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寸土寸金》：作家偏见与文学辨识力

对于文学而言，几乎所有透过书写得以彰显的洞见，都伴随着相对的或隐或显的立场，意味着深刻的有着内在逻辑的“偏见”。而偏见的存在，则左右着写作者的判断力与决断力，在文体题材、形式修辞与叙事语言等层面，抗拒妥协与调和，保持自身的精神强度，树立新异的文本风格，从而形成一定的艺术自觉，最终透射出文学的辨识力。

王昕朋的小说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现实敏锐与写实强度，无论是中短篇小说《红宝石》《北京户口》《并非闹剧》《方向》《金融街郊路》等，还是长篇小说《漂二代》《文工团员》，他始终坚持自身的叙事风格和文学态度，采取一种不避让也不妥协的写实手法，直指时代与现下的痛点，“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王昕朋有一种敏感和敏锐，对中国社会的热点与焦点，不闪躲其间之矛盾，也不回避内在的罪与恶，紧紧抓住国家发展与民众福祉等问题，既有官场商场之上的视角，也不乏内置于底层民间与弱势民众的寻常视点，从而在小说中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并在叙事中寄寓关切与温度。

小说《寸土寸金》围绕着北州市大龙湖的历史与现状、保护与开发展开叙事，将众多人物牵扯进大龙湖的漩涡之中，在处理其中的曲折与矛盾时，流露出小说真正的意图。大龙湖从一个历经磨难的小水库变成全国二线城市的城中湖，从而变得“寸土寸金”，成为各方利益集团觊觎和争夺的所在。而最终如何开发和利用大龙湖，成为了整个小说叙事的中心。小说中的矛盾双方，一是大权在握、貌合神离却终达成一致的北州市市长张金阳、市委书记李苏，以及拥护大龙湖环境保护的老韩头、平原、丛琳及广大群众；二是周旋于政界商界、意欲图取最大利益的赵常委、孙家祥、马二嫂子等人。其中，张金阳和李苏两人是作者着墨的重点，张金阳“忠诚担当，正直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起来敢玩命”，力主引入地产开发；李苏同样以正面形象示人，他从善如流，亲近和呵护群众，尊重民众的意愿和意见。

小说隐约指出了张金阳和李苏二人的优势与局限，两人一向配合默契，但在面对大龙湖工程时，还是产生了明显的矛盾。张金阳试图上马房地产工程，在大龙湖周边搞大开发，而李苏却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主张沿着大龙湖修建绿地。值得注意的是，两人最终在大龙湖的开发上达成了共识。促成和解的原因是他们一同到群众中去，在活动最密集的大龙湖大堤的观景台，为热火朝天的大众生活所感染，最终得以知悉人民的意愿和期待，确定大龙湖的发展规划。

小说最后，群体的集体情绪和生活现场影响和改变了拥有权力的个体，进而转移了权力对大龙湖的错误干预，同时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即在大龙湖西龙山脚下规划建设文化公园。人民的心愿、群众的呼声通过小说叙事中对“人民”的关注和聚焦而得以体现。不仅如此，在叙事的内核中，湖西五区的老韩头、教师原本，包括记者丛琳等人，都是小说所呈现的代表人物，他们光明磊落、善良正义、心向民众，由于他们的努力和争取，最终使大龙湖得到了民心所向的使用，这样的人物构设和情节设定，恰恰反映了小说的内在伦理和叙事向度。

小说重点围绕大龙湖的命运进行讲述，其中凸显的是民众最关心的绿色环保问题。可以想见，如果大龙湖周边大张旗鼓地开发房地产项目，那么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空间必将被极大挤压，周遭的环境也势必遭受破坏。小说叙事意图明显倾向于绿色环保的民生大计，这契合了21世纪以来的中国所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小说中不止一次出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话语，更是将新的发展理念内置于文本之中，坐实了小说的主旨传达和精神内蕴。

小说中的人物构设不存在泾渭分明的忠与奸、善与恶，人物的心态、心思与心理都随着局势的变化而有所变动。小说中张金阳、李苏在利益与金钱面前，若隐若现地表现出了北州政坛与商界的浑浊不清，因此成为现实的映射和对照，成为了小说最耐人寻味之处。

在小说《寸土寸金》中，很容易辨识出作者的偏见与执念，在形似客观的叙述背后，在巧妙编织的结构形态中，浮现着作者的取舍和判断。也因此，在王昕朋的小说中，我们能见出其中的叙事自觉和伦理倾向，这是显示出他的判断力与作品辨识力的依据。尤其是其中的精神自觉和精神强度，对现实世界和当下困境摆开周旋的姿态，采取正面强攻的态势，直面人物主体的内在困境，进而营造出强烈的现实博弈和人心向背。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