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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年那月 系列二十二(陈仁德 著)

    时间:2019-05-21 08:56:54  来源:中国国风网  作者:陈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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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六章 挥手告别

    1】我儿子在土屋里诞生

    1977年秋天,就在家兄储德身陷冤狱后不久,愁云笼罩的陈氏家中,却有了喜事。姐姐陈琳和我妻曹邦梅,在十多天里先后诞生了一女一儿。姐姐的女儿叫李琅(后改李虹),我儿子叫陈远涛,涛是惊涛骇浪的意思,暗指储德兄的冤案。

    怀孕后,为了胎儿安全,岳母请住在精华山上的娘家大哥,也就是曹邦梅的大舅给画了一道符。据说大舅懂得阴阳之道,能施法术。大舅将这道符折成约边长两寸的三角形后,慎重地交给我,嘱咐我放进贴身的口袋里,不准打开看,除了孩子父亲,任何人不能触摸,等到临产时再取出打开烧掉,可保母子平安。我不相信这些,但是放在身上也并不碍事,所以整整十个月,我都贴身放着没让任何人触摸。

    1977年9月下旬,曹请产假回娘家待产。将近100里山路(泰来到显周80里,显周到双福10多里),她是挺着大肚子一步步走回来的。在物资极其匮乏和工资极低的年代,我们只为坐月子做了很简单的准备,而且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到医院去分娩。就在曹家的土屋里,我们静静等待着孩子降生。

    10月17日,曹感到腹内有些躁动,我马上飞奔到显周场上去请王用祥医生,王用祥就是和我一起去县城监狱里押解犯人的那位,和我关系较好,他当即就上红十字药箱跟我到了曹家。进门后,他见曹谈笑自如,惊讶地说:“曹老师,你哪里像要生孩子的样子哟——还有说有笑。临产的人会痛得死去活来……”于是坐了一会就返回显周了。

    当天晚上,曹开始发作。到半夜时疼痛加剧,不可忍受,最后痛得大叫。曹母和大姐曹邦兰一直和我守护在身边。曹母说,她年轻时生过几个孩子,都没有这么难受,一袋烟功夫就生了。我没有任何经验,完全不知所措。曹母认为迟迟生不下,可能是有鬼怪作祟,搞不好会有危险。老人家很镇静,她已经给大舅带了信,大舅正从几十里外的精华山快步赶来,只要大舅到了就好办。子夜时分,大舅果然在夜色中赶到了。他一进屋,所有人像看到了救星般马上松了一口气。大舅来不及歇一口气就说:“我在对面山头上就看到了,这屋背后有鬼在游走。”他立即去堂屋里烧一道符,将烧过的纸灰化了一碗水。岳母非常虔诚地双手捧着碗来到床前,叫曹喝下去。我看见一大碗清水面上漂浮着一些纸灰,这个能起什么作用呢?当时我很生气地说:“就算喝一大缸水,又有什么用!”曹正在痛苦中,挣扎着坐起,仰头把一大碗水咕噜咕噜喝了。

    我的话很失礼,她们都是好心。

    符水喝了还是没有用,到下半夜疼痛更加剧烈。据说行走可以催产,又把曹扶起在屋里非常艰难地走动。但是,还是没有生。

    作为丈夫,我一直陪在旁边,目睹了一个女人生产的痛苦万分的全过程。我感到母亲的伟大,为了孩子出世,母亲要吃多少苦啊。儿子怎么能够不孝顺母亲。

    第二天中午12:15,已经快支撑不住的曹终于生下了我的孩子。孩子坠地时发出清脆的啼哭声,大姐曹邦兰抱起孩子,惊喜地说:“啊,还是个姨侄儿呢!”一直的悬念终于有了答案。我有了儿子!

    儿子刚生出就胖乎乎的,亮亮的眼睛,圆圆的脸蛋,软软的头发,两只手上下摆动着,小手小脚都像莲藕似的浑圆,非常可爱。躺在床上的曹此时虽然极度虚脱,看到儿子后,脸上却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一群女人闹嚷嚷的声音:“生个儿啦,我们来看看……”这是生产队的妇女们。这时只见岳母左手拿着一颗三寸长的粗铁钉,右手提着一把柴斧,快步走到床前,将铁钉猛的一下砸到床桯正中,捶倒捶平。这些动作一气呵成十分迅速,刚放下柴斧,那一群女人就进屋了。

    岳母轻声告诉我:“我怕那些女人把奶水抢走了,用钉子钉住!”这下我才明白了,岳母的动作为什么如此迅速,是必须抢在那些女人进屋前把曹的奶水保护好,她说,如果来人中有人贪心,就会抢走奶水。那颗铁钉过了很久才拔掉,在床桯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没有任何专业的接生人员,没有任何的设备,没有花一分钱,就在曹家的土屋里,我可爱的儿子陈远涛来到了人间,母子平安!这一天是公元1977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十八日,午时。

    第二天,岳母去生产队借来一把锈迹斑斑的木杆盘秤,把儿子光着身子放进秤盘里,岳母高高地提起盘秤说:“八斤二两。”怪不得迟迟生不下来,原来这么重。

    我立即给家中父母去信,详谈了儿子出生的情况,让大家高兴高兴。父母接信后果然欣喜万分。

    五妹曹邦英立即去显周场找王用祥医生,按照常规给孩子开一剂好像是扫毒之类的药粉。五妹回来说:“孩子的处方笺上写着,年龄:一天。”

    我天天守着母子二人。在第七天时,有人带信来说,拔山区供销社通知我立即去一趟,有要事。我完全没有想到,一到拔山,我就被限制了人生自由。

     

      2】我受到可耻的诬陷

    拔山区供销社副主任沈秀钊单独找我谈话,他四十左右年龄,戴着一顶瓦灰色的干部帽子,身着瓦灰色中山装,右手拿着一支很精致的烟管,轻轻地吞吐着烟雾,看上去很文静。他先是绕着圈子斯斯文文的说些不冷不热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向我宣传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语调一直保持平静,显示出很有政策水平。

    我猛然听出他是要我交代问题,脑袋嗡的响了起来。我有什么问题呢?一生从事财会工作的父母从来就教育我们要为人清白,我一直都谨慎为人,从无贪赃枉法之事。我就回答:“没有啥可说的呀。”沈依然耐心奉劝我要把事情主动说清楚,还用了当时搞运动整人非常流行的一句话,要我“竹筒倒豆子”,一点不保留的全部说清楚。

    软磨很久后,沈说:“你再不说,我们就要把事情摊开了。”

    我实在忍无可忍,大声说:“摊开就摊开吧。”

    沈这下失去了平静,把烟管往桌子上一搁:“老陈,那我们就摊开!”

    沈转身叫了一声,应声进来两个人,一个是区供销社文书李元培,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名字。两个人把我领到一间小屋,反手关上门。

    李元培是万县人,门牙高度爆出,口唇很难闭合,能写一些工作简报,因此被誉为供销社著名文人。他清了清嗓子,假笑着说:“其实也没有啥子,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行了。呃,呃,就是说清楚。”

    我完全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要说清楚什么呀。

    这两个人就这样守着,等着我说清楚。

    我想起刚才出世的儿子和曹,此时母子怎么样了?不禁心乱如麻。我多么想回到他们身边,多么想看看儿子的红脸蛋,但是我不能往自己脸上泼脏水,只有拖下去。

    一日三餐,居然是他们帮我去食堂打饭,没有让我出门,我好像成了囚犯。

    第二天,还是李元培二人守着我,要我说清楚。第三天、第四天、五天后,可能考虑到要我回到显周场开门营业,让我回去了。这是我一生迄今唯一一次被限制人身自由。我倒无所谓,只是苦了月子里的曹,她是日夜暗自伤心啊。

    没有多久,事情发生了逆转,得以还我清白之身。

    事情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拔山区供销社主任钱金益调到忠县糖酒公司任经理,从白石区调了一个叫伯有来的人接任。伯有来主任是志愿军老军官,新立公社文笔大队人,身材高大魁梧。与所有供销社主任不同的是,伯主任(也兼书记)极喜读书,满肚子的《三国》《水浒》《说岳全传》,不论说起那朝那代都滔滔不绝,虽然许多只是小说或者戏文,却也难能可贵。他和我一见如故,谈起岳飞的精忠报国,说起荆轲的慷慨从容,都有说不完的话。他很惊讶,当时的年轻人都不读书,我怎么知道这么多历史。当听说我有什么“问题”时,他很严肃地对沈秀钊说:“陈仁德同志脑袋里装的都是忠臣义士,怎么会做坏事?不可能吧?”随后他亲自过问我的所谓问题,很快就查清了,完全是一场误会。

    那时我兼营鞭炮,由双福盛家岩口“火炮湾”的几个匠人上货,进货和销货之间有一个差价,通过我做“进仓单”来向区供销社报账。那月月底前我收购了一批鞭炮,也做“进仓单”上报了。我在月底盘底时将鞭炮全部写进了盘底表,而这时区供销社的帐上,我的“进仓单”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出来。潘经理就据以认定我没有入账,贪污了鞭炮的进销差价。他们要我“说清楚”的就是这件事。真是活见鬼。

    伯主任立即宣布了我的清白,其他人便不再说什么,一切烟消云散。伯对我关爱有加,我每次去拔山办事,他都要私人设宴单独招待我,和我把酒畅谈。他在很多场合都说“陈仁德是个人才呀。”由于他的原因,所有人对我的态度都改变了。

    后来我一直视伯主任为恩人,长期保持联系,很多年里我都将发表的作品寄给他分享——那时发表作品是十分不易的。30年后的一天,我在忠县公墓给先父扫墓,经过一片墓地时,偶然瞥见一块墓碑上嵌着的照片模样好熟悉,仔细一看,碑上刻着“伯有来之墓”字样,才知道伯主任已经仙逝了。我立即向他的遗像鞠躬,并烧纸祭奠。

     

    3】终于返城了

    从16岁下乡插队开始,就感到人生渺茫和惨淡。那个时代,人的命运完全不能由自己把握,就如同牛马和猪狗一样任人驱使甚至宰割,就像草芥和蝼蚁那样没有尊严。叫我失学就失学,叫我插队就插队,叫我烧锅炉就烧锅炉,叫我卖农药就卖农药,哪有一点自我选择?我没有任何理想和抱负,唯一愿望就是回到父母身边,此外什么都无所谓。返城对于我是最重要的事情,只有和父母亲人在一起,才知道世界的某一个小小角落里依然有着温暖,依然可以得到心灵的慰藉。按说青春年少之人本应豪情万丈,可是,不幸生活在一个以扼杀个性为能事的时代,除非随着潮流装模作样地高喊口号,哪里会有什么豪情。

    为了调我进城,父母觍着老脸一次次去找人帮忙,操碎了心。八弟由于在城关镇街道工业办公室工作出色,受到领导的喜爱,他那些领导也出面帮我说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在1979年初有了好消息,县供销社下文,将我调到县土产公司。这是很多年里我家最大的好消息!这年我27岁,从下乡插队以来,已经孤身在乡下11年。

    1979年3月5日,我揹着一岁的儿子离开了显周。走过场口时我再次回望破破烂烂的显周场,不禁百感交集。在这里,我度过了近六年时光,从一个小伙子变成了一个父亲。21岁到27岁,多么宝贵的一刻千金的青春年华呀,都在这个山沟里默默流逝了。在充满毒气的环境里度过了2000多个日日夜夜,我的身体无疑会受到极大的隐性侵害。在寂寞孤独与平淡中做一些与自己的志趣毫不相干的事情,基本上是无端消耗我的宝贵生命。在一些素质低下人格扭曲的人手下工作,听任他们的使唤甚至陷害而不能自拔,任由他们把握我的命运,这是何等无奈。但是,我也有自己的收获,我坚持不懈自学诗词,已经初窥门径,为我后来跻身全国诗坛打下了坚实基础,如果不是在显周的自学,我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回事;我的意志在显周得到了进一步磨练,比以前更坚强,面对任何艰难困苦,我都能坦然自若;我在显周加深了对中国的农村的了解,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使我的思想更加成熟;曾经长期接受的官方“改造世界观”的教育,远不如这个真实的山区对我的教育,我明白了,客观世界的真实面目,要通过自己来认识而不是别人的说教来认识;在显周,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包括杀猪匠、挑夫、石匠等,他们淳朴忠厚勤劳善良,值得我永远尊重和怀念。

    在拔山登上了返城的汽车。车轮开始缓缓转动时,广播里正高声播放着纪念周恩来诞辰的文章。那天是周恩来的生日,所以那一天——3月5日,我记得很牢。

     

     (全文完)

     

     2013年12月13日完稿,是年为到显周四十周年。  2014年 4 月 8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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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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