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系列二十一（陈仁德 著）

第十五章  萧瑟秋风 

【1】“双打运动”开始了

1977年秋天是我记忆中最萧瑟的一个秋天。

初秋时分，当树叶开始飘落的时候，“基本路线教育运动”余威犹在，全国性的“双打运动”开始了。这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政治运动，所谓“双打”，名义上是打击现行反革命和打击刑事犯罪，实际上是新上台的“英明领袖华主席”坚持“两个凡是”，继承毛泽东“无产阶段专政下继续革命”衣钵的一次大演练。

显周场周围那些连绵起伏高低错落的山岭，在秋风吹拂的日子里，树木开始凋零，一片片树叶像黄色的蝴蝶一样在空中轻轻飞舞着，天地间一片萧瑟。

    在一阵紧似一阵的秋风中，县城里“双打”的消息不断传来，昨天是说张三被抓了，今天又是李四被揪了出来，让人感到一阵阵恐怖。

    从城里来的人带回一张忠县“双打办公室”主办的四开小报，报头就是触目惊心的“双打”两个大字。报上的消息令我大吃一惊，上面说，双打运动捷报频传，忠县城里长期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的“东霸天”和“西霸天”均已被逮捕。而这两个“霸天”我都认识，一个是家住西门的陈某，另一个是家住城东的辜某，都只20岁左右，在我记忆中，从没人叫过他们“霸天”，他们只是比较调皮一些而已，其中辜某是我中学同班同学辜顺祥的弟弟，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不点，我比较了解，不知怎么一下就成了“东霸天”!

    听说辜某被捕时，坚决不在逮捕证上签字，在一再威迫下，他竟拿起笔来出人意料地签上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愤怒的公安人员从后面将他猛击到地上，踏着他的背脊将他捆起来，他被摔得满面是血。

【2】哥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捕

    在传来的所有消息中，有一个消息让我不寒而栗：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川藏高原工作的亲哥哥陈储德因现行反革命言论也被关进了“学习班”，大家都知道，那年月“学习班”就是“集中营”的代名词。

    我哥哥与我相貌酷似，情同手足，他从16岁起便只身远走川藏林区，忍受了许多常人所难以忍受的痛苦。我们一直千方百计想把他调回家乡来，经过多年的努力，忠县物资局总算同意调入且已发出了调函，对方也已将档案寄来，现在就等着哥哥回来报到上班了。偏偏这时，他因反革命言论进了“学习班”，我们全家多年来为调动花费的无数心血就一下全部付诸东流了，实在令人心痛，更可怕的是，谁知道他将会受到什么处罚?

在与日俱增的担忧与恐惧中，我在荒凉的显周场上孤独地打发着每一个百无聊赖的日子。我常常独自去清冷的山坡上发呆，眼望着树上的黄叶在西风中飘落殆尽。我会出神地望着某一片黄叶轻轻地在风中回旋，然后忽然被风吹起老高，又像喝醉了酒似的摇摇晃晃地掉下来，最后飞到山下的小溪那边去。

    最可怕的消息终于传来了。

    一天，我忽然接到我尚未谋面的妹夫马明科从白石区医院打来的电话(他是那里的医生)，要我赶紧到白石去一趟，他有重要消息要告诉我。我当时就猜想，八成是关于哥哥的消息。当我匆匆赶到数十里外的白石时，马明科告诉我的果然正是哥哥的消息——就在几天前的中秋节，哥哥因现行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了!

    马明科是前一天从县城回白石的，在城里，父母告诉了他这一消息，并吩咐他约我见面后亲口转告我。父母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磨练，知道“反革命”三个字的份量有多重，他们既不敢写信也不敢打电话将消息告诉我，因为信有可能被外人拆阅，电话有可能被窃听，一旦让显周公社知道了，会对我极为不利——我将成为反革命家属  。

    父母考虑得多么细致和周密啊。

    在马明科的寝室里，我坐在当年很时髦的那种油黄色的“加拿大”木椅上，感到天旋地转，我不得不用双手紧紧地抱住我的头，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想，哥哥这下完了，他才20多岁，结婚不到两年，嫂子和一岁的女儿正等他回家团圆呢。

    哥哥到底是什么现行反革命言论呢?

    原来是他曾经私下谈论过华国锋，说华国锋没有官相，五官如何如何，相貌远不如周恩来。就这些，就成了“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

    哥哥是被他的同事出卖的，他被捆绑推上大卡车游街示众。他的那些和他朝夕相处的同事(也是忠县同去的老乡)气势汹汹地一路高呼口号“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想到这些，我心如刀绞。

【3】张部长发给我一支步枪 

    “双打”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显周公社也闻风而动，抓了三个犯罪分子投进忠县监狱，其中一个叫刘云(师联大队人)，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据说和某女知青有不正当关系。一个叫刘平清(大云大队人)，罪名是乱搞男女关系。还有一个叫盛朝官(大云大队人)，他的罪行是公开侮辱毛泽东，说江青比毛主席年轻那么多，毛主席肯定是“尖脑壳”。

    小小的乡场上，人们从早到晚议论得最多的就是，哪个又被查出有反革命言论，哪个又乱搞男女关系，我听着这些，只能强忍住心中的隐痛。

    运动的高潮到来了，忠县决定同一天在全县12个区分别召开大会对已经抓捕入狱的罪犯进行斗争，以震慑敌人，推动“双打”深入发展。拔山区将把区属6个公社的犯罪分子全部从狱中解押回来斗争。

    这天，我照例在山坡上望着那些凋零的树枝发呆，忽然公社来人通知我，叫我马上到公社武装部长张明楷那里去一趟。我顿时心中一惊，暗想，莫非哥哥的事通知到公社来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我走进了张部长的寝室(公社干部都没有办公室)。

    张部长朝我看了又看，眼中带着几分神秘——他要告诉我什么呢?

    “明天区上要开万人大会斗争反革命，知道吗?”

    “知道。”

    “你要和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站稳立场。”

    “是的……是的。”

    我紧张极了，很害怕张部长说出那件事来。这时他话锋一转，说：“有一个光荣的任务要你去完成。”这下我放心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哥哥的事情。

    张部长要我去完成的光荣任务，原来是要我立即步行到20里外的拔山去乘车进城，再到县城的监狱里去把显周公社在押的罪犯押回拔山来接受斗争。

    我有些犹豫，因为我从未做过这种事，同时……唉，反正我很不情愿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你年轻，正是在斗争中锻炼的时候”张部长不等我答话，就转身从床后拿出了一支步枪，他很熟练地把枪拴“哗啦”拉了一下，对着墙做了个瞄准的动作，然后就把枪给了我：“带上枪，和反革命打交道是要随时准备闻血腥味的”。

    这是一支自动步枪，锃亮的枪托，闪光的刺刀，向前微微翘起的弹夹，握在手里沉甸甸的。

天啦，我哪里会使枪，但我明白这种事情是毫无商量余地的，而且，这确实也是组织上对我的信任，要是他们知道了我哥哥的事，是绝不会让我去完成如此“光荣的任务”的。

    就这样，我接受了这个“光荣的任务”。

    一会儿，公社干部余朝溪(花桥马鞍大队人)和卫生所青年医生王用祥(老龙大队人)都来了，同样每人发了一支步枪，接受了和我一样的任务。余朝溪好像当过兵，拿枪的动作很熟练。王用祥是医生，没玩过枪，加上个子小，拿着长长的步枪，看上去很笨拙很滑稽的样子。

    当下我们三人就揹着枪前往拔山，在那里和另外5个公社的人汇合，约20来人，一个个都揹着枪，刺刀闪闪发亮，然后由忠县公安局驻拔山区特派员张鹏飞带队，乘车前往55公里外的忠县城。

    张鹏飞生得棱角分明，眼睛炯炯有神，腰间别着一支我叫不出名字的黑亮亮的手枪，威风凛凛，气宇轩昂。

    到忠县已是黄昏，我们一行住进位于狮子坝的“县委招待所”。

    夜幕降临，我抽出时间跑回家去看父母。父亲眉头紧锁满面愁容，母亲则依稀有泪痕，我知道，这都是因为哥哥的“反革命”案的缘故。反革命三个字在那个年代比洪水猛兽还可怕，谁家出了反革命谁家就大祸临头，何况我们家从五十年代以来已多次遭受重创。最痛苦的是母亲，她当时还不到50岁，已经头发花白，整日神情怆然，我深知母亲心中的疼痛，在所有儿女中，她最心疼的就是哥哥，我们小时都是请奶妈喂奶，只有哥哥一人是吃她的奶长大的 ，而今哥哥遭遇如此灾难，她怎能不痛彻于心。

    当我告诉父母我进城的任务时，父母脸上露出了很复杂的表情，也许他们真的认为这种任务很光荣，也许认为很无奈，也许认为很缺德，而当一切思绪与哥哥的“反革命”案搅到一起时，便立即悲从中来。

    我生平自忖尚不拙于言词，惟于安慰称好之词却笨拙之至，故亦无言劝慰父母，深夜仍回县委招待所就寝。

【4】一大群被捆好的囚犯

    第二天凌晨3点，张鹏飞命令全体人员起床，草草吃了早餐，就列队持枪前往城西监狱。城西监狱在城乡结合部，街巷偏僻，路灯黯淡，一路小心行去，临近一高墙前，便到了。

    我是第一次到这样的地方，心里不免有些紧张。不知怎么，我又想到了哥哥，他而今也在蹲监狱呢。这样想着便来到了一个小地坝里——也许就是书上常说的囚犯们放风的地方吧。监狱里全副武装的狱警们和张鹏飞打着招呼，看样子很熟悉。这时我忽然看到地坝的另一边黑压压的坐着一大群被捆好的囚犯，像一堆没有生命的货物无声无息地堆放在那里。此时才凌晨3点多钟，不知这些人已被捆放在这里多久了?想想也是，全县12个区今天都要来押解罪犯，一个区就算20个，全县就200多个，监狱里一时恐怕捆不及，只有先捆好存放在地坝里了。

    开始点名了，点一个罪犯的名字，地坝里那堆“货物”里便有人应一声，然后狱警像提口袋似的把那人提出来交给我们。

    点到“刘云”时，我忙端起步枪迎了上去，因为刘云是分给我解押的。我在显周公社已工作了几年，我认识刘云，但在监狱惨淡的灯光下见到他时，我却有点认不出他了，剃了光头，面色苍白，眼神黯淡，下巴尖削，有点像关在笼子里无可奈何的猴子。说心里话，听说刘云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强奸女知青”，我是很痛恨他的，因为我是老知青，但我看到他那副狼狈相，却暗暗动了恻隐之心，觉得他好可怜。

    刘云认出了我，他看着我手中上着刺刀的长枪，眼神中掠过一丝恐惧。

    “盛朝官!”下一个又开始了，这时王用祥医生也持枪迎了上去。

    接下来是“刘平清”，由余朝溪负责解押。

拔山一共解押了约20名罪犯，在夜色中押上车后，就直奔拔山而去。

【5】犯人被捆得杀猪般地嚎叫

    位于拔山小学的大操场上，已搭好了斗争大会的台子，长长的横幅标语在风中飘动着，硕大的高音喇叭发出刺耳的声音，从六个公社陆续赶来的人慢慢将操场挤满，人们像等待着观看一出大戏那样有说有笑地在秋日的阳光下站立着。

    会议即将开始时，我们这边又忙着将犯人们一个个捆成一团。我不会捆人，由王用祥象征性地把刘云捆了一下。我轻轻对刘云说：“你要装出捆得很紧的样子，把头低下去，不然要重捆一次哟。”刘云很感激地斜着看了我一眼，会意地把头低下去。

    但这时其他犯人却发出了杀猪般地嚎叫，都被捆得面色发紫，不能动弹。

    张鹏飞掏出手枪在屋里走来走去，不时用枪口在犯人头上敲着大吼：“老实点!知道吗，什么叫剥夺人身自由，这就是剥夺人身自由!没有什么轻松的!”

    “老实点!”

    “老实点!”

    工作人员们一边捆绑一边异口同声地大吼，我却不知道犯人们到底有哪一点“不老实”，怎样做才算老实。

    捆绑停当后，给犯人们一个个挂上事先准备好的大黑牌，便押往会场，这时高音喇叭里高喊，把“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押上来!”人群中闪出了一条道来，我们推着一长串罪犯以百米短跑的速度往前冲，在山呼海啸一样的口号声中把犯人们的头按下来，在台前站成一排。

    我眼前却一直晃动着哥哥的影子，好像看见他也在犯人中间，我感到心中一阵发紧，赶快强迫自己镇静下来。

    这时我发现台前被按着头的人远远不止20个，原来为了壮声势，顺便把拔山街上一些所谓的“坏人”都捆来陪斗了，其中还有女性。一个面目还算端正的纤细女人被紧紧捆着，脸一阵发白。她胸前挂着的大牌子上竟赫然写着“平价肉某某(名字不记了)”。出于好奇，我问拔山来的人，“平价肉”是怎么回事?结果我被告知，这个女人和某男人偷情后男人送了她一斤肉，后来被说成她每和男人睡觉一次收一斤平价肉的钱，0.67元，所以叫“平价肉”。

    还有一个只有20来岁的姑娘胸前的牌子居然是“强奸犯”，据说因为她谈恋爱多次，都是主动和男人上床“强奸”男人。

    所谓斗争大会其实是公判大会。刘云和刘平清被判了有期徒刑5年，盛朝官因为说毛主席是“尖脑壳”罪行特别严重，好像判得重一些，现在已记不清了。

    判得最重的是拔山供销社杨继生，15年，据说他长期乱搞男女关系。还有一个八德公社的姓冉的小伙子，21岁，长得很英俊，刚从部队复员回乡，因“收听敌台”被判了15年。姓冉的小伙子从部队带回来一部小收音机，经常收听香港广播。广播里每次都说，欢迎你来信，地址是××大街××号。这小子不知怎么头脑发热，竟真的写了封很简单的信寄去，信一投进邮箱就被查获了，于是判刑15年。

    大会结束后按惯例将犯人游街示众。拔山场并不大，走一个来回可能只要二十分钟，但由于人山人海，道路堵塞，队伍迟迟不能通过，结果走了很长时间。围观的人不知哪来那么高涨的激情，硬是将街道挤得水泄不通。

游街的亮点是“平价肉”，她游到哪里，哪里的人就齐刷刷伸长了脖子，像过节一样兴奋、开心……高潮一次又一次出现，只要是能认几个字的人，都要反复念“平价肉，平价肉……哈哈。”

“平价肉”就是拔山场上的人，游行队伍要从她家门口经过，也不知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可能由于那个年代人们已习惯了侮辱与被侮辱，早已不知什么是人格尊严，对这些无所谓了。

    我一手抓着刘云反绑在身后的手，一手拉紧背后的枪，在人流中缓缓向前。好几次我忍不住轻轻对刘云说：“你要知道我一直对你很仁义哟。”刘云向我微微点头，用只有我才听得到的声音说：“我记得到。”

    游街结束后，又将全部犯人押回拔山旅社，另一些陪斗的人比如“平价肉”等就全部放回家了。

【6】一个如同乞丐的女人哭着跑来

    那时进城的车不多，当天进不了城，犯人们就在旅社的地下捆着坐了一晚。

    我们通夜轮流持枪看守犯人，时不时有人怒吼“老实点!”

    那个“收听敌台”的姓冉的小伙子居然还有一位清秀的村姑从八德公社赶来探望他，据说是他未婚妻，他在部队时订的婚。那位村姑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着只有过节时才穿的花衣服，眼睛里噙着泪花。我听见冉对她说：“你要等我回来。”村姑却没说出话来，只是抹眼泪。大家都知道，冉要坐15年牢，15年是多么可怕而漫长啊!那位村姑能等到那一天吗?

    拔山卫生所一个姓王的医生(好像叫王月华，大约30岁左右)因投机倒把被判了5年，他家就在旅社旁边，他妻子和岳父一起端了一大碗热腾腾的包子来看他，不知怎么，没准见面。我看见他妻子神情麻木地站在旅社大门外的竹林旁，眼睛呆呆地向大门这边望着，我至今还记得，她穿着一件格子花的衣服，像石头一样立在那里。

    第二天早饭后，一辆解放牌敞蓬卡车开来了，犯人们被一个个押上了卡车，依然被捆着。

    就在汽车快要开动时，一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如同乞丐的中年女人不知从哪里冲出大哭着向汽车跑来。车上一个面黄肌瘦憔悴不堪的男人猛地回过头去。那女人一边哭一边叫着：“你走了我和娃儿些啷个过呀?”

    车上一个持枪的人大声说：“你光是哭，啷个不把他的铺盖送来嘛?去劳改还是要各人带铺盖噻。”

    女人听到这话哭得更伤心了，说：“要是有铺盖，他哪里还要去当强盗喔!”

    我想起了，那个男人的罪名是“盗窃”，被判了5年。

    车轮开始转动了，那女人发疯似地跟着汽车追，头发散乱地飘动着，哭声变成了嚎啕之声，车上那个男人也不断回过头去。一会儿，汽车便消失在公路的尽头了。

    30多年后的今天，那女人的哭声依然响在我耳边，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撕肝裂肺的哭声。

    我的“光荣任务”到此结束了，回到显周公社后立即把枪交还给了张明楷部长，然后又独自到山坡上去徘徊。几天不见，树上的黄叶已掉完了，只剩下一些光秃秃的树枝在冷风中摇晃，饱经秋霜的树皮开始泛出一层灰白色的冷光，就像犯人们被捆绑后失去血色的脸。

    不久，传来了哥哥的消息，几乎就在我“执行光荣任务”的同时，他在一次斗争大会上被宣布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至此，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7】这次轮到张部长坐牢了

运动渐入佳境，竟然爆出大冷门，在显周权倾一方的张明楷部长成了党内坏分子。

把张明楷作为斗争对象，是很有风险的，因为张明楷在显周极有威望，他是武装部长，经常组织民兵持枪演练，高呼口令，声势逼人。其人在威猛之外，也颇善交际，左右逢源，各方关系都不错。要把他扳倒，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突破口是在男女关系上。

沥石大队有一个叫丁明碧的中年女人，老公常年在外做木活，丁明碧是个闲不住的人，成天东窜西窜，人家给她起了个不好听的名字叫“丁刮耙儿”。（刮耙是农村用捞柴草的竹制工具，四尺长杆，顶部分叉成扇形弯齿。）这个丁刮耙儿不知怎么就刮到张明楷那里了，三天两头在张明楷寝室进出。一天，有客人到张明楷屋里，丁刮耙儿正在那里，竟然很热情地对客人说：“哎呀，没有什么好招待你们的哟。”完全像个女主人的口气。

马上对丁刮耙儿进行审查。

显周诊所有个姓徐的中年女医生，是安乐大队人，以前在八德公社诊所工作时曾经犯过男女关系的错误。其人相貌粗陋，不知哪个男人会对她有兴趣。徐住在诊所楼上，正好对着街对面公社宿舍张明楷的窗口，这样就有了传闻，据说晚上双方用窗台上的灯光作为约会暗号。

马上对徐进行审查。

这些都还不够分量，接下来使出杀手锏，调查张明楷与女知青的关系。这几年知青工作是公社的重要工作，分管知青工作的妇女主任胡兴秀忙不过来，张明楷也参与管理知青，因而他身边随时都簇拥着一大群男女知青。

马上把有重大嫌疑的女知青多人关进黑洞洞的粮库进行审查。

这样多管齐下，渐渐就有了重大突破。

张明楷是经过风雨的，他还是照常有说有笑，每天走过我门市部时还在哼着小调，泰然自若的样子。

祝裕华在晚上机关例会上的口气已经变得严厉了：“有的人不要以为自己没有问题，还在哼小调，其实我知道你已经心慌了，你心跳几下我都清楚。早点交代才是出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嘿，还要用《红灯记》里的方法，灯光联络，以为我们不知道……”

终于，一切都明朗化了。不久，张明楷被捆绑起来接受“八大单位”的斗争，会场也是在完小那间宽大的教室。事先工作组做了强调，要每个单位都安排人写好批斗材料，上台宣读。不幸的是，竟然指名要我上台斗争。张明楷与我虽无深交，也并无冤仇，我去斗争他做啥？但我哪敢违抗，只得草草写了一篇，专拣鸡毛蒜皮的事讲，比如他喜欢打扑克不务正业什么的。

斗争会上，公社书记陈德金与祝裕华等高坐在主席台上，各单位的人密密麻麻地坐在下面。张明楷被捆成一团站在台前低着头一言不发。争先恐后上台斗争他的人，都是平常和他在一起有说有笑甚至非常亲密的人——显周场那么小，谁不认识谁。

轮到我上台时，我看见张明楷侧过身子来斜着看了我一眼。我心里真不是滋味。这时我忽然想起了就在不久前，张明楷给我发了一支步枪要我去押解犯人，说：“你要和反革命进行坚决的斗争，站稳立场。”那时他哪里会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人家和他进行坚决的斗争了。可悲呀！

斗争大会结束时，从会场外急急忙忙跑进一个人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说：“等一会，等一会，在这里签个字！”原来是老鹰三队队长邹广灿，他以前曾经托张明楷帮忙买煤炭——那时煤炭很紧张，钱给了，煤炭还没有买到张明楷就倒台了。

张明楷接过纸条看了看，是一张欠条，他用颤抖的手在上面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随即被带走。这张欠条所欠金额大概永无偿还之日了。

张明楷此时是关在拔山区，几个月后才正式押解进城收监。押解他的正是祝裕华。从拔山坐客车进城，已经是正午时分，县看守所人员已经下班睡午觉，要下午三点才上班。祝裕华他们还得把张明楷看管到三点。在县城最热闹的狮子坝，祝裕华看见街头有一个高大的变压器，就顺手把张明楷绑在变压器下的电杆上，说：“你不是经常说你在县城朋友熟人很多吗，就在这里让他们来看看吧。”祝裕华说完就回家休息去了。那时天气已经很炎热，太阳当空，无处遮阴，张明楷就被捆绑在烈日下，任凭烈日暴晒，晒得来满头冒汗，衣衫尽湿。过往行人团团围住观看，像看一只被捆绑的动物。直到三点后，祝裕华睡好了午觉，才来将张明楷押进看守所。

张明楷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后慢慢的就不再被人提起。

【8】都是因为政策“英明”

    发生在那个萧瑟的秋天的故事到此差不多都已经结束了，就像树叶一片片落光了一样。但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似乎与此有关，所以不妨再简单介绍一下。

    过了两年，即1979年末，在全国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高潮中，我们押送的三名罪犯——刘云、刘平清、盛朝官全部无罪释放。据说盛朝官专程到王用祥家中感谢当年一路善待，刘云也在打听我，但那时我已经离开了显周。

    八德那位“收听敌台”的姓冉的小伙子据说也无罪释放了，他只不过给香港写了封信而已。

这些人的释放，据说都是因为党的政策英明。

一天，我突然在县城里见到了张明楷，他已经形容枯槁目光无神憔悴不堪。我上前和他打招呼，还是习惯叫他张部长。这下我才搞清楚了，张明楷已经平反出狱恢复工作，那些罪名都是栽赃陷害的。县上考虑到他不宜再回显周，安排他去了八德公社。他进城不是为了别的，是专门来找祝裕华的。此时的祝裕华已经高升了，根本不见他。

在八德公社，张明楷主动要求派驻白土大队，那里是陈德金的老家，陈德金老婆孩子都住在那里。从此张明楷专门找茬，修理陈德金的家人。说陈家乱占地基违反土地政策，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什么的，一律从严查处。陈德金知道张明楷是在报复，也只有吃哑巴亏。

由于身心均遭受残酷折磨，张明楷已经失去了昔日强健的体魄，不几年就含恨死去了。

    1980年开始，由我执笔为哥哥申冤，先后给中央、省、地、县写的信不计其数。1981年春天，哥哥经重新审理，宣布无罪释放彻底平反并补发工资。三月的一天，我们全家老幼守候在长江边的码头上，迎接哥哥归来。当哥哥从轮船上远远地走下来时，我觉得一切都像在梦中那样迷离恍忽，看着他一步步走近了，才忽然感到喉头像什么堵住了一样，鼻子里一阵发酸，眼眶里有什么在涌动——终于掉下泪来。

哥哥的女儿陈淳已经5岁了，从一岁后她就没见过爸爸，当她爸爸突然出现时，她根本不认识，怯生生地睁着大眼睛……

    那是我记忆中最萧瑟的一个秋天。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