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传人普及、中国化与中国瓷器的发明、发展、繁荣共同进步、精神与物质的渗透,必然影响促进了中国陶瓷的发展,中国陶瓷不仅在型制,而更在装饰上日臻完美,常用佛教中的人物、植物、法器作为瓷雕、图案,作为日用、陈设器皿,广泛用于钦食、祭祀、陈列、弘扬教义。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的内容:人事现象逃脱不了因果报应,人们遭遇种种病苦烦恼归根到底是因为有情欲贪爱,信佛者必定能够得到精神的安抚、解脱。佛教要求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以出世主义,以超道德、超现世为最高境界,与中国儒家的“忠”、“孝”构成根本矛盾。中国的佛教徒对此进行改良,通过孝亲廊清因“弃世出家”而带来“无父无君”的误会,增进各阶层对佛教的亲近感,而且还配合儒家和官府使“孝道”广布民间,在维系儒家的纲常和宗法制度发挥了重大作用。
佛教的传播方式大致可归纳为两种:一种是佛典的翻译和解释,一种是建寺度僧造像立塔,而向中国民间传播佛教,是以简捷的形式融以简单的佛理,除了用世俗故事、符咒方式外,便是造像了,因为造像奠定了中国民间佛教信仰主要尊神。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众说纷纭,但可信的考证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城,而传入中原。从西汉武帝到东汉明帝,天竺(印度)人开始到汉朝,恒帝最喜欢佛教,官中曾经奉祀过黄金的佛像。西汉并没有盛行,到东汉后期才逐渐盛行,南北朝达到顶峰,成为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战祸连连,兵荒马乱,人民无不对现实生活感到无奈与悲观,而佛教倡言佛者必能脱离苦海,且死后还可荣升涅磐净土。佛教的神不灭论、轮回论、因果报应论,正好把人们的“合理”追求委之于“来生”、“天国”,使人的精神得到安抚解脱,于是争相诵经、礼佛、以求佛来济助。随唐儒家的“拜王者、报父母”也深深渗入了佛教教义。佛教各宗的首领出入官廷,内部头目也分官阶领官俸,佛教进一步中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佛教艺术的世俗化,敦煌壁画中唐壁画从形式到内容都有所变化了,如六朝“清赢示病之容”的维摩诘至唐代变为健壮老头,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等悲惨、残酷的场面,被“极乐世界”的欢乐、幸福、安宁、中国式的大团圆取代。
佛教传入中国,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和中国石窟艺术的繁荣。南方更注重佛理推敲,促进了中国思辨哲学的发展。北方更注重佛的形迹宣传,开凿大量的石窟。从现存石窟中,可以地看到印度犍陀罗王朝佛教艺术对中国的影响。东西方艺术的交流和融合表现于壁画内容中,是北朝石窟壁画题材大量从印度传入的佛本故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神话逐渐绘入壁画,与佛主和菩萨并列的是伏羲、女娲、东王公、西王母、白虎、青龙、朱雀玄武等。早期印度的佛、菩萨、伎乐人多为圆脸、高鼻深目、半祼体,佛身上所饰字形花纹也是从印度传来的。随着佛教中国化,在石窟壁画的风格和技法中,中国传统因素也逐渐增强,体态也由圆脸变为魏晋时江南人的瘦削、清秀,又向半圆的隋唐式转化。
责任编辑:何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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