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与我们的时代生活”主题论坛在京举行

嘉宾对谈（从左到右依次为付秀莹、孟繁华、李云雷） 摄影：樊金凤

热心读者在活动现场 摄影：樊金凤

8月25日上午，“长篇小说与我们的时代生活”主题论坛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中国作家馆”举行。文学评论家孟繁华、青年评论家李云雷与《长篇小说选刊》主编付秀莹就“长篇小说与时代需求”、 “乡土写作和城市写作”、 “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对现实发言

长篇小说由于其规模、体量以及对生活经验巨大的吞吐能力，注定与时代生活的关联更加全面、密切。优秀的长篇小说常常是一个时代精神面貌的反映，常常被称为“时代的百科全书”。

对话中，孟繁华表示，长篇小说是追问人类普遍价值的一个样式，它对人的意义、人的价值、友谊爱情等有自己的看法，这对于塑造我们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和民族精神有很大的作用。李云雷有着同样的感受，他说，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意在讲述一个故事、塑造一个人物或者描述一个场景，而长篇小说是要在它的文字当中创造一个世界，在文本的厚密和深度中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则，这个跟世界观有关系，跟这个时代生活也有关系。

雷达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人们迫切需要长篇小说对现实发言。这是时代的需要。”在谈到长篇小说与现实时，嘉宾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最近的现象级作品《人民的名义》。李云雷认为，《人民的名义》之所以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敢于直面当下现实，积极回应时代，周梅森以文学在场的方式，强有力地呼应了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严治党的主题，反映了当下反腐的新变化、新情况。孟繁华认为，从受众的角度而言，《人民的名义》大热除了与当下人们的窥秘心理有关外，还因为它在给我们看到社会生活里存在的丑恶以外，还展现了某种希望，这或许也是长篇小说给予生活的希望。

乡村文明的崩溃，并不意味着乡村书写的终结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乡土文学的书写一直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但在今天，在城镇化与村庄的空心化的发展趋势下，传统意义上的村庄以及它所承载的文明已经不复存在，乡村文明在现代性面前逐渐式微。面对狂飙突进的城市化进程和日渐崛起的都市写作，乡土文学的空间是否也越来越逼仄？乡土文学已经成为时代的挽歌，还是可有更多的可能性？

付秀莹坦言，“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出生在乡村，写过很多乡村题材的小说，现在还在写。可是现在，城市生活与我更密切相关，那些耳熟能详的城市经验迟早有一天会来到我的笔下，我期待都市写作的新鲜尝试但又害怕乡村书写的逐渐消逝。”

“乡村文明的崩溃，并不意味着对乡村书写的终结。”孟繁华强调，在封建时代最为腐朽、行将没落的时候，反而出现了最优秀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对这一危机或者崩溃的反映，同样可以成就伟大的文学作品。另外，城市文明的崛起必然会带来城市小说的繁荣，但是中国作家还不善于描写都市，这是因为我们的城市文化经验还没有构建出来，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李云雷也认为乡村的书写在中国有一个比较长远的传统。而对于日渐兴起的城市写作，他告诫写作者，“我们跟西方走的现代化道路不一样，不要用一种固定化的西方都市经验来框架我们的都市经验。”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也成为“机器”可以涉足的领域，这对我们的文学情感、伦理以及书写方式都是极大的挑战，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应该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长篇小说，思考如何更好地用长篇小说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时代的思考。

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

“文学能够让我们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使得现实生活里面不能实现的东西在小说中得以实现，它是帮助我们做梦的”，孟繁华认为，文学对读者“白日梦”一样的慰藉作用不曾改变，然而他更强调，长篇小说不能只是解决个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它还应该对我们这个时代有一定的担当。作家跟时代怎么建立关系，怎么处理个人与时代微妙、复杂的关系？这也是一直困扰写作者的问题。

李云雷直言当下写作存在的问题，“我们的作家在处理个人与时代关系的时候，往往是以个人现在的日常生活经验为基础展开，比较容易忽略以前生活的历史性变化，缺乏历史性的眼光以及对世界宏观的、整体的把握。”

对于如何处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孟繁华表示，对生活保持熟悉度非常重要，因为时代的变化有时不是翻天覆地的，而是隐含在日常生活里面的, 比如《陌上》，付秀莹不经意间就把芳村的变化，在生活细节里面透露出来了，这是因为她对芳村的生活已然烂熟于胸。当然，一个好作家，除了要非常敏锐地感受这个时代的生活之外，还应该向老一辈留下的文学经验、我们过去的文学知识和文学积累中取经。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