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道不是规则化的 时机很重要

曾繁田：孔子的一些范畴，比如天、道、仁，都能够充满悲剧感、命运感乃至历史感，为什么到了理就稀薄了？刚才张先生谈到佛教的影响，理的这种状况和对于“静”的追求有关吗？

张祥龙：是，印度的思想方式与中国的思想方式毕竟有些不一样。印度的宗教和哲学有它极高深、极精微的方面，但是也有它自身的特点，比如你刚才说的“静”。他们追求一个某种意义上是脱开了现实世界和实际生活的高妙境界，或者叫作“梵”，或者叫作“佛性”，等等。

并且他们认为，要追求终极的真理就要离开家，这在印度是一个整体的传统，不光是佛教，印度教也是这样。当然印度教也有入世的一面，青年时期要享受人生，壮年要成就事业，但是到了老年，他们也主张要离开家庭，到森林中去反思、苦修，认为这样才能得到人生最终的意义。佛教那就更是如此了。 

就这种离开家庭的倾向来说，至少从先秦儒家的角度来看，是有重大缺陷的。但是秦汉以后佛家在中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思想上的魅力自不用说，佛教确实能够讲出一套令中国人耳目一新的道理，并且富于终极性；从现实生活来看，经过南北朝、五代的乱世，百姓非常痛苦，不堪重负，而佛家的观念恰能够帮助人们摆脱忧苦。同时，那时候的人们对儒家的理解已经比较贫乏了，觉得儒家只在现实层面，不够精妙，不够根本，尤其是个人的终极追求得不到实现。 

而佛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我感到有形无形就在这方面，他们追求静，追求一个不变的本体和天理的世界，这方面可能稍有一点走偏，虽然他们也强调理离了气是不行的，但是毕竟理在气先。对于理和气的关系，朱子辨析良久，哪边也不愿意丢，但最终还是理更根本，理更重要。这是有重大思想后果的，在很多地方都体现出来了。

儒家到了理学这里，获得了一个新的形态，表面上变得高深了，能够跟佛家打个平手。 就像现在西学进来，如果我们的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出一套可以应对西学的东西，大家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也有高深的妙理。可是，理学确实为此付出了代价。我感到在周敦颐那里路子还比较正，但已经有这个苗头，从程颐往后就更明显了。其实大程还是很愿意把情、理打通，但是没有办法，整个时代的思潮不可逆转，儒家要建立新的范式，能够与佛家的范式相抗衡，他们觉得只能如此。这样付出的代价确实挺大，像刚才我们谈到的，孔子身上最吸引人（至少是最吸引我）的那些方面，确实有所削弱。   

曾繁田：张先生常讲感觉直观、范畴直观、本质直观。此三种观照方式，在《论语》的记述当中是否有所涉及？    

张祥龙：这样一些直观，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现象学讲得比较多。牟宗三先生有一本书谈“智的直观”（牟先生谓之“智的直觉”），他是从康德的角度讲。智的直观这个思路，在康德那里是被禁止的，他认为人不可能有这种直观。但是牟先生说，中国古代的哲理中就有这种智的直观。可是现象学，恰恰谈出了本质直观。感觉直观或感知直观谁都承认， 是吧，传统的西方哲学一直讲：感觉或感知是一种直观，而理智不是直观，它是对感觉材料的加工。但是现象学用直观打通了感知和理智（甚至理性），所以能够讲本质直观或范畴直观。这对于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化、两分化的思维方法，是一个重要突破。

我感到《论语》里面也有本质直观，当然不像胡塞尔讲的那么僵死。胡塞尔讲的本质直观虽然有重大突破，但还是比较僵硬。孔子的思想方法肯定不是概念抽象，也不是辩证法， 也不是逻辑推演，等等，都不是。我的恩师贺麟先生（贺麟，1902—1992，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他学贯中西，创建“新心学”，是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谈宋儒的思想方法。他说宋儒的思想方法是一种“直觉法”，讲得非常精当。他把直觉法放到了理智的后面，那就是后理智的，而不是前理智的。 前理智的直觉光是有所感悟，但是说不出来，也不想去说，没有自觉的思想在里头。像是一个践行的人，有活泼的、原本的认知，但是他没有充分的反思，他没有意识到什么，也没有表达出什么。 

理智的反思，能够对之前的实践活动加以反思，但是它在事情过去以后才进行，我叫它“冷反思”。而贺先生讲的后理智的直观，它能够当场做出直观，同时里面是有反思的，我叫它“热反思”，它是当场的思考。贺先生这个讲法当时对我很有启发，他讲陆象山的直观、朱子的直观，各是什么意思。我感觉在孔子那里，直观就更微妙了，我愿意把它称为“情时直观”。情，是一种至情；时，是一种艺术化的时机，儒家以六艺帮助我们领会这个时机。起于“至情”，发乎“时中”，就是这样一种情时直观。 

 在人生之中，这种情时直观几乎无处不在，只是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哲理含义。 一位母亲在荒野中生了一个婴儿，她对这个孩子的那种慈爱，里面有没有直观呢，有没有“时”呢？这位母亲不用人手把手地教，她就能够知道怎样去照顾自己的孩子。什么时候该喂奶，她不用特别去学，她对孩子的爱里面，就已经含有这个“时”了，她照顾自己的孩子，与孩子同喜同悲。 这种情时直观，可以比之于西方哲学中舍勒讲的“情感直观”“伦理直观”，但是还更微妙得多。因为舍勒所讲的情感中的道德直观还缺少“时”这一层，不是完全缺少，但是毕竟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在《论语》里面，这种情时直观体现得很多，我在课堂上和文章里做过许多具体的分析。比如《学而篇》一开篇孔子就讲到“学而时习之”，里边的“时”就不止于“时常”，而有“时中”“时机化”的意思，也就是在你的所学将忘又还未全忘之时， 将要离有入无之际，这时你“习之”，则必“悦乎”。再比如《里仁篇》孔子讲“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这里边的孝意，就体现在一喜一惧对交互补之“同时”里。 

孝是人的天然的情感，但孝并不是现成的，并不是说，我想对父母好我就一定能对父母好。孝里面一定有“时”，真正的孝子，既发自内心地爱父母，也有“时”的智慧。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曾子的父亲打他，他不跑，他把自己对父亲的爱、敬、顺，给规则化了。孔子知道以后，大怒：如果不跑，要是让父亲把自己打死了，父亲就犯下了杀子之过。最后曾子也醒悟过来，如果父亲拿大杖打，就一定要跑，如果父亲拿个小棍儿打，就不应该跑。所以，孝不是规则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境有所变化。儒家学《易》，恰恰是把我们原本的爱，用最合乎时机的方式实现出来。 

责任编辑：何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