’说着,丢下了薛蟠,便牵马认镫去了。”
1945年8月,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政治秘书王炳南介绍王昆仑、屈武、侯外庐等人后,他的大手潇洒一挥,对“小民革”负责同志说:“你们都是些无名英雄啊!”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王昆仑:“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红学’名家,‘太子派’头面人物,国民党‘六大’独领风骚,为人所不敢为,言人所不敢言,能够认识诸位,不虚重庆此行。”
在谈话中,当王昆仑谈到对这次谈判前途的担忧,认为恐怕很少收获,而蒋介石的执政党领袖地位的欺骗性怕不是那么容易戳穿的时候,毛泽东笑道:“有个问题想请教你这位红学专家。荣国府的贾府是由盛而衰吗?”不等王昆仑回答,毛泽东已经接着说出了自己的答案:“我认为这个家庭面临的是由衰而败的厄运。甲戌本第二回开头就说:‘如今这荣宁两府,也都消疏了,不比先时的光景。’就是说,厅殿楼阁峥嵘轩峻也好,树木山石蓊蔚调润也好,都不过是衰微中的表面繁华、败亡前的回光返照而已。”王昆仑已听出端倪:“你是说蒋介石的统治正如那荣国府,虽然貌似强大,实则不堪一击。”毛泽东微笑不语。侯外庐脱口而出:“《红楼梦》有一副对联:‘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它强调了事物变化之规律,特别是向其反方面转化的前提和条件。”
毛泽东接口说:“我们的目的很明确,和平、民主,不过这两条和蒋介石的打算都相反,他要打内战,搞独裁,怎么办呢?没有其他办法,他愿意谈,我就谈;他愿意打,我就打。他愿意边谈边打,我就边打边谈。反正我是延安来的客人,客随主便。如果这次谈判没有其他结果,能够揭露他的真面目就是最好的结果。”(王弘:《毛泽东妙语和谈》,《党史天地》杂志1995年第7期。)
“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见《红楼梦》第五回相关部分。
1947年,在陕北沙家店战役后,毛泽东在和卫士李银桥谈地主剥削时,他说:“我家里雇用过长工短工,我父亲给他们鸡蛋下饭吃。对于我,他不给蛋也不给肉。我家里算富农吧。我知道一些小地主也是这样……嗯,就是这样,怕雇工不好好干,自己还要省吃俭用。”李银桥目瞪口呆。这些话与他政治课上听来的可是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还是要看《红楼梦》啊!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权延赤:《卫士长谈毛泽东》,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242页。)
1948年4-5月,毛泽东在西柏坡。诗人柯仲平提出回延安的要求,说准备写一部长诗,歌颂刘志丹,歌颂他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影响下,创造了陕北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鼓励他回到陕甘宁边区根据地去,并且告诉他:要了解一个根据地,非有十年八年的时间不可。人的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就很不错了。(周而复:《怀念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又据《狂飙诗人柯仲平传》:“毛泽东系在晋察冀边区首府城南庄和柯仲平谈话。他问柯仲平:‘你在这里,是拉长工还是短工?’‘短工。’‘把短工拉完你到哪里去?’‘到你住过13年的那个地方去,写那个地方的革命。’‘应该说是12年半。’主席吸了一口烟,思索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要把西北斗争史写出来……没有十年、八年时间,是不能了解一个根据地的。嗐,一个人一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那样的作品也就很不错了。’”(王琳:《狂飙诗人柯仲平传》,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311—312页。)
据毛泽东警卫员张仙朋的回忆:1954年3月10日上午,主席一早起来就招呼我们,说今天要去登北高峰,叫我们把他要看的书和文件都带上。主席到杭州后,经常爬山锻炼,爱到山顶上去办公和学习。于是我们赶紧做好准备。吃过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当时,正下着小雨。山高路滑,很不好走。但是主席爬山很有经验,他脚步稳健,节节向高峰攀登。主席一面登山,一面和我们说古论今,谈笑风生。他问我们看过《红楼梦》没有?我们回答说看过。主席又问都看了几遍?有的回答看了一遍,有的说看了两遍。主席问站在他身边的一位老大夫看了几遍,老大夫说看了两遍。主席问他看过后有何感想?老大夫想了一下,十分认真地回答说:“我发现贾府里那些人都挺讲卫生的,他们每一次饭前都要洗手。”他的话音刚落,主席就大笑起来,我们也都笑了。有的同志开玩笑地说:“老大夫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到处宣传讲卫生。”大家更加笑了。停了一会,主席对大家说:“《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能有发言权哩。”接着又说:“多少年来,很多人研究它,并没有真懂。”当时,我们对主席讲《红楼梦》的事并不理解,实际上,主席正在酝酿写一篇重要文献。不久,在这年10月16日,他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同志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怀念毛泽东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38—139页。)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九回《情切切良宵花解语,意绵绵静日玉生香》末批语:“此回是一篇伟大的现实主义的杰作。情切切段,是将两种人生观相互冲突的爱情,用花一样的语言,切切道出。宝玉与袭人的相爱,两方面都是诚恳的,但他们性格不同,思想有矛盾,无法统一。在袭人看宝玉,是:‘性格异常,放荡弛纵,任性恣情’。而宝玉对袭人,也只能以‘坐八人轿’慰之。意绵绵段与前段相反,这里是将同一人生观相互结合的爱情。宝玉与黛玉的相爱,不仅是真挚的,而且建筑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是任何人不能相比的,故宝玉说:‘见了别人,就怪腻的。’他把黛玉比作‘真正的香玉’。而黛玉向宝玉说:‘真正你是我命中的妖魔星。’从袭人的口中,听到切切的箴(言?),故待之以八人大轿。从黛玉的身上,闻到绵绵的幽香,故比之以优美的童话。用现实的场面,具体的情节,生活中非说不可的语言,把一个封建叛逆者的形象和性格,生动的渲染出来,自然的流露出来,这是作者现实主义最成功的范例。”(《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据谭启龙自己回忆:1955年,在浙江绍兴,“之后,在东湖农场参观时,毛泽东同志同随行的罗瑞卿、陈伯达等人谈论《红楼梦》,问我:‘你读过这部书吗?’我答:‘读过一遍。’他接着说:‘读过一遍没有资格参加议论,你最少要读5遍。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着,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它里面有6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38页。)
1959年,有一次,水静(杨尚奎夫人)随杨尚奎到“180”(毛泽东住处的特殊代号)办件事。她看见毛泽东的客厅里摆着几本《安徒生童话集》,觉得很奇怪:毛主席还有兴趣看童话?后来水静在游泳池与毛泽东闲聊时,想起了这件事,便提出来问毛泽东。“写得好的童话,往往包含着许多哲理,能给人以启示。”毛泽东说,“凡是有价值的书,我都喜欢看。”“你喜欢看什么呢?”毛泽东问水静。“我最爱看小说。”水静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好嘛,爱好文学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毛泽东笑着说,“读过《红楼梦》没有?”读过,还读过3遍哩。”水静得意地回答说。“读3遍不够,至少要读5遍以上。”毛泽东仍然笑着说,“你知道《红楼梦》里写了多少个人物吗?”这可把水静问住了,她老老实实地说:“不知道,我没有算过。”“一共是327人,从皇帝、贵族,直到老百姓,都写到了,而且性格各异。刘姥姥就是个典型的农民嘛。”毛泽东说,“我看凭这点,就可以称为‘巨着’。”“我就喜欢曹雪芹笔下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可爱极了。”水静说。“不过《红楼梦》的意义恐怕还远远超出了文学范畴。”毛泽东接着说,“它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封建社会的全景,告诉我们一个崩溃着的封建社会是怎样完成它的最后的悲剧的。”毛泽东又举出了一些情节,并一一作了分析。(许祖范等:《毛泽东幽默趣谈》,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0—161页。)
“刘姥姥”,一个农家老妇女,《红楼梦》里“四大家族”之王家(即王子滕、王夫人、薛姨妈、王熙凤等那一家)的远亲。刘姥姥在该书中最先出现于第六回《贾宝玉初试云雨情,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1961年12月2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他说:“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红楼梦》写的是很精细的社会历史。对《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又说,贾宝玉是同情被压迫的丫环的。(陈晋:《毛泽东与古典文学》,《小说评论》1991年第3期。)
“贾宝玉”,《红楼梦》里的男主角。贾宝玉最先出现于该书第二回《贾夫人仙逝扬州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962年8月11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还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而《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1页。)
1964年,毛泽东与身边工作人员王海蓉谈话。毛泽东说:《红楼梦》可以读,是一部好书。读《红楼梦》不是读故事,而是读历史,这是一部历史小说。作者的语言写得很好,可以学习他的语言,这部小说的语言是所有古典小说中最好的一部,你看曹雪芹把凤姐都写活了,凤姐这个人写得很好,要你就写不出来。你要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读《红楼梦》要了解四句话: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里说的是贾家);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说史家),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说的是王家);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说薛宝钗家)。”(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31—232页。)
“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等句,见《红楼梦》第四回《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个哲学工作者谈话。他说:“《红楼梦》我至少读了5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开始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薛),珍珠如土金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33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只有用阶级分析才能把它分析清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16—217页。)
1967年10月12日,在与外宾谈话时,毛泽东说:“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就此,他把《红楼梦》定位是社会政治小说,推翻它是“情场的忏悔”的“自然主义杰作”,等等。而此中最独特的,是他在红学圈里首次提出《红楼梦》的总纲是第四回的那四句话,还有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都是须加以注视的,它们乃是弄懂《红楼梦》的主心骨。
据许世友回忆:1973年,毛泽东在接见我时,把哥白尼的《天体运行》和布鲁诺的《论无限性、宇宙和各个世界》的中文合印本交给我转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并嘱咐我也认真看一看这类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问我:许世友同志,你看过《红楼梦》没有?我说看了。毛泽东说:《红楼梦》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要坚持看5遍。我回答说:坚决照办。毛泽东接着指出:中国古典文学写得最好的是《红楼梦》。你们要搞点文,文武结合嘛!你们只讲武,爱打仗,还要讲点文才行啊!文官务武,武官务文,文武官员都要读点文学。(《许世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第619—620页。)
2、高度评价作者曹雪芹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会见了着名言情小说家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在谈到小说创作时,毛泽东风趣地对张恨水说:“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有位绰号叫‘袁大胡子’(即国文教员袁吉六)的先生,曾嘲笑我的作文,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今天遇到了张先生,我可是小巫见大巫了哟。”张恨水谦逊道:“毛先生雄才大略,大笔如椽,我辈小说家岂敢相比,真是惭愧。正如一些同道所批评的那样,自己的小说脂粉气太浓了些。”毛泽东道:“脂粉气也未必有什么不好,我看曹雪芹的脂粉气比先生要浓得多,但《红楼梦》不也一样令我们叹为观止嘛!我以为,文艺作品的好与坏,不能在题材上作统而言之,关键在于我们的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社会,刻画了社会的人和社会的事,反映出社会的矛盾斗争。”张恨水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6页。)
曹雪芹(?—1763),清朝中期小说家、文学家,满洲正白旗“包衣”(即家奴)后裔,生于南京,后长期生活在北京,着有古典长篇小说巨着《红楼梦》等。
1951年6月6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中指出:“我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思想界的领导人物一贯地重视语言的选择和使用,并且产生过许多善于使用语言的巨匠,如散文家孟子、庄子、荀子、司马迁、韩愈等,诗人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关汉卿、王实甫等,小说家《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三国志演义》作者罗贯中、《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儒林外史》作者吴敬梓、《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他们的着作是保存我国历代语言(严格地说,是汉语)的宝库,特别是白话小说,现在仍旧在人民群众中保持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405—406页。)
孟子(约前372一前289),战国时期山东人,思想家、教育家,着录传世有《孟子》。
庄子(约前369一前280),战国时期思想家,着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
荀子(约前313一前238),战国后期思想家、教育家,着作有《荀子》。
司马迁(约前145一?),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有作品《史记》,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屈原(约前340一前278),战国末期楚国诗人,有《离骚》、《九歌》、《九章》等作品。
杜甫(712—770),唐朝诗人,有《杜少陵集》。
白居易(772——846),唐朝诗人,有《白氏长庆集》。
关汉卿,大都(今北京)人,元朝戏剧家,有《窦娥冤》、《拜月亭》、《救风尘》等杂剧60余种,今存13种。
王实甫,元朝戏剧家,有杂剧《西厢记》、《丽春堂》、《破窑记》等。
施耐庵,元末小说家,相传着有《水浒传》。
罗贯中,明初小说家,《三国志通俗演义》原作者。
吴承恩,明朝小说家,相传着有《西游记》。
吴敬梓,清末小说家,着有《儒林外史》等。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宝玉机敏动诸宾》末批语:“大观园的建筑结构,非精于园庭工程者,不能写出,作者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伟大作家。”(《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1954年9月,毛泽东在《红楼梦》第十八回《林黛玉误剪香囊袋,荣国府归省庆元宵》末批语:“作者对戏曲极为熟悉,且运用自如。《红楼梦》与《金瓶梅词话》一样,书中所有剧目,不仅为当时流行之名剧,且与本文主旨切合。”(《羊城晚报》1995年9月5日。)
195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审阅和修改陆定一的《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见《红旗》1958年第7期)时,加写了以下的文字:“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子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族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着,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该提到他们。”(《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6页。)
孔子,春秋后期山东人,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儒家创始人。自汉朝武帝以后,孔子被历史封建王朝尊为“圣人”、“文圣”。
屈子,即屈原。
王充(27一约79),东汉哲学家,有作品《论衡》。
范缜(约450一约510),南朝齐梁时期思想家,有《神灭论》。
柳宗元,河东(今山西)人,唐朝文学家,着有《永州八记》、《捕蛇者说》等。
张载(1020—1077),北宋哲学家,有《张子全书》。
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有《船山遗书》、《王夫之文集》等。
195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谈到: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也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等。(董志文、魏国英:《毛泽东的文艺美学活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86页。)
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谈到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7世纪开始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17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18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的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毛泽东认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也是形成小说中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历史背景,这两个方面的思想内涵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对封建社会来说是矛盾的。这一矛盾必然要影响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时的思想倾向,从而形成作品主题的内在矛盾。(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春节教育工作座谈会。他说,历来的状元,出色的没有几个。唐朝的李白、杜甫两大诗人不是状元,也不是进士、翰林。韩愈、柳宗元是进士,是二流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曹雪芹、罗贯中、蒲松龄等都不是进士,曹雪芹和蒲松龄是清朝的拔贡。(戴知贤:《山雨欲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7页。)
蒲松龄(1630或1640—1715),清初文学家,有《聊斋志异》。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在关于日本人坂田文章的谈话中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了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年间衰落的。(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22页。)
女娲炼石“补天”,见《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据徐中远《毛泽东读《红楼梦》》一文中说:我们管理的毛泽东阅批过的图书中,有一本《红楼梦新证》(周汝昌着,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出版)。其中有段关于《红楼梦》第五十三回和第七十五回提到的“胭脂米”的考证文字。
这段考证文字虽然是用6号宋体字排印的,字体很小,但毛泽东都一一作了圈画。当时毛泽东已经年过花甲了,而对有关“胭脂米”的考证文字看得这样仔细认真,可见他对《红楼梦》中的经济问题是很感兴趣的。(《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是《宁国府除夕祭宗祠,荣国府元宵开夜宴》,第七十五回是《开夜宴异兆发悲音,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据张殿京《确有“胭脂米”》一文说:胭脂米是一种特殊稻种。这种稻种表里(种皮、胚乳)均呈胭脂色,米粒椭圆饱满,营养成分高,食味好,赖氨酸等含量高,既滋补又有食疗效果,品种育成大约于清朝康、雍年间,长期在河北省丰南县特殊的生态环境下种植,是封建王朝专门供应达官贵人的“贡米”。曹雪芹的故乡河北丰润与丰南县毗邻(两县原为一县),看来他是把家乡的名优特产引入文学,这也是源于生活。据说1954年毛泽东翻阅古籍发现胭脂米产地在唐山,曾致函河北省委,要粮食部门收购一些,以供招待国际友人。丰南县将胭脂米专程送至北京,得到了国际友人的赞誉,致使胭脂稻名冠中华,誉播海外。(摘自天津《今晚报》1993年4月29日。)
责任编辑:王海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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