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成本”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制造业产品的价格增长空间受限，而原材料、能源价格却不断涨高，实体经济的成本压力不断增加，利润空间不断压缩。如何促进我国实体经济降成本，已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我国实体经济“高成本”问题的六大主因

　　一是制造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和税负成本较高。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简单地理解成是企业在遵循政府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时所需付出的成本，如各种收费、各种前置审批需要的时间成本和交易成本、“红顶中介”给企业增加的交易成本等。另外，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达17%，一般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加上各种收费，企业的综合税费负担较重，减负存在空间。由于政府财政刚性支出过高，通过传递效应，导致我国实体经济的高税负。

　　二是企业用人成本提高。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存在结构性矛盾，提高了招工和人才培养成本。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速度滞后于工人工资的增速，则是导致用人成本上升的根本原因。据测算，近十年来，我国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速仅为2.5%左右，而实际工资的年均增速却高达11%左右，而且两者仍然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另外，物价水平的上升，也使工人的生活成本增加，对工资有了更高的期待。

　　三是我国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和负债较高。目前，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渠道仍然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主，民营金融机构相对较少，这与我国目前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不断转型升级的内在需求之间，形成了较为明显的资本结构错配格局。我国银行的贷款更多的是短期性贷款，无法与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科技研发创新等长期性资本投入活动形成有效匹配。银行主要依靠存贷息差赚取利润的发展模式，导致利率水平偏高，使企业将大部分成本和精力放在融资上面。

　　四是我国实体经济的能源原材料成本过高。当前，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我国的电力体制改革相对滞后，电力价格无法充分反映我国市场供需的变化特征，也无法充分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同时，我国的汽油、柴油等终端能源产品的价格明显高于欧美发达国家，主要的原因在于高税收。而导致税收偏高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功能界定不清晰，能源定价机制未能实现市场化，政府的监管机制不充分，同时，能源的国有垄断地位也一直未能被打破。受制于能源价格机制不健全、政府监管机制不完善、国企垄断经营的叠加效应，我国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能源原材料成本迟迟得不到有效调整。

　　五是我国实体经济的物流成本偏高。我国个别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的利益驱使下，在产业布局引导方面往往不根据当地的资源要素禀赋进行安排，而是过度以经济规模扩张为目标，通过一些有违市场公平竞争的“优惠”政策盲目招引大项目。在地方政府的这种盲目政绩观驱使下，各地物流产业的恶性竞争加剧，形成物流产业“小、散、弱”的发展格局。这样客观上造成了我国实体经济与物流之间的衔接存在问题，物流市场自身存在分割现象，增加了实体经济的物流成本。

　　六是我国用地成本偏高。我国地方特有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导致了我国用地成本偏高。在我国的财政分权体制和城市土地国有化的制度作用下，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抬高土地价格来获取财政收入，从而形成了目前的土地财政依赖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催动下，不仅会直接抬高工业用地价格，也会抬高商业用地以及住宅用地的价格，从而间接增加了劳动者的生活居住成本，这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