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是怎样炼成的——话说李商隐（文/王志清）

李商隐是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对后世极富影响力，成为象征文学之祖。李商隐深受令狐楚的爱重与栽培，令狐绹也对他多出援手。从其写给令狐绹的不少诗文看，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然其急于求成，一生不断游走于两党之间，而有“诡薄无行”之诟病。李商隐仕途失路，爱情失败，成为一个深感生命无常的悲剧性人物。李商隐的爱情诗最为著称，也有人将之视为“乖大体”而“伤名教”的艳情诗。其诗晦涩难解，他追步李贺，善于摄入仙道形象，意象颓艳，且语言刻意模糊化，错位搭配，无端跳接。他所独创的“无题”诗，深曲隐晦，深遥寄意，最能反映其独特的艺术个性，风格深情缠绵而绮丽精巧。其七律得杜诗之精髓，工于比兴，深于寄托，，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形成了包蕴密致、陈博绮丽的自家面目。

李商隐（约812—约858），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

李商隐的诗歌风格独特，无意中成为象征文学之祖。李商隐唯美经营，他的诗多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旨趣幽深，包藏细密，意境朦胧，扑朔迷离，张为《诗人主客图》列李商隐为“瑰奇美丽主”。吴乔《西昆发微序》说：“唐人能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唐才子传》卷七谓其诗“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瑰妍，要非适用之具”。然而，宋人惠洪却严厉批评说：“诗到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

李商隐一生困顿，爱情失败、人生失意、仕途失路，是个深感生命无常的悲剧性的人物，同时代的诗人崔珏哭之曰：“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哭李商隐》其二）

包蕴密致的深遥寄意

李商隐诗主要有两大类：一是政治（咏史）诗，二是爱情诗。咏史诗，“李杜”并称；爱情诗上，“温李”并称。李商隐擅作七律、七绝与五言排律，叶矫然称“李商隐为晚唐第一人”；田雯《古欢堂杂著》卷二称“唐人无出其右者”，“为唐人之冠”；叶燮《原诗》称“李商隐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李商隐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他的七律。李商隐的七律学杜甫，其最突出的贡献，是进一步扩大了七律的表现力。他的七律工于比兴，深于寄托，用回环往复的咏叹来渲染某种情绪，而很少讲述具体的事实，情致缠绵，诗思婉约，意境幽深，其意旨叫人难于把捉，不容易读懂，而又总觉得像是读出来了一点新意。他的七律“无题“诗更是堪称一绝。

李商隐的“无题”诗，在他的诗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却最能反映其独特的艺术个性，在形式与内容上造成陌生化的审美效应。据杨柳所撰《李商隐评传》第十六章第五则所统计，其“无题诗”共九十九首：1.题目标明《无题》的二十首；2.以开始二字（或者三四字）为题的四十五首，如《锦瑟》《为有》《日日》《如有》；3.以诗中之字词为题的二十六首，如《即日》《江东》；4.其他如《漫成五首》《偶题二首》等八首。总的说来，无题诗两类：一是以“无题”为题，一是借用篇首或句中二字为题。

李商隐大量的“无题”诗深曲隐晦，深情绵邈，深遥寄意。不少解读将这些“无题”诗套上香草美人的传统，归入了政治感遇的寄托甚至君臣大义的套路。因此，其笔下那许多瑶台琼宇、歌筵舞榭，那许多翡翠芙蓉、舞鸾睡鸭，那许多桂魄梅桩、萼绿杜兰，那许多庄生蝴蝶、望帝杜鹃等，遂成为政治隐语。钱牧斋、朱鹤龄、冯浩的笺注、今人叶葱奇的疏解，都有这样的倾向。意谓李商隐的这些诗虽以爱情的面目出现，而表现的却不单纯是爱情的意旨，其中含有超越爱情而作人生和生命追问的深广意义。诗无达诂，当见仁见智，归纳起来说，李商隐“无题”诗（包括其他诗）具有这样几点特色：

其一，深微精到的内心开拓。李商隐以“无题”诗写爱情，不注重容貌、体态、服饰、举止等方面的描绘和刻画，连恋爱的情事与活动的环境也很少交代，而着力发掘和烘染情爱相思的内在心理，展现人物的各种心态——期待与焦虑、失望与希冀、绝望与执著、专注与徘徊、忆念与憧憬等，生成一种百感交集的、甜蜜而苦痛的感触和回味。诗人将其灵魂与情感所经受的挣扎与伤痛，表现得扑朔迷离的精致与婉转。如“相见时难别亦难”那首“无题”诗，因为相会受阻而引出相别之难堪，再转入生死忠贞的海誓山盟，复又转入别后岁月不居和落寞孤独之设想，最终只得寄希望于互通信问的想望以自宽互慰。整个心理过程拓展深入，情感表现既极其细腻而又跌宕流走，极易引动人们联想的翅膀而生成情感的呼应。无题诗“昨夜星辰昨夜风”，由对昨日相会的留恋，写到今日孤独的惆怅，诗人既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欣喜，也有“身无彩凤双飞翼”的苦恼，还有虽心心相印却深重阻隔的难堪。昨日与今日，欢会与离别，热烈与凄凉，幸福与感伤，愿望与现实，回忆与憧憬，欢乐与悲哀相互交织，更迭出现，意象密集而快速转换，积极跳动，全是“意识流”的支配与状态。即便是如“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末通”的邂逅生情，或如“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的短促欢会，也都会插入回忆、想象乃至梦幻心理，营造出虚实杂糅、迷离惝恍的幻觉气氛。诗人的这种纯凭意识流动的写法，跳开了一般性的外在情事赘述，而将着力点放在情爱心理的深拓和两情关系的开展上，扩大了诗歌的心理承载，也深化了诗篇的情感因素。

其二，迷离惝恍的象征比兴。李商隐很善于对物象加以变形与重铸，将本来难以直接表现的心象托附于物象，而使朦胧的内在图象化为恍惚迷离的意象，形成了雾花镜月的缥缈美感，创造了一种意旨朦胧而多义的象征性诗歌体制。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扇裁月魄羞难掩，车走雷声语未通”；“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等等，联类兴感，朦胧含混，生成难以诠解的兴象。诗中只有喻体，而不说明喻意，提供通常抒情方式所缺乏的丰富的暗示性。他往往还将这些象征性图景，以及事件、感情错接或悖置，破坏了其中的时空秩序，刻意造成许多原该衔接而不予衔接的空白和脱节，腾出大片的想象空间，而使人于其如梦如幻的诗境获得“有寄托还是无寄托”的多向性指向。这种娴熟自如地运用整体象征手法，加深了对内在心灵的挖掘与开拓，将自己的悲剧身世和悲剧心理幻化为一幅幅各自独立的含意朦胧的象征性图景，隐约表现出一种虚幻性的存在，象征性地具象出深刻而含蓄模糊的心灵律动，表现出真挚浓烈而又幽约深曲的情思，创造了深情绵渺而丛生多义的朦胧诗境。而这种象征性特强的题旨歧解，使我们的阅读也只能侧重于情感内涵的总体把握，领略其诗意与诗美，而不必拘泥和坐实其“本事”。

其三，特殊形态的意象组合。李商隐特别喜欢运所用非现实意象，诗中意象不是神话历史，就是心造臆想，形成了独特意象群，如玉烟、蓬山、青鸟、彩凤、灵犀、梦雨等。这些意象，均难以实指，在内涵上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从而也富于暗示性和概括性。他还常常把典故演绎成与原本意义相悖的意思，使诗意更加深奥莫测。甚至还通过“心象”与“物象”的断裂或错位联系，来增加诗的朦胧性。如《无题》“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寂寥”之心象，“暗”成了一堆“金烬”，而“消息”之人事，则也“红”像“石榴”（断不可能）。这种意象的错位嫁接，造成象与象之间的陌生感和张力美，更新了欣赏者的审美感知和过程，造成了独特的美感。特别是其意象组合，叠加跳脱，两成悖离，打破了固有的时空秩序，而纯由心理活动的流程主宰而交错展现。《锦瑟》里庄生梦蝶、杜鹃啼血、良玉生烟、沧海泪珠等，喻体本身原本就朦胧，且构成了没有内在的逻辑关系的并置，具有强烈的跳脱性，悖离错综，构不成一个完整意境，给人以扑朔迷离的读后印象。诚如叶嘉莹先生所言：“至于义山，这才真的是一位意象化的大师。”她认为：“义山诗中之意象则是‘缘情造物’，在义山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到，作者对于意象的有心制造和安排。有时在义山诗中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缤纷的意象……其意象之所取材，也就特别偏爱于某些带着恍惚迷离之色彩的非现实之事物，因为唯有这些非现实之事物，才能够表现出他的哀伤窈眇的幽隐的情思。”

其四，超常秩序的结构章法。李商隐追求意识活动原始状态的构架效果，打破正常时空变化的正常秩序而建构，或者把不同时空的情事浓缩于某一瞬间，或者让异样场景统摄于同一画面，或者将实有情事与虚幻情境错综叠映。这种不受理性和逻辑次序约束的结构，没有必要的过渡与照应，情思脉络隐约闪烁而无迹可求，具有发展的突变性和流走的无规律性，摆脱了对于外在时空或因果关系的依赖，纯凭意识心理的流程来组合意象，其诗中联系整体的“意脉”随意波澜，奔突流动，诗中的事件、场景等直觉画面则呈现出无时空也无事理逻辑的结构组合，断续无端而变幻迷离。叶嘉莹比较杜甫与李商隐而评论说：“至于章法方面……杜甫则是以理性与感性兼济，纵使由于感性的联想发为突然的转接，也依然不忘在理性上作先后之呼应；而义山则往往乃是以一些意象的错综并举为主，而却有时在首尾发展之际略作理性之提挈。”譬如《锦瑟》就很典型。其诗中间两联，将毫不相干的四种物象不合逻辑地排列，运用联觉思维，利用艺术的通感将不同的生理感受连缀在一起，并非实写华年往事，并非写一时一事，写的是整个的心境，是叠加起来的种种人生遭际、人生境界、人生感受。因为其心理负荷的过于沉重，诸多情绪的互相纠缠，这种心理状态被繁复的意象表现出来的时候，便有了“无端五十弦”的纷乱。这也是其诗歌多义性的根本原因。即使是《乐游原》《夜雨寄北》这样的短章，也是大幅度地跨越，把此地与异地、现在与未来、实景与假想等不同时空里的场景交融起来，往往表现的是一种“哀乐循环无端”的感情境界。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