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启蒙就是化深刻为浅俗？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罢科举、设学堂，整个中国教育结构，彻底翻新。

学堂本身就是反传统的，一切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不必再强调。

学堂教育的另一性质，则在于它的浅易。因它是公众教育，所以有些学堂又称“ 公学”。是针对普通大众的，故为普通教育，“普通云者，不在造就少数之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光绪三十二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因此其教材及教学内容都要浅易。所以只让学生“学作日用浅近文字”。

当时舆论也都主张如此，如次年《时报》便主张“小学者，授人以浅近之普通知识与浅近之普通文字者也”，故宜“ 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籍要义并诸修身科目，复撰读本，以授普通知识与普通文字”(五月廿二日)。

五四运动，放在这个时代环境中看，似乎就可以看成是普通、国民教育向大学高等教育的延伸。

因为中小学教育虽然改了，大学毕竟不比中小学，社会期待较高，博学硕儒又仍群聚讲贯于其中，是讲经典、重博学深入者之根据重地。像桐城古文派的一批耆宿，如吴汝纶、姚永概、姚永朴、马其昶等，就在北大。他们所讲，终究仍是古昔至深极奥之文学。校中林损、陈汉章等经史名家，又岂肯以浅俗文学相教授？

胡适、陈独秀等人，正是处在这种气氛底下，才激发起了改革，拟“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深的山林文学”，建设平易通俗的国民文学。

他们那追求国民文学化的文学革命，遂在许多地方都体现着国民教育的气味。

1917 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

得到陈独秀的支持后，接着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强调要建设“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宣称二千年来的文言文早已死去，只有白话文学方可依循发展，谓宜多翻译西洋文学名著以为模范。

钱玄同及刘半农继起，认为“世界事物日繁，旧有之字与名词既不敷用，则自造名词及输入外国名词，诚属势不可免”(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 ) ，“ 废汉字，以拼音文字代之”“ 废汉书，悉读西文原书” ( 钱玄同《中国今后文字问题》)。

这些言论，跟国民教育实在关系密切。胡适的主张，其实就是国民教育对于小学生写作文的要求。

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词句，备应世达意之用，自然不可无病呻吟、堆垛典实、套用熟调、摹仿古人。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

特别是“须讲求文法”一条，历来论者都不明白胡适为何特举此为说。但若溯考小学堂之作文教学，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义于斯。

《奏定初等学堂章程》即规定中国文学课程“ 当使之以俗语叙事“，实际教学时，则是以口语教学生连缀成文。因此对于如何符合文法地构成文句，甚为重视，故“中国文字科下注云：讲动静虚实等字法，并句法章法缀法书法”。

当时舆论，亦对此格外强调，《时报》即主张“文法则由各品词，以至单文;由单文以至复文”。另因英文课甚重，据赵宪初回忆，南洋公学附小须读《纳氏英文法》四本(《我所知道的南洋模范中学》)。可见文法教育在整个小学堂教学中是极为吃重的，教中文，实际上便是学习着教英文的方法，由文法入手。

依学制规划者的观念，大学也还是要讲求文法。故《奏定大学堂章程》明定中国文学研究法为中国文学门之主课，其内容之中，便应讲授“ 东文文法”“泰西各国文法”。胡适特别把这点提出来，正符合政策，可以充分表现学堂教育的特性。

其实中国古代哪有文法？所谓文法，是清末马建忠仿效西文文法造出来的。小学堂视此为学文秘径，刻意强调，直到现在。

胡先生八不主义中又有“不讲对仗”之说。胡适本人固然不喜欢律诗，但这一点亦小学堂教育之特色使然。《奏定初等学堂章程》即曾云: 初等小学堂读古诗歌，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唯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但万不可读律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读古诗歌五七言均可。⋯⋯其有益于学生，与小学同，但万不可读律诗。学堂内万不宜作诗。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也都抄这段话。我们不知为什么订定学制者如此重视这一点，反复强调，而且用了“ 万不可”这样的字眼。但学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传统、新的特色，不作律诗、不讲对仗了。

如此八不，目的是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国语，自然也是学堂教育的重点。

光绪廿八年(1902 年)吴汝纶就向张百熙推介了“言文一致”的日本教育，主张推行简笔字、实施国语教育: “中国书文渊懿，幼童不能通晓。不似外国言文一致。若小学尽教国人，似宜为求捷进途径。近天津有省笔字书，自编修严范孙家传出。其法用支微鱼虞等为字母，益以喉音字十五、字母四十九，皆损笔写之，略如日本之假名字。妇孺学之兼旬，即能自拼字画，彼此通书。此音尽是京城声口，尤可使天下语音一律。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仿办矣。

此文所提“言文一致“之原则，后来成了五四文学运动中的主要观念。省笔字也被发展出来，形成后来汉字拼音化、文字简化的运动，影响至于今日。

光绪廿九年(1903 年)张百熙、张之洞未采用吴汝纶发展的简笔字的建议，但采纳了他发展国语之主张，于《 学务纲要》中明定:“ 各学堂皆学官音。”后来的国语运动，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 胡适的主张，亦是如此。他所采取的文学语言，亦以北方官话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话文学为基底。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另也有一大半有取于先秦以迄唐宋之浅易诗词歌谣。这部分，显然也還是可看出有中小学教育的痕迹。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云: “小学中学所读之诗歌，可相学生之年龄，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读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

这样的书单与教学内容，和胡适所选取的作品不是非常非常雷同吗？这未必是胡适沿用它，但我们可以合理推想：此种小学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感性、品味及欣赏能力，对胡适实有深远之影响，使他在面对我国文学传统时，主张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且较为欣赏乐府歌谣谚语。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1918年《北大日刊》便展开征集歌谣的活动，后来出版了《歌谣汇编》《歌谣选粹》，则更可见此类影响并不只在胡适身上起着作用。

除了体制之外，讨论小学堂与五四文学运动之关系，还得看风气。

前面说过，学堂基本上是洋气的，因此光绪廿九年张百熙、张之洞等人奏请递减科举时，便提到反对者认为“停罢科举，专重学堂，则士人竞谈西学，中学将无人肯讲”。对于此种批评，张之洞等人一方面要与之对抗，肯定办学堂的必要性，一方面也不免回过头来，要求“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戒袭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须此字。而舍熟求生，徒令阅者解说参差。 ⋯⋯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学务纲要》)

这里显示了两种态度，一种即是那习气濡染下的少年，不但外国名词谚语袭用于不自觉之中，甚且借用“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后来如傅斯年主张“ 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和一切修辞上的方法。 ⋯⋯务必使我们做出来的文章，和西文近似，有西文的趣味”(《 怎样做白话文》)，即是此类风气之波衍。

另一种态度，则是认同张之洞、张百熙的。认为中国既有通用名词，何必袭用洋文。刘半农就是个例子。刘氏担任国立北平女子文理学院院长时，曾禁止学生间互称“蜜斯”，规定以“姑娘”代替，引起轩然大波。《北平晨报》甚至出过一期《蜜斯和姑娘专号》来讨论此事，《世界日报》《大公报》也都有人撰文抒论，亦有人开玩笑谓当把“ 蜜斯特”改称为“ 姑爷”。 刘半农乃辩解云:“女子称谓之名词，国语中并不缺乏，为保存中国语言之纯洁计，无须乎用此外来译音之称呼。”(1931年四月一日北平世界日报)他的说法，又多么像张之洞、张百熙呀!

例子我不多举了。总之，五四运动的许多问题，要从清末民初的中小学堂教育去看，才能理解是无疑的！

五四运动，曾被类比为西方的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我也同意这种类拟，但所谓启蒙，或许应该另做解释。因为：启蒙，中国传统上就指针对小孩子的开蒙之学，一般称为“蒙学”，用以启蒙。而五四运动之兴起，便可视为清末小学启蒙教育向大学的延伸发展；其内涵，也不脱蒙学教育之色彩。

启蒙教育，是使人认识世界的初级阶段教育，所以要将复杂的世界简化为浅易的教科书，将之编组为一套浅易知识，授予接受启蒙的小朋友。五四运动后所出现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小说史略》等等都具有这种性质。把各种知识及传统事物，重新简化，构成一个简单的系统，俾便掌握。

晚清之启蒙教育，本身又是对传统私塾义学蒙馆的反动，具有改革旧制、讲授新学，以使被启蒙者认知世界新局势，接受现代新观念之作用。如此启蒙，亦正为五四运动之鹄的。

在这种教育改革运动中，不只蒙学堂、小学堂属于启蒙教育，整个新式学堂教育体系，其实就是着眼于启蒙的。因为改制的起因，就是感到国民普遍无知，以致国力衰微。惟有推动教育改革，充分启蒙，方能使一般国民“知书”“达礼”，进而强化国力。

因欲使民知书，故启蒙教育须提供基本知识，例如使人民识文字懂算术，略晓史地理化等等。因欲使民达礼，摆脱椎鲁粗俗的生活，故启蒙教育又须提供国民基本教养课程，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五四运动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因欲使一般国民均能享用文学、使用文学，故提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因欲使一般国民都能具有文化教养，故五四运动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认为当时男女仍多兽性、奴隶性，须渐渐转移风气。而其目的，则也是希望借此以强国。

这也可谓以浅俗进行整体社会的教育改造。古人反对“以艰深文其浅陋”，五四新文化诸公的努力则是“化深刻为浅俗”，要把一切都“拉下神坛”。

然而，它提倡之新道德新思想，系参酌西方而得来的，不免被反对者指摘: “不奴隶于中国，转奴隶于外人”。它那简易浅显的文字文学及思维，又到底是启蒙了理性，还是把大学办成了小学蒙馆呢？

看看五四以来的大学、看看五四以来的思想界，你一定会有答案的。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