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一词何时有

       “国学”一词，古已有之。《周礼·春官宗伯·乐师》言：“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孙诒让在其所著《周礼·正义》中指出：“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由此可见，“国学”在中国古代，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与汉代的“太学”相当，此后朝代更替，“国学”的性质和作用也有所变化。

       唐代贞元中，李勃隐居读书于庐山白鹿洞，至南唐时，在其遗址建学馆，以授生徒，号为“庐山国学”（亦称“白鹿洞国学”、“庐山国子监”、“庐山书堂”等），首次使用了“国学”这一概念。到宋代，又改称“白鹿洞书院”，为藏书与讲学之所。宋代书院兴盛，涌现出白鹿、石鼓（一说嵩阳）、睢阳和岳麓四大书院。由此来看，“庐山国学”实际上是一所既藏书又讲学的“学馆”，亦即后来的“书院”。

       在当时的境域下，所藏之书和所讲之学，自然是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从宋代四大书院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可见此时“国学”这一概念的使用，与“国医”是一样的。“国医”即国家的医学，“国学”自然亦即国家的学术了。在还没有“西医”、“外学”、“西学”等概念的境域下，这本来是个很好理解和接受的概念，只是当“西医”、“外学”、“西学”出现后，才容易产生歧义而引起争论了。

      但是，真正把“国学”同诸多“外学”相提并论，即作为一门统揽中国学术的概念提出来，则是在西学东渐、我国社会和学术文化处于空前转型的清末民初。

       对“国学”的释义，大致有以下几种：

     （1）“国学”即“中学”

        这一释义与清朝大员、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关。但因有“西学”一说而提出与之对应的“中学”并不周全，因为与“中学”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学”，而“西学”则仅仅是“外学”中一部分，并不能涵盖日学、印度学等等所有“外学”。另外，因世界各国学校一般都有大、中、小学之分，用“中学”这样的概念，也很容易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引起误解。

     （2）“国学”即“国粹”

      这一释义，是针对“中学”提法太笼统、宽泛而另提出的。

        但顾名思义，“国粹”即国家学术文化之精粹。“国学”与“国粹”不论外延或内涵其实都不一样，硬把两者等同起来，无疑与事实不符：因为“国学”并非一切皆“粹”，而是有“粹”有“渣”。因此，把“国学”与“国粹”等同，要么名不副实，要么等于把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以外的内容排斥在外，又因人们对传统学术文化“精粹”之理解不尽相同，自然就很难使“国学”的内容及其解释规范化。而在实际操作上，这样的释义也行不通。主张这一说法的人，实际上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一切皆“粹”，因而把传统学术一篮子兜进了“国学”的筐子里。

       （3）“国学”即“国故”

       这一释义，是针对“国粹”一说太笼统，又鉴于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并非一切皆“粹”而提出的。这种提法曾经被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所认可。“五四运动”时期的“旧派”、“新派”“国学”家们，几乎都使用过“国故”一词。1919年初，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北大较保守的学者创办《国故》月刊以“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在此背景下，毛子水、傅斯年在《新潮》杂志撰文，针对“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倾向而提出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整理国故”。所谓“整理”，并非限于考证、训诂，还包括了评判价值、探寻因果。他们既以现代观念发掘、阐扬古学，又强调清理“国渣”，打倒“偶像”。

       曾经将“国学”、“国粹”和“国故”并用、互换的章太炎，后来觉得“国故”比“国粹”妥帖，便把其阐述“国学”的第一部著作名之为《国故论衡》。甚至有人用“国故”取代“国学”，并发起了“整理国故”的运动。

      （4）“国学”即“即中国固有之学，系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亦即“中国学”

        这一释义，是针对“外国学”而言的。

        这一释义，起初当以章太炎和邓实等表述得比较明确。章太炎在旅居日本主编《民报》时，曾举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并为设在上海的“国学保存会”机关报《国粹学报》撰文。他认为：“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又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立之文辞，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辞。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

        可见，章太炎认为“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并把“国学”之兴亡与国家的兴亡联系在一起了。对此，《国粹学报》主编邓实表述得更加明确：“国学何者？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

       “国学者，与有国而俱来，因乎地理，根之民性，而不可须臾离也。君子生是国，则通是学，知其爱国，无不知爱其学也。”

        既然“国学”是“一国固有之学”，而中国是个有诸多个民族所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把“一国固有之学”理解为“中华民族固有之学”，似更妥帖。

       “国学即中国固有的或传统的学术文化”。这一释义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坚守，成为“国学”的通常定义。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国学”一词的解释就是沿用了这样的定义：“称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

        这可以说是自清末民国初至今，一直沿用下来的比较通用的定义。

        张岱年先生在其所编纂的《国学通览》所作的序中，这样写道：“国学，亦称中国学，即中国学术的简称。”

         张先生既沿用了百年来通常的说法，却把“文化”二字剔掉，可能是鉴于《国学通览》所涉及的内容比人们所理解的一般文化层次较深之故。但张先生在应序中又使用了“中国文化是世界三大文化系统之一”，“现代的中国人应对于传统文化有比较明晰的认识”这样的用语，说明张先生并非排斥“国学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学术文化”一说。

        通观上述原有关于“国学”的释义，至少存在以下缺陷：

       首先，把“国学”与“中国学”等同，并视为“中国学”的简称，容易引起歧义：因为“中国学”既可以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为研究对象，也可以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尤其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和社会令世人瞩目的发展，以整个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学”在海内外勃然兴起，所以不宜再用“中国学”来泛称“国学”。

       其次，“国学”的原有释义是从其外延上切入的。有的甚至谈不上“定义”，只不过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就好比把张家的物件说成“张家物”，把中国的学术说成“中国学”，再简称一下罢了。从外延上来界定、释义“国学”，由于把“国学”的研究范围或对象与其定义相混淆，所以，很容易在研究和著述时导致以下的局限性：

       第一、若按《四库全书》的“经”、“史”、“子”、“集”编目排序，那么，“国学”著作汗牛充栋，实难尽述，无论对于研究者和学习者而言，无异等于作茧自缚；而若择其要者阐释，则见仁见智，很容易导致众说纷纭，难于体现一个学科（学说）的严谨性；第二、若按历史顺序来讲述或阐释中国的学术文化，则冗长不说，更重要的是难于同哲学史、思想史等厘清界限，而且更容易导致见仁见智、挂一漏万等弊端。

       因此，现今广为流行和讲授的某个学说，很少再有这样释义，而几乎都是从内涵上予以释义。所以，必须改变从外延上对“国学”释义的传习，而宜从内涵上另加释义。

        4、重新释义“国学”
       鉴于上述缺陷，有的学者尝试从内涵上重新释义《国学》，如宋定国教授在其《国学三部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版）中，就作了这样的阐释：

      “国学”是“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的国内简称，是研究中国即中华民族之传统学术文化之源、流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以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为目的的科学。

     并明确了以下几点：

       第一、“国学”作为“中国学术”或“中华学术”之简称，不仅包括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占主导地位的、为各个民族所共有的传统学术文化，还应包括汉、满、蒙、回、藏等各个民族所特有学术文化。这样，就与清末民初所谈论的“国学”区别开来：当时所说的“国学”不仅不包括其它民族的特有学术文化，而且提倡“国学”最积极的“国粹派”，还有强烈的排满情绪。同时，这一释义也与海外所称谓的“汉学”区别开来：海外人士所说的“汉学”有时泛指中国学术文化，正如他们把“汉文”泛指“中文”，把“汉医”、“汉药”泛指“中医”、“中药”一样。

       第二、“国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源、流；

       第三、“国学”所着重揭示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

       第四、“国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的进步和发展。

       这一释义所揭示“国学”之内涵，剔除了原来仅从外延上加以释义之局限性。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一释义有违“国学”提出之初衷。

      “国学”当初提出时确实没有面临像今天这样的形势，甚至可以说大相径庭：当时所面临的“灭种灭族”的危机，与今日所面临的“和平崛起”的形势，恰成鲜明的对比！因此，以这样的释义来突破其初衷，则正是适应了时代进步和形势变化之需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国学”突破原来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用一个“篮子”一股脑兜起来的简单作法，而引导人们不仅要用一个篮子把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兜起来，而且着重研究篮子里所兜的东西的源、流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并使人们在了解其规律的基础上，使之更有利于推动我国和世界学术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所以，这样做不仅不是、也决不会贬低“国学”，而且恰恰相反，把“国学”置于本该置于的恰当位置上，使它在地球人类的学林中占有本应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