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如何在舞台上“翻译”老舍作品？

北京人艺话剧《茶馆》剧照

由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天桥艺术中心主办的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正在北京举行，话剧《茶馆》 《二马》 《金锁记》等先后亮相，均收获了很好的口碑和票房成绩。7月份，戏剧节的参演剧目《茶花女》 《吝啬鬼》 《国家剧院的绊脚石》等多部作品将陆续登场。作为本届老舍国际戏剧节的重要活动之一的戏剧论坛近日在京举行，论坛以“老舍与戏剧文学”为主题，中国老舍研究会原会长关纪新、中国戏曲学院教授谢伯梁、北京剧协副主席兼秘书长杨乾武、编剧过士行、导演方旭、 《新剧本》杂志执行主编林蔚然等到场，共同探讨老舍对中国现代话剧作出的贡献、其作品中展现的戏剧文学精神、当代戏剧人如何解读和改编老舍作品等话题。

　　过士行：怀念老舍笔下北京话的韵味儿

过士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阅读老舍的作品，最早是在一本旧刊物上看到的。后来老舍作品重新出版，他就买了一本《骆驼祥子》 ，“特别爱看，但是当时不太明白祥子跟虎妞之间为什么又爱又恨，后来长大了才明白。这就是老舍先生的高明之处，他把人性写得很复杂” 。

后来过士行成为《北京晚报》的一名记者，在首都剧场看了被搬上话剧舞台的《骆驼祥子》 ，随后又看了北京人艺排演的影响他一生的话剧《茶馆》 。“ 《茶馆》是一种新样式，它跟以前‘三一律’的戏不一样，幕与幕之间可以跨越几十年，从第一幕到最后一幕，相距50年。 ”他说，“以前没有人敢这么写戏，老舍先生就这么写了，而且开场有那么多人物，完全是一个群像，在以前的剧作里好像也没有这样写的。 ”

《茶馆》对过士行影响最深的是台词，比如“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观众也耳熟能详。在他看来，老舍作品的成功，跟他的语言分不开，老舍的语言就是北京话的代表，是经由老舍提炼出来的北京话。“那种北京话里透出的善良、幽默、委婉和客气，现在都荡然无存了。 ”

在语言发生巨大变化的当下，过士行怀念老舍笔下的北京话的韵味。比如，老舍写过这样一句话：“从前的从前，没有胭脂，女子的脸只为情郎红。 ”“相比之下，现在年轻人习惯说的一些语言粗暴、野蛮、充满戾气，我觉得这都不是北京话。 ”

　　谢伯梁：中国戏剧应该回归文学本位

“古今中外所有戏剧文化的发展，都是以剧作家为本体的。 ”谢伯梁说，古希腊有那么多戏剧演员，可是现在被大家记住的，依然是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等剧作家。美国的托尼戏剧奖，直到今天也还是以剧作家为重。谢伯梁表示，“我一点不否认导演和演员的能耐，可是如果在戏剧艺术的天地中，把剧作家抽掉，这是戏剧事业最大的不幸。 ”

在北京这块土地上，在元代曾产生过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等杰出的剧作家。“他们都是北京人，在作品里用北京话讲述我们这个民族的故事。 ”谢伯梁说，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北京的剧作家乏善可陈，最知名的文学家都不是北京籍的。所以，在他看来，老舍在上个世纪的“横空出世” ，在某种意义上补足了北京戏剧的版图，延续了北京文学和北京戏剧的传统。

谢伯梁看过被搬上舞台的老舍作品包括《茶馆》 《正红旗下》 《四世同堂》 《骆驼祥子》等。在这些作品中，他感受最深的是老舍先生的原创精神，以及作品中强烈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他的作品永远是北京味儿，永远是关注老北京中下层老百姓的。在当年那个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的这些普通人身上，他看到了中国的脊梁和这个民族的精气神。 ”

在谢伯梁看来，老舍和曹禺是中国话剧的开辟者。“没有他们，中国话剧没有可能与戏曲相提并论，还停留在文明戏的阶段、草台班子的阶段、慷慨议时政的阶段。他们共同托起了中国话剧最初的文学殿堂。 ”

“当今的中国戏剧应该回归文学本体、文化本位，讲究精神追求，而不仅仅是看角儿。从这一点来看，首届老舍国际戏剧节有它的文化高度和美学高度。 ”谢伯梁表示，我们现在好演员很多，但是好的编剧太少，所以当下的中国戏剧一定要注重编剧的作用、注重原创精神和人文精神。

方旭：找到老舍作品在当下的意义

从2011年起，方旭相继改编了老舍的小说《我这一辈子》 《猫城记》 《离婚》 《二马》 ，将它们搬上了话剧舞台。7年间，改编了4部老舍作品，并任主演和导演，方旭现在被称为“老舍专业户” 。有人调侃他：“你还能干点别的吗？ ”他回答：“人这一辈子把一件事儿干明白了就不容易。 ”

生在北京，从小跟姥姥在北京的四合院里长大，方旭对“京味儿”从心底里是迷恋的。2011年，他将《我这一辈子》搬上话剧舞台时，只是想能演两三场“玩玩”就可以了，没想到此后一发不可收拾。

改编《离婚》时，老舍的儿子舒乙都替方旭捏了把汗，因为按照传统戏剧的模式，这部小说很难被改编为话剧。方旭的改编很巧妙：从原著的21个人物里，提炼出3个男性角色，由两位男演员饰演这3个角色。这种演绎给观众带来了新颖的观剧体验。话剧《离婚》首演时，舒乙去看，没想到方旭会用这样的改编方式，称这部剧是他看过的对老舍作品最神奇的一次改编。

“戏剧可以从文学里汲取大量的养分。 ”方旭表示，老舍的小说，它们的文学内涵、语言和精神内核都很精彩，作为戏剧创作者，他愿意踏踏实实地专注于一件事：找到合适的方式，把它们呈现在舞台上。

在改编老舍作品的过程中，方旭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这些作品在当下的现实意义。“因为戏剧演出有一个特性，就是‘当下’的属性。观演关系就是在当下这一刻发生的，创作者和观众，在同一个时空里面对面。如果把‘当下’这个属性忽略掉，戏剧可能会变得比较尴尬。 ”所以方旭每次创作时着重思考的问题是：这样的一部作品在今天上演，我们想跟观众聊什么？“如果没得聊，台下观众看的是跟他们毫无关系的故事，好像也没什么意思。 ”

话剧《我这一辈子》最早是在北京的蓬蒿剧场演出。演到第三场时，一位在剧场里做保洁的阿姨在后台找到了方旭，拉住他的手说：“我看哭了，里面那个老警察演的就是我。 ”方旭很理解她的心情：“在社会里，中下层的人，无论在哪个年代，可能都活得不那么自在。 ”保洁阿姨的那句话也使方旭相信：老舍的作品是可以跟今天的观众沟通的。

方旭会在话剧版里加入一些和当下社会现实有关的“梗” ，这些“梗”会产生一些喜剧效果，让观众会心一笑。方旭解释：“我们做老舍作品的改编，不是为了逗大家一乐，而是将几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做一个‘翻译’ 。这样的‘翻译’需要能够跟今天发生勾连，从语言到内容上都如此。所以在不违背原著精神、尊重原著思想内涵的前期下做这种勾连，是很有必要的。 ”

关纪新：塑造人物是老舍的“绝活儿”

关纪新表示，老舍的戏剧创作实践，都是标新立异、别出心裁的，他跟西方的传统戏剧家不同，跟中国大多数现代戏剧家也不同。“老舍的戏剧就像他的小说一样，与人们习惯观看的矛盾冲突剧和心理感受剧明显不同，他不去精心构建惊心动魄的戏剧脉络，而以写人物取胜，多着力凸显剧中人的历史命运、社会位置和文化质地。 ”

创作完话剧《龙须沟》后，老舍说：“我写《龙须沟》如果从动笔写第一幕起，自然不长。要是从程疯子那件大褂、丁四那件短袄算起，那该是几十年了。 ”写完《茶馆》后，老舍说：“我的确认识《茶馆》里的那些人，好像我给他们都批过‘八字儿’与婚书，还知道他们的家谱。 ”

关纪新表示，老舍的这些表达，证实了作为剧作家的他塑造人物的能力，以及对笔下人物的情感。“这些人物的心理、性格、言谈，乃至精神文化背景，都鲜活异常。这是老舍的绝活儿，是他不能被其他人轻易学去的戏剧创作特征。 ”他说，“试想一下，我们每位坐在首都剧场里看《茶馆》的观众，是被故事情节抓住的吗？不是。是那些数不胜数的主要和次要人物所展示的岁月和社会变迁，以及他们清晰的精神质感，牵动了我们内心的喜怒哀乐。 ”

当下在戏剧舞台上被演绎的老舍作品，让关纪新感受到老舍作品在精神和艺术上的光辉与价值丝毫没有淡去。“ 《老舍文集》中的诸多篇什，还像镜子一样照得见你，照得见我，照得见他，照得见我们民族今天的身影和心灵。这就为我们新一代戏剧工作者提供了解读和演绎老舍作品及其人文精神的基础。”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