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3年元月高中毕业于南坪五七中学,随后参加生产队劳动,和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一起收人粪尿。早上在高温堆肥旁等待各家各户送来的人尿,人人拎着尿罐子排着队等候验收(防假)、过秤、记账、折合工分,然后泼在高温堆肥上。他负责验收、过秤,我负责记账、算分。早饭后我俩便挨家挨户茅厕里收大粪,同样要过秤、记账、算工分。一桶一桶的送到高温堆肥上。收完以后我可以到村外,别的村庄去拾其它粪便,有时为了拾到一泡牛犊粪,要背着粪箕跟上里把路。三斤一分,粪箕子里不能垫土太多,不然要扣称的。时间一长,哪里有牛粪、猪粪、狗粪都一清二楚,按时按点,总不会跑空。
就这样干了几个月,就要午收了,生产队开始了评分制度。具体细则不清楚,只知道我评了个五分半。那时我已十九周岁,高中毕业,身高一米七九。和我同届的一位,年虽长我,但比我要矮半头,评了八分。一个刚初中毕业,比我稍矮一点的,评了七分。另一位比我大一岁,矮一点,和我是初中同学,却评了五分。我一看还算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呢。也难怪,那个评上高分的,人家是军属,父亲是生产队记工员。次高的呢,人家父亲是医生。我呢,靠的是贫农推荐上的高中,沾亲带顾连个党员、团小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没有。而那低于我的邻居,他父亲还在劳教呢。
午收开始啦,根据分工,男的都上场,干些拉麦、打场、起场、扬场等活,妇女去割麦,我们几个自然也安排到场上。我没有同意,到场上干的是大人活,拿的是小孩的分。我和低分的邻居商量:我们和妇女一起割麦子去,她们割五垄,我们割三垄,也可以拿六分,也比上场拿得多,再说,我们或许还能多割呢。我俩一拍即合,决定晚上磨镰刀,明早下地割麦子。那个七分的听说我们要割麦子,他也要去,我们三人开始了第一次割麦子。
到了地头,我们每人三垄,因为我们有底气,一定会超越六分;我们有力气,不怕累,一定会超越六分。凭着我们的优势,右手握镰,左手攥麦子,用力一拉,呼啦呼啦,一把把被割掉,一扑子一扑子放得齐整,也不知几弯腰到了地中间,回头一看那些妇女们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太阳虽然热辣辣的,浑身的衣服也都汗湿啦,我们也不在乎,心里憋着一口气,变成一股势不可当的力量。再一加油,到头啦,回望那些妇女们最多也就过中间,我们相视而笑,那心情比吃蜜都甜。
既然三垄太快,那我们也割五垄试试,或许能赶上他们。我们每人割五垄,一趟子下来却依然领先,且不用开始那样用猛力。一天下来我们三人每人割了42分,全队妇女割得最多的是一个刚过门的新媳妇,她得了41·5分,但质量不好,队长又让她把散乱的重新拾起。
有了人第一天的经验,第二天、第三天都感到比较轻松的割得了42分,这样队长对我们也刮目相看啦。再者我们每人每天相当于在场上干活的四个男劳力得的分还多,男劳力自然要有意见。队长要我们改上场干活,但我们的条件是要拿满分,队长也就同意啦。
在场上干活觉得一切都新鲜,有赶场的想偷懒,就让我帮他们扯一会磙。我也学着赶场人,哼哈的使唤着牲口,总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场上能干的活都去体验一下,即便是扬场也学着扬场能手的样子干一会。在以后的几年里每到午收,都在场上干活,虽然累点但也学到不少技术。在责任制后干自己所有的农活都能应付自如。而那些所谓光棍一点的,偷懒的,分了单干就吃了亏了,场不会扬,一堆麦子扬半天,还拿拧得一身汗,哭笑不得。对我而言却是因祸得福啦。
杨天亮,安徽省优秀教师,淮北市优秀共产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安徽省诗词学会理事,淮北市诗词学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酷爱旅行、诗词学习与创作,参加多部诗集与诗刊的编辑创作,入选诗词一百多首。个人出版诗集十部。
责任编辑:孙克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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