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我的一位朋友写过两段话,我觉得特别好。
坊间往往把读书人定位成四眼二脚兽形象——标准相不是一本正经盯着你,就是眼神迷离眺望远方,斯文中泛酸,柔弱中带伤——这是不科学的,分明是误读。
因为读了很多书,比起一般人来,读书人有更多脑洞可以付诸实践,浑身上下自带着有趣的光芒。君不见大多数(真的)读书人明明是调皮的,时髦的,跋扈的,天真的,每思的,批判的,活泼的,有力的……
读书的人永远年轻。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就是三位前辈学人小时候的事,复旦大学中文系戴燕教授的新书《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访谈录》。

符号控李学勤
戴燕:李先生真的非常博学,天文地理,什么都知道,只是有一点,从来谈话都不脱离学术。好像没听到过李先生讲什么闲话,唯一的,就是听说您特别喜欢看动画片。
李学勤:对,喜欢看,比如喜欢看《机器猫》,里面有种小孩的机智,就是wit。好莱坞的动画片像《狮子王》之类的拟人性太强了,不太有意思,我小时候就不爱看这种。我小时候看过一个迪士尼的拟人动画片《彩虹曲》(MakeFineMusic),说的是有一条鲸会唱歌,最后它悲伤地死去,给小孩提高提高可以,不适合大人。
戴燕:您一下从哲学转到甲骨文,这个变化太神奇了。
李学勤:这也是大家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昨天我给清华文科班学生上课,他们也问到了。其实这是出于我自己的特殊兴趣,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不懂的符号。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一看就特别可爱,样子像一个皮夹,用非常好的羊皮把整本书都包起来了,有一个摁扣,打开一看,三面开金,非常漂亮,可是一看就看不懂了,完全都是符号。实际上还是英文,是一本小说,只是把二十六个字母用键盘上的符号代换了,比如#号、*号代替了字母。它是一个英国俱乐部印的,目的是练脑子,我就爱得不得了,常搁在书包里头,放了一年多。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想学现代逻辑,就是因为看不懂,很好玩。小孩儿嘛,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呀。学甲骨文也是这样,甲骨文难学,我就自己专门学甲骨文。

少年党员章培恒
章培恒:小时候大概看过,那真是小时候。抗战的时候,我还在念小学。但是因为我从小就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书,所以张爱玲和苏青的书,我都看过。我看钱锺书的《围城》也很早,大概是初中的时候吧。我看了《围城》,唯一的印象就是赵辛楣老是请人吃饭。我对这个很羡慕,我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老是请人吃饭!因为小时候主要看情节,张爱玲的小说里头连这类情节都没有,所以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我看武侠小说比看张爱玲他们要早,早个一两年吧。
我曾经被认为在学生运动里边比较积极,所以我是在上海解放前就入党的。当时只觉得要追求民主、自由、平等这样的一种社会制度,只有依靠共产党的努力。我当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是在民主、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无产阶级专政什么的,连想都没有想到过。我入党的时候实足年龄只有十五岁,我的介绍人跟我是同龄的,他入党比我还要早两年。我当时初中念的一个学校,其实是地下党办的,所以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接受了这种反对国民党专制的思想。
上海租界里的学校,除了教会学校以外,大概都是受“五四”文化的影响比较深的,所以我从小就没有念过那种传统的启蒙的东西,我所念的都是新的课本。我后来念“四书”,那是托日本人的福,日本军队进入租界以后,就命令这些小学校,叫小学生都得念“四书”。我是在那种情况下才念了《论语》、《孟子》这些东西的。

“经世之才”张信刚
张信刚:我出生在沈阳,父母都是医生。母亲是满族,父亲在日本人办的医学院念书的时候,有不少同学是台湾人。一九四八年,我们家搬到台湾,我在台湾上了小学、中学和大学。
师大附中毕业后,我考进台湾大学的工学院。中学时,我的英文、国文、历史比较好,但那时大学联考,工学院的考分要求极高,你不能把文学院摆在前面,所以就填了个土木工程,结果进去了。国文老师是个老学究,他听说我报考土木工程,就在我的作文簿写了一句话:“君乃经国济世之才,奈何以砖瓦木石为之!”
我父亲是台大医学院的外科教授,认得很多病人和同事,有些是人文方面的。父亲和同事们常串门聊天,来我们家串门的有董作宾、劳榦等,董作宾还送给我父亲用甲骨文写的书法。小时候,父亲有时下班也带回来“世界名人传记”一类的书给我看。中学时,他订的杂志里头,有一本叫《自由谈》,有旅游札记之类,我很喜欢看,还自己想过投稿。
责任编辑:何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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