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诗词中的毛泽东之十八【 毛泽东诗词的史诗性】

    1、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一、关于史诗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来源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几乎涵盖了现代中国革命斗争的各个阶段，有着史诗般的深刻内涵。在毛泽东诗词中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睿智的哲学修养，闪烁着高洁的人格魅力，回荡着气势磅礴的英雄之气和王者胸怀。毛泽东诗词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史诗。

所谓史诗，《辞海》的定义是：“古代叙事诗中的长篇作品，反映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或以古代传说为内容，塑造著名的英雄形象，结构宏大，充满着幻想和神话色彩。”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三千年的文明中创作了许多优秀的史诗，如西藏《格萨尔王》和蒙古《江格尔》。这些作品将如刀斫斧凿般地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激励着炎黄子孙不息地奋斗。史诗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它源于欧洲，著名的史诗如古希腊的《伊里亚特》和《奥赛罗》。它们都是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社会面貌和人民群众多方面生活的优秀叙事诗。

毛泽东的诗词虽然不是长篇叙事诗，但是毛泽东在近七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所创作的一系列诗词，涵盖了现代中国革命的各个时期的历史过程，诗人见证了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带领全国人民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因此，毛泽东诗词具有史诗的特征。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走出韶山到大革命前夕诗词所创作的主题，就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权问题。

二、关于此期的诗词创作

从1915年至1927年间，毛泽东共写了七首诗词：

22岁时写《五古·挽易昌陶》 1915年夏

25岁时写《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 1918年4月

26岁时写《祭母文》 1919年10月8日

28岁时写《虞美人·枕上》 1921年

30岁时写《贺新郎·别友》 1923年

32岁时写《沁园春·长沙》 1925年

34岁时写《菩萨蛮·黄鹤楼》 1927年

就艺术性而言，上述诗词基本上反映了毛泽东豪放的创作风格。关于毛泽东的创作风格，在1957年8月，毛泽东在读宋范仲淹两首婉约词后说：“我的兴趣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事实正是如此，毛泽东一生豪情冲天，英雄之气和王者之气交相辉映，本身就构成一部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因此，毛泽东诗词悲凉沉雄，豪放旷达。所以，他的豪放词占整个词作的绝大部分。但也没有忽视婉约词的创作，在该时期创作的《虞美人·枕上》和《贺新郎·别友》两首词，都是写给爱妻杨开慧的(至于《贺新郎·别友》，有的毛诗研究家认为是写给陶斯咏的，但就该词的上阙来看，写给杨开慧的可能要多些)。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如《蝶恋花·答李淑一》、《七律·答友人》也都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对杨开慧的思念。这些词感情细腻和婉，正是本色婉约词作。其实，豪放与婉约并非水火不相容，它不但能同时存在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作品中，也能同时存在于一篇作品的不同词句中。

毛泽东的《虞美人·枕上》是诗人唯一的一首表现爱情的作品，颇有柳永之《忆帝京·薄衾小枕凉天气》之风韵，更有李清照《醉花阴·薄雾浓云愁永昼》的品味，应是毛泽东婉约词的代表作。而《沁园春·长沙》则是毛泽东早期诗词的力作，它是毛泽东诗词中的上品，也是经典之作。词中表现了毛泽东纵目江天、神游八极的心胸，是毛泽东豪放派的代表作品。因《沁园春·长沙》的创作成功，在中国古体创作的诗坛上，一举奠定了三十二岁的毛泽东作为一个杰出诗人的地位。

就思想上而言，在《沁园春·长沙》中有一个敏锐而又响亮的口号：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实质上是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由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主宰中国的命运?还是由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最根本利益的共产党主宰中国的命运?这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而且是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激烈斗争的焦点，大革命时期的成功与失败也尽缘于此。甚至后来的国内革命战争，及至几千年人类社会的斗争，不都尽缘于此吗?因此，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提出，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显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关于此期的国内形势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随着革命群众运动不断高涨，全国已处于革命和反革命决战的前夜。统一战线内部的阶段斗争也日益尖锐，尤其是1925年3月份孙中山先生逝世，以及同年8月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身死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合流，加剧了与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先是国民党老右派分子邹鲁、谢持、张继、林森等人，在西山会议上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破坏统一战线，形成一个反革命集团。再是在国民党内还形成了以蒋介石为头子的新右派集团，国民党所谓的理论家戴季陶接连写了《三民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臭名昭著的小册子，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把共产党人从统一战线中赶出去。显而易见，随着革命运动的深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渐趋明朗化、白热化。

面对这种形势，中国共产党中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周恩来、蔡和森等优秀的领袖们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坚决主张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和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地位。首先是邓中夏在1924年11月发表的《我们的力量》，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周恩来在1925年6月发表的《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中亦指出：工人是国民革命的领袖。

尤其是毛泽东到达广州后，随即参加了国民党高层活动，任中国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因此，他对国民党的右派嘴脸以及他们的反革命行径是明察秋毫的，从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以及未来的斗争有了崭新的思路：即大革命的领导权，绝不能由代表官僚资本主义的国民党来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应坚决地、勇敢地站出来领导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创作了《沁园春·长沙》。也同样在这样的背景中在词中写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千百度的思量，这盘桓在心中的情结，终于在湘江之滨高歌而出。这是时代的强音。此前此后的数十年间，它都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为了更明白地提醒当时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注意，也为了当时时局的需要，更是为了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同年的12月1日，毛泽东又在《革命》半月刊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对中国革命的敌人、领导力量、同盟军和革命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了全面阐述，这也是对“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再补充、再说明。该文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奠基之作，也是毛泽东政论文的定型之作，为中国共产党争夺中国革命领导权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由此可见，毛泽东诗词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问题的提出，不仅在当时的中国革命斗争中有号角之功，而且在整个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有先声之誉。

仔细品读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我们从中还是能感觉到毛泽东内心的忧虑之情的。这种忧虑既源出当时国民党新老右派的破坏活动，使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有可能走向夭折，更源出中国共产党内部所执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虽然当时党内有许多明智之士，提出许多明智意见，但是掌握党的领导权的陈独秀等人却放弃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根本不注意也不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性，对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只讲联合，不讲斗争。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国民党。所以，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能准确地预见到不久的将来，革命成果被篡夺，革命群众被出卖，革命性质要改变，大革命要失败。这种危险是显而易见的，毛泽东不能不为之忧虑。果然，两年后，大革命走到了尽头。在黄鹤楼头，毛泽东只能“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了，所以“怅寥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在大革命即将失败的前夜，这是一种呼号，是一种提醒，更是一种警告。因而更显现它在当时的形势下的重大历史意义。

四、关于此前的有关诗词

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一再阐述中国革命领导权问题，而且这种阐述又极具影响力。除了他深厚的政治素养外，也是由他个人特质所决定的。这是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勇敢承当，也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英雄气概。这其中充盈着一种无可比拟的至尊情怀，它是一种王者之气。只不过毛泽东代表的是全中国最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它与历代王者有质的不同。故而，人们在口诵其词之时，不仅豪情回荡于心胸，振人发聩，而且仿佛感到是布行于天下的诏告，一种极具威严的诏告。它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极强，因此，“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发问，具有史诗般的影响力。关于权落谁手，鼎在何处的意识，在毛泽东发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此前此后，在他的诗词中都出现过，可以说，王权意识终其一生。只不过都没有此时的发问更适时，更准确，更具有影响力而已。

早在1910年秋，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学堂读书时，就写过一首咏蛙的七古：“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当时入学时学校规定的考试作文名曰“言志”，许多学生多以“学而优则仕”为内容。独有毛泽东结合国内民不聊生的现状，抒发了自己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既描绘出青蛙的“万虫之王”的形象，还把自己一种天下无敌和力能扭转乾坤的英雄豪气抒发得淋漓尽致。十七岁的少年毛泽东就有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浩然情怀，是极为难得的。殊不知这一种“万里江山我为主”的帝王口气是与生俱来的，并非后天饴养而成。所以，当时的校长李元甫读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个建国材。殊不知他于不知不觉中已成了帝师，这个学堂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培育帝王的母校。

如果说毛泽东在《咏蛙》中的诗句“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是借自然界的景物来抒发自己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那么在次年春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读书的一个举动，真可谓是大手笔：他在校园内贴出第一份大字报，公开提出请孙中山当共和国总统，康有为当国务院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一个十八岁的青年处理国家大事竟如此的举重若轻，虽然匪夷所思，却是理固然也：孙中山不是当上共和国的大总统了吗?联想几十年后，他说不设国家主席后，林彪当上国家主席了吗?

当我们再次品读“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时候，二者之间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是十分清晰的。如果说前者是少年人天性的使然，自然而又率真地流露出他的心志，那么后者则是毛泽东威严的不可置疑的王者宣言：万类霜天，苍茫大地，我主沉浮!正如毛泽东在十一年后《沁园春·雪》所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其豪情、其自信、其志向，普天之下，再也无二!

史诗是以诗歌的形式歌颂英雄时代的英雄业绩，带有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和英雄主义气概。由于毛泽东诗词一直都是豪迈的英雄赞歌，都表现出一种气吞山河、海纳百川的大气磅礴，所以，每首诗词都具有史诗般的深沉内涵。尤其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的夺取和掌控，其脉络在他的诗词中清晰可辨。毛泽东一踏入社会就以天下为己任，毫不掩饰其问鼎之志，其志向可谓大焉!其锋芒在他的诗词中反复闪烁。如果说《七古·咏蛙》是文弱书生的宣言，那么《沁园春·长沙》则是他深沉的诏告，而《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则又使人感到有一种君临天下的胸怀。

1918年，25岁的青年毛泽东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创造了新民学会，罗章龙(即诗中的纵宇一郎)是最早的会员之一，他们都是有抱负的有志青年。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罗章龙决定赴日留学。临行前，毛泽东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罗饯行，并赋此诗相赠。全诗充满舍我其谁，行高于众的磅礴气象。诗中之“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更显示毛泽东斯人当大任的英雄豪气。诗中化用《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表明了诗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及拯救天下苍生，救民于水火的历史责任感。

早年他曾书杨吕济先生的一副对联自勉，联曰：“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此诗此联，其心志相一。可见，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继承了儒家文化中建功立业、积极用世的精神。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所言则更能体现诗人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英雄气概：“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这气魄吞天夺日，简直是与生俱来，先天而成。

总之，毛泽东从走出韶山至大革命失败前的黄鹤楼头，在毛泽东诗词中所表述的主题，就是权归何处。

  2013年12月，作者耿汉东先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纪念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大会上发言 

【作者简介】耿汉东，安徽省淮北市人，大学本科。先后供职于中共淮北市委宣部和淮北日报社。喜欢读书，敬畏文字，己创作出版15部作品，主编6部诗集。现为安徽省诗词协会副会长、淮北市诗词楹联家协会主席。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