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系列十九（陈仁德 著）

【11】长冲水库惨案

除了跨区建设的黄钦水库外，各公社都在拼命修建自己的水库。比较著名的有磨子公社的磨子水库，望水公社的八字桥水库，汝溪公社的马耳坝水库等。显周公社不甘落后，也开工修建公社范围内最大的长冲水库。长冲水库位于沥石大队，据说是修水库的好地方，经过专家选址决定的。

1976年冬天，由公社副书记陈百忍任指挥长，显周公社集全公社之力，开始了长冲水库大会战。陈百忍书记在大会上说：“黄钦水库100多里长的渠道是一条长藤，长冲水库是收藤结的一个大瓜。”比喻很形象。

临近春节时，工地上的高音喇叭吼得震天响，要大干快干，早日建好长冲水库。民工们你来我往，担着土往大坝上跑，一派热火朝天景象。

整个工地只有一个最现代化的设备，就是由公社农机站萧应孝驾驶的一台中型拖拉机。萧应孝是沥石大队人，脸膛红中带黑，略胖，冬天经常戴着已经有些陈旧的部队的棉军帽。他在部队是驾驶员，复员后在农机站开拖拉机。拖拉机本应耕田，但在山区田间小道拖拉机无法行走，只有用来跑运输，水库开工后，又被抽调来拉石磙。这拖拉机就成了工地上的一大风景。山区农民看见拖拉机的机会都不多，能够坐上拖拉机溜达一圈的更少更少，于是休息时，一些青年农民就喜欢围着拖拉机看稀奇，胆大的还会爬上去坐一会，觉得很神气。更有甚者，在拖拉机开动时也硬要往上爬。为此，指挥部多次通过高音喇叭劝告民工们注意安全，不要爬拖拉机。

天堡大队的青年农民韩有清新婚不久，夫妻二人都一起来到长冲水库工地上挑土。韩有清每天挑着沉重的担子流着大汗终日劳作，代价是每天补助半斤大米。他没有想到，这个看起来热火朝天的工地，会成为他的坟墓。

这天，韩有清照例挑着担子往来于水库工地，不知怎么的，他看见正在大坝上拉着大石磙转圈的拖拉机，忽然就有了爬上拖拉机去玩的念头。趁着卸掉泥土空着担子往回走的空隙，他把扁担两头的铁钩往中间勾在一起，扁担就像一杆长长的步枪大揹在肩上，他腾出双手，看准拖拉机从身边经过，就抓住拖拉机的后架往上攀。他使劲往上一蹭，肩上的扁担重重地碰在拖拉机顶部的铁架上，巨大的反作用力将他猛地掀落下来。他的双手一下伸进大石磙与刮泥架之间的缝隙中。拖拉机还在突突突地向前开动，大石磙巨大的滚动力将他从缝隙间硬生生地扯进去。大石磙表面与刮泥架平行，间隙不到两拳，他先是双手后是头部躯体依次从缝隙里塞进，最后被压在大石磙下。等到萧应孝发现后刹车时，他的头部已经被石磙碾过，脚还朝上卡在刮泥架里。只可怜新婚不久的韩有清，被巨大的拉力将身子拉长变形，一命呜呼，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现场有人惊叫起来，立马有许多民工跑过来围成一圈，天堡大队的民工分开人群走到最前面，韩有清的新婚妻子一言不发，一声不吭，惊呆得像木偶。

萧应孝无计可施，为了将韩有清身子从石磙下取出，被迫再次开动拖拉机，将韩有清全身生拉活扯地碾过，韩才从大石磙后面露了出来。这时天堡大队的民工们愤怒了，把手里的扁担捏得绑紧，要指挥部出来说道理。意想不到的是，指挥部的高音喇叭里忽然传出洪亮的声音：“韩有清不遵守安全规则，是自取灭亡！”声音回荡在水库上空，刺痛了民工的心。这下群情激愤了，天堡的民工们眼睛里冒出火来。

指挥长陈百忍书记很镇定地来到了现场，他劝大家不要因此耽误劳动影响工程进度，指挥部决定给韩有清40元钱作为安葬费，马上兑现。就这样，民工便散去了，工地上立即恢复了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

韩有清的妻子拿着丈夫用生命换来的40元钱，找人将丈夫支离破碎的尸体抬回天堡草草安葬，此事便风平浪静。

第十三章 青春碎片

【1】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

从16岁下乡插队，我就离开父母亲人，很少和他们在一起，心里总是想回到老家去团聚，不愿意在显周度过一生。我日夜思念着故乡，在我眼中，故乡忠县城多么遥远啊。偶尔有从县城运货来显周的汽车，会勾起我的绵绵乡思，巴不得跟着汽车回去。在一首诗中我写道：“远游天外归何日？遥隔云端忆我家。”现在看来有些好笑，显周离县城只几十公里，我却在感叹“远游天外”，真是“为赋新词强说愁”。我能否调返县城，希望非常渺茫，甚至没有一点希望，但我总是不甘心，总是盼望着有一天能如愿以偿。反正还年轻，就再等待下去吧。

1975年，家里的基本情况是：父亲按照老家“做九不做十”的风俗，庆贺了60岁生日，他自撰寿联：“年过六旬，犹未还清儿女债；家有三代，如何报得父母恩。”他出任县棋类协会秘书长兼总裁判，经常在大礼堂灯光球场主持赛事，并带队外出参赛；被病魔反复折磨十多年的妈妈在这一年里又患了一场大病；姐姐陈琳在农村熬过漫长的十年后，被迫办病残返回了县城，在残疾人福利院做会计，这是一个言之痛心的过程，需要许多笔墨，按下不表；远在川西阿坝森工局的哥哥储德春节期间回家结婚了，嫂子是石宝寨人傅安兰，23岁，县丝厂工人；妹妹陈瑜仍然陷在农村，看不到希望，她曾经有一次安排做教师的机会，几乎都快要成功，就在即将办理手续时忽然发生意外，被别人挤掉，令人十分沮丧；弟弟仪德初中毕业后已经在城关镇街道工业办公室做采购员，长期驻扎重庆，工作业绩颇佳。

在日复一日的无聊的岁月消磨中，我嘴唇上渐渐长出了黑黑的浅浅的胡须，加之终日忧郁，长期失眠，自己都觉得已经未老先衰。暮春时节我默默度过了23岁生日，按理说应该考虑婚姻大事了。可是我不能！如果在显周找对象结婚，就意味着今生今世会永远陷在这里，再也不能返城了，所以无论如何，都不能在乡下结婚，不能在显周考虑婚姻之事。心里死守着这个信念，对显周任何年轻女性我都保持距离，绝不涉及婚事，这一点绝不能动摇。何况巴掌大一个显周场，哪有年轻女性？去哪里物色对象？说来也怪可怜的，那个年代的青年男女大多营养不良，发育迟缓，更兼政府强制推行晚婚晚恋，在很长时间内还把男女的正当交往视为“肮脏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一般人到了二十出头都还呆头呆脑的，很少有少年维特之烦恼。

但是即使如此，迟到的生命之花还是会绽放，生活中总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插曲，让那些冰冷的日子依然有丝丝青春的暖意，让我们的青春不至于过度黯淡无光，让我们在回忆起那些岁月时依然有值得留念的零星碎片。那些碎片是那样的残缺，那样的琐屑，那样的尖利，却闪动着生动纯洁的光芒，在后来的日子里，这一缕缕光芒会偶然在心中闪回，让我们想起，哦，我们曾经年轻过……

【2】我有门槛，你有脚杆

显周场所在地是人和大队1队，从重庆来的女知青王安惠插队在这里。生产队为她修的知青屋就在离场口只有几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山包上，那是一间近20平方米的土墙屋，紧邻着生产队的保管室，旁边是一个凹凸不平的用来晒粮食的石坝。站在小山包上，脚下就是显周场所在的整个山沟，一条清溪横穿而过，对面是显周完小，这边是显周场和场侧的一湾水田。

王安惠年近二十，瓜子脸，丹凤眼，两条乌黑的长辫垂到腰际。她身材高挑丰腴，双腿修长匀称，走起路来挺拔矫健，浑身向外喷发着青春气息。她大约有1.7米高，胜过不少男知青，人们背后偷偷叫她“长脚杆”。

王安惠每天都在显周场周围劳作，频频出现于我的视野。我们很快就相互注意到了对方不同一般的气质。在众多的山民中，她鹤立鸡群，谁也能在第一时间看到她。

很快我和王安惠就认识了。她非常豪爽痛快，热情大方，邀请去她的小土屋做客，用典型的重庆方言说：“我有门槛，你有脚杆。来耍噻。”说这话时，她双眉向上一挑，眼睛闪烁着朝天上飞快一瞥，又迅速把视线收回来。后来我知道，这是她的习惯动作。

记不起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去跨王安惠的门槛了，总之她很热情，忙碌着烧火煮饭招待我。她简陋的土屋里，主要的用具就是一张四柱的老式木床，一张小木桌，一个装粮食的扁桶，一个大柴灶，一担粪桶。这些都很平常，知青都是如此。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墙头挂着一把冲锋枪。年轻人都对枪有兴趣，我禁不住取下来反复摩挲。这是一把苏式冲锋枪，俗称“虼蚤笼”，枪管方而不圆，布满长方形孔眼，弹夹微微向前翘起。在电影上曾经多次见过这种冲锋枪，但真正握在手里，我还是第一次。我问，有子弹吗？她说，没有。那时我手里正好用着家兄储德的海鸥202折合式相机，就端着冲锋枪站在小山包上，请王安惠给照了张相。照片上，我戴着当时最时尚的草绿色军帽，穿着军装，双手持枪，目光随枪口略微侧向左边。我用钢笔在照片上面写了一行字：“谁敢欺负我”。

王安惠为什么有一把冲锋枪？因为她是基干民兵，当时特别注重对女民兵的武装，她又是村里出色的女青年，冲锋枪就发到了她手里。

那时毛泽东搞什么评法批儒，儒法斗争，把历史上的法家人物吹上天，儒家人物打下地，说儒法斗争一直从古代进行到了现在，还要揪出党内的大儒。宋代的王安石不知怎么一下也成了法家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的斗争就是儒法斗争。报纸上还引用了列宁的话，说“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的变法家”。我就爱拿王安惠开涮，说：“你是王安石的妹妹呢，11世纪变法家哟……”

我在食堂吃饭，自己无法开伙，有时来了客人，老是吃食堂那点可怜的饭菜也不是办法。自从认识王安惠后，她那里就成了我待客的地方。我会买一点酒肉把客人引到她那里，由她备办酒菜。她每次都是热情接待，从不推辞，想起真是够麻烦她了。

王安惠不会喝酒，有一次在大家的气氛感染下，大着胆子轻轻呷了一口，立即吐了出来，连声喊“好辣哟，好辣哟。”赶紧去水缸边舀起一瓢水来咕噜咕噜漱口。大家便没有再叫她喝。

我喝得飘飘然的时候，说话就没了遮拦，大声嚷嚷：“喝酒乃人生一大乐趣，我什么嗜好都没有，就是喝点酒。”有人在一旁说：“怕今后找了对象就被管住，不敢再喝了。”我趁着酒兴应声说：“我如果找女朋友，一定要会喝酒的，酒量要在半斤以上，否则不行。”

【3】猫儿失恋后的生日

1975年冬的一天，是猫儿28岁生日。这个命运多舛的男子汉陷在显周多年，对前景极度悲观失望，宝贵的青春岁月转眼即逝，他都28岁了，实在没有什么心情过生日。我得知当天是他生日，便鼓噪他小小的整一下，地点当然还是在王安惠那里。

傍晚时分，我们就带着酒肉去了王安惠那里，和我们关系比较好的知青高霞、谭月荣、毛玉华、饶正明等人都一起去了。大家一起操办。当时农村燃料奇缺，柴火不够，王安惠开门出去，一会就手提一只“挞架”回来了。（“挞架”是收割水稻时脱粒用的木质工具，操作者将稻把子使劲往“挞架”上“挞”，谷粒便纷纷脱落。）王安惠举起柴刀，哗哗几下就将“挞架”劈成木柴塞进了灶膛。“挞架”是生产队的农具，每年秋收时都需要的。我问：“别人知道了怎么办？”“不管！哪个管那些哟。”王安惠一边烧火一边淡定地说。

酒菜自然是十分简陋，但是，气氛却出奇的热烈。记得当时喝的是万县“太白酒”，酒瓶上是李白举杯邀明月的画面。我素来以豪饮著称，便和朋友们痛饮起来。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这一次王安惠也举起酒杯和大家对饮，一点也不喊辣了。

猫儿和汤玉辉的“纯洁爱情”这时已经结束。汤玉辉父母害怕女儿在乡下结婚永远无法返城，以非常强硬的手段拆散了这对恋人。猫儿为此痛不欲生，采用各种方式试图感动汤玉辉挽回这段姻缘。但是汤玉辉已经铁了心，无论如何都不为所动。那段时间我经常和猫儿抵足而眠，晚上彻夜听见猫儿锥心叹息，有时甚至高喊：“老子要杀人！”有一次，他忽然深夜把我叫醒，说：“仁德，我和辉的姻缘还没有断。我刚才梦见月下老人了，他给我看了我们的红丝线。红丝线是三股绞成的，断了两股，还有一股没断，说明还有最后的希望。”当时我觉得这个老兄好可怜啊，人家都已经恩断义绝了，你还在梦里幻想什么月下老人的红丝线。猫儿的初恋始于27岁，终于28岁。按理说他这个年龄应该早有儿女了，可是他却仅仅享受过一次短暂的初恋，一次纯洁的爱情。痴情的猫儿为了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发誓终生不再爱任何女人，所有媒妁一概拒绝。他在所有返城的路都被堵死后，被迫采取“办病残”的方式，于1976年返回重庆，在重庆他仍然拒绝爱情，直到1978经我和一些朋友再三开导，才和忠县拔山中学费明德老师结婚，此是后话。

大家都不敢把猫儿的纯洁爱情拿来调侃，尽量避着这个话题，怕伤他的心。当天我写了一首“满庭芳•余宏根兄誕日夜飲山中”。

遥夜沉沉，空山隐隐，野原霜气初生。把樽为寿，同是醉中人。多恨樽前无敌，醒难唤，太白骚魂。虫声寂，昏灯一火，击柝报三更。 升沉怜尔耳，销磨壮志，残冷杯羹。把心事谁商，蝶梦难成。云外传来雁唳，哀响过，似诉飘零。天明未，长空漠漠，星斗尚纵横。

【4】徒步往返40里路看电影

我和猫儿住在场上，严格地讲，是和王安惠同住在人和1队，三人相处的时间较多，有什么高兴的事都要分享。

那时一年到头都难得看一次电影。显周这个鄙陋之地，哪有什么电影。20里外的拔山场上，偶尔会放一次老掉牙的影片，我们也没兴趣去看。1976年毛泽东死后，思想开始解禁，一些被尘封多年的较好的影片也陆续上映。一天听说拔山要放映《洪湖赤卫队》，我和猫儿、王安惠便相约去观看。

拔山电影开映是晚上七点，我们下班后约上王安惠出发时已经快到6点了，我们只能快步前进，几乎是一路小跑。猫儿身体素质好，王安惠的腿长，都行走如风，只有我差些。当时年轻，徒步疾行是常事。跑完20里路，我们只用了55分钟。

拔山没有专门的电影院，只有一个开会用的大会堂，里面没有座椅，只有一排排的长石条，这就是全拔山区最好的会堂。长石条坐着又硬又冷，但在当时已经是很好的享受。看电影的观众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像过年似的，人们自从文革以来，已经十年没有看过像样的电影。

看完电影后，我们又原路回到显周。为了看一场并不怎么样的电影，要徒步往返40里，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到拔山看电影虽然累，总算看到电影了。有一次去花桥看电影，却扫兴而回。

那天黄天雪从花桥回来，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明天晚上花桥场上要放映香港影片《杂技英豪》。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兴奋极了。香港离我们太遥远，香港太神秘，能够看香港电影，在那个时代是比上天还难的。在此之前我已经听说过《杂技英豪》，那是1949年以来在国内上映的第一部香港影片，影片拍摄的是广州杂技团访问香港的演出现场，精彩绝伦。影片的拍摄方式、技巧、色彩、所采用的艺术表达以及极富渲染力的解说词，均为国内所无，在国内放映场场爆满，想不倒现在到了花桥，我无论如何都要去看。

第二天，照例是我和猫儿、王安惠一同前往。花桥的路程比拔山稍近，但去拔山有一大段是公路，宽敞平坦，去花桥完全是山路，曲折崎岖。这些我们都不管，走路对于我们不过是家常便饭。

到了花桥，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拥挤，没有一点即将放电影的迹象。怎么回事？问了几个人，回答让我们吃惊。电影因故改为明天晚上放映，我们提前一天去了。我们当时那种失望啊，只差没有瘫坐到地上。

没有办法，我们又在夜色中灰溜溜地回到了显周。第二天我们没有勇气再去花桥，怕又扑空。

【5】除夕夜谁也不许哭

 转眼就是1975年春节。那时每年都强调“过革命化的春节”，要求过年不

回家，坚守工作岗位。我和何正虎都主动要求留在显周，不回家过节。想不到的是，猫儿、王安惠、高霞、毛玉华、饶正明、汤思明、彭林等人都留在显周过“革命化春节”，于是便约好除夕之夜大家相聚。高霞主动邀请大家去她那里——鱼箭1队韩家大湾。

高霞是重庆凤鸣山中学高中毕业生，父母是重庆标准件厂职工。当年1月，所有初中高中毕业的标准件厂职工子女成建制插队到显周。她是十足的天真少女，身材高挑，目光明澈，笑容灿烂，她的双辫是所有女知青中最长的，又黑又亮一直垂到大腿。为了除夕宴会，她还认真做了准备，事先从重庆带来了忠县没有见过的烟花弹，自然也尽可能准备了些过年货。除夕下午我们早早地就去了，进门时土屋里已经热气腾腾，硕大的铁锅里煮着腊肉，香气飘溢。高霞在砧板上咚咚地切着洋芋丝，彭林在一旁说：“你切的洋芋丝像扁担！”意思是过于粗大了，刀工太差。高霞说：“去去去。”

大碗大碗的农家菜端上桌来，除夕宴开始了。高霞很认真地说：“先说好，今天过节，谁也不许哭哟。”

那天我专门把从杭州买回的几只木质高脚酒杯带去了，每杯大约能盛八钱酒。白花花的65度的烈酒倒进酒杯，酒香扑鼻。一杯下肚，激情便被点燃起来，大家有说有笑，畅叙着一年来的艰辛和快乐，然后便胡乱地唱歌。在座只有饶正明嗓音较好，其余都很平常，但是此时不管嗓音如何，都放声高唱。唱的都是当时在知青中流行的歌曲，其中一些是禁唱的“黄歌”，也就是抒情歌曲。那时的歌曲都是刚劲铿锵的语录歌和样板戏唱段，抒发个人情感的歌曲一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比如“草原之夜”，本来是非常美妙的，也是黄歌，不准唱。

王安惠那天兴致特别高，不管三七二十一引吭高歌“草原之夜”:

美丽的夜色多么宁静，

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

可惜没有八分钱的邮票钱。

……

她调皮地将“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改成了“可惜没有八分钱的邮票钱。”——当时一张邮票八分钱。

一曲唱罢，她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豪气使人惊讶。我们都知道，她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怎么就变得如此厉害？这时我心中猛的掠过一闪念，我曾经说过“如果找女朋友，一定要会喝酒的，酒量要在半斤以上，否则不行。”难道这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接着她又唱起每个重庆知青都会唱的“重庆城呀好地方”，然后又举杯痛饮。

我当然也一杯接一杯痛饮。在座所有少男少女的情绪一会儿都调动起来了，大家一首接一首地高唱，不管什么黄歌不黄歌了。

至今记得非常清楚，我那天喝了10杯酒，王安惠竟然也喝了10杯，就算杯子不满，她都足足喝了半斤，使我暗暗称奇。

渐渐地到了午夜，高霞变戏法一样地拿出保存了很久的一束烟花弹，“看好时间，到了零点，我们一起去外面山坡上放烟花，像个过年的样子。”
    零点到了，大家带着醉意涌出门去，门外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来，酒马上醒了大半。
    高霞开始点燃烟花，她又说了一声：“说好了的，今天谁也不准哭哟。”
    这次没有人应声，漆黑的夜里谁也看不见谁，只是一片沉寂，沉寂得使人害怕。
    烟花燃起来了，闪闪发亮的光束射向夜空，瞬间放射的光芒照见了这群站在凝满严霜的荒野上的可怜的孩子，这下大家互相都看清楚了，原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早已挂满了泪珠。
    饶正明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唱起了那时在知青中最流行的《异乡寒夜曲》：
    离别故乡，不知多少年啊？
    那留恋的故乡。
    望了又望，远在天边的故乡，
    不知在何方？
    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故乡的怀抱，
    辛酸的泪啊，无情地流啊，
    总是洒在异乡。

星光暗淡，独自披衣起，
   悄悄地望远方。
   我的命呀，为什么这样苦。
   谁能回答我？

……  

  随着歌声响起，所有知青都忘记了“谁也不准哭”的承诺，毫无顾忌地哭起来。哭得最厉害的是宣布“谁也不准哭”的高霞。

【6】我把她的床铺弄得一塌糊涂

王安惠劳动的地方就在显周场周围，我们每天总能见面。她不知怎么当上了生产队长，每天要到场上来派工，安排各个社员的农活。她扯着嗓子大声说：“连棒，今天还是摘桑叶哈……”，“韩妹，今天去油坊沟挖地。”她是队长，劳动要带头，寒冬腊月，水寒刺骨，她把裤腿高高地挽起来，露出修长的双腿，跳进冰冷的水田去拉肥泥，腿冻得通红。这样一干就是一天。工间休息时，她会到我房间来坐坐，我们一起聊天，有时坐着就不走了，忘了开工。

一个很冷的夜晚，天上飘着雨，山路一片泥泞，我和猫儿、高霞、饶正明等人又登上那个小山包到王安惠那里喝酒。半夜时分踉跄出门归去，门外是一块红苕地，屋檐淌下的雨水将红苕地旁的沟垄淋得溜滑无比，我一脚踏虚轰然摔倒，滚了一身稀泥，狼狈不堪。猫儿和饶正明见状赶紧将我拉起来扶回土屋。王安惠不由分说，将我和衣放倒在床上盖好被子。我昏昏沉沉就睡着了。

黎明前醒来想起昨晚的事，觉得很惭愧。睁开眼看，床前的小方桌边，王安惠和几位朋友都在煤油灯下坐着，如豆的灯光映着他们疲惫不堪的面容。原来他们已经在床前陪伴了我一整夜，没有一个人合眼。我轻轻翻了一下身，感觉床上有许多硬硬的块状的东西，一动就破碎。小心摸一块看，不禁大吃一惊，原来我带着满身稀泥倒床酣睡，一夜之间，稀泥被体温捂干了，全部板结在王安惠的毡毯上。我把一个少女十分整洁的床铺弄得一塌糊涂，厚厚的毡毯是很难清洗的，我怎么对得起人？同时也对王安惠给我的照顾从心里充满感激。

起床后，我再三向王安惠表示歉意。她却说：“没啥子，没啥子。毯子洗了就是。你昨天没摔伤吧？”

我和王安惠的关系渐渐成为一些人的谈资，许多言语传到了我耳中。何正虎关心我，找我谈过话。他说王安惠一定是动心了。我说，我们就是一般朋友关系，不是恋爱关系。我是铁了心不在乡下找对象的，我要千方百计返回忠县城。我知道，王安惠待我很好，她人也不错，但是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我心里很坦然。后来议论越来越多，我感到有些压力了。那时全国已经严惩了一大批和女知青有不正当关系的人，罪名是“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行反革命”，忠县曾经十分威风的“群众专政指挥部”干将纪会元因为强奸女知青被枪毙了。女知青从此受到特别保护，和女知青打交道风险很大，我便很少去王安惠那里了。

恰好此时，妈妈在城里托人给我带来了一斤毛线，要我自己找人织一件毛衣。那时的毛线是非常紧俏的物质，拥有一件毛线衣服是很高贵的。我知道，王安惠织毛衣的技术堪称一流，她可以一边走路一边非常熟练地用两根毛线签子快速织出很多花色样式，根本不需要用眼睛看，什么渔网针，桃叶针，鸡心针，只要社会上有过的样式，没有她不会的，好像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她。可是人言可畏，我要避讳她，怎么好去请她帮忙呢。我忽然心生一计，把毛线抱到妇女主任胡兴秀那里，说：“胡主任，这是我妈妈给我的毛线，麻烦你帮我找一个会织毛衣的女同志吧。”

胡兴秀笑了笑，叫我把毛线放在她那里，她明白。

我一转身，胡兴秀就拿着毛线找到了王安惠。又过了10天，胡兴秀叫我去，毛衣已经织好了，非常合身，非常漂亮。“安惠听说是给你织毛衣，笑嘻嘻的，二话不说就接过了。她白天劳动，很忙，都是晚上在煤油灯下织的。”胡兴秀说，“其实你把毛线拿来我就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哈哈，是吗？”

【7】完全意想不到的奇迹

王安惠返城的希望似乎也很渺茫，一直陷在显周。我和她慢慢疏远了，我必须这样做。她依然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后来就没有听见她大声喊：“连棒，今天还是摘桑叶哈”之类的了，可能没有再当队长了吧。在场上还是常常见到她，简单招呼一下就匆匆走过。她的目光里比起以前明显多了些忧郁。

1978年的某天，王安惠终于调返重庆了。她走时我一点不知道，只是过了很久都不见她踪影，一问，才知道她已经离开了显周。这并没有引起我心中的什么涟漪，我们之间本来就是一般朋友而已，连手都没有拉过。从此，王安惠就从我的视野中彻底消失了。

几年后，我忽然想起了王安惠，觉得她还算得上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回到重庆后也不知道过得如何？我记起了以前她曾经偶然说过，她家住在重庆南岸玄坛庙新院村8号。我是个喜欢写信的人，就试着给她写了封信，按我记忆中的地址寄去。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她的回信，信上说离开后一直记着我，记着显周的朋友，想起以前的日子，真是令人难忘。她说她已经结婚，生有一女，丈夫姓彭，在重庆交通机械厂工作，日子过得不错。随信还寄来了一张全家福，她和丈夫抱着女儿的照片，女儿可能只有一岁。她特别说，她丈夫待她很好，也听说过我，欢迎我去做客。

我还真去她家做客了。1984年，我到上海出差，返程经过重庆，特地到位于沙坪坝小龙坎的重庆交通机械厂去找她。很顺利就找到了。分别多年，见面第一眼，就看见她双眉向上一挑，跟当年一模一样。她女儿很乖，已经上幼儿园了。她丈夫是个很忠厚的工人，备办了丰盛的菜品，并取出珍藏的郎酒来款待我。王安惠也陪我喝酒。她丈夫很惊讶地说：“怎么，安惠，你会喝酒？”我也很惊讶地说：“怎么，彭兄，你不知道她会喝酒？”

那次短暂相见后，又失去了联系。人慢慢进入中年，没有了往日的激情，别说一般朋友，就是最好的朋友也各自忙自己的家庭或者事业去了，这是很正常的。

2000年，我从《万州日报》跳槽到《重庆商报》做记者编辑，这时我已经年近五十，不禁又想起了重庆的许多分别多年的老知青朋友，很想去寻访。

次年9月，我儿子远涛考上重庆交通学院（现重庆交通大学），我带着他去学校报名。正是新生入学的高峰期，报名的地方摆开一溜长桌，每张长桌面前都是拥挤不堪的人群。我带着儿子慢慢靠近了一张长桌。挤在我右边的是一位中年女人，也是带孩子来报名的。我偶然向右边转头，竟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我惊讶的目光立即定格在她脸上不能挪动。这时那女人也看到了我，她双眉向上一挑，多么熟悉的眼神，天啦，她是王安惠吗？我嘴里发出一声惊呼：“咦……你是王……”“你是陈……”她说。

她真的是王安惠，16年不见，彼此都老了许多，但是她的眼神却一点没有变。站在她身边的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就像当年的王安惠，不用说，是她的女儿，今天也是来报名的。谁也没有想到，我和王安惠竟然同时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交通学院来报名入学。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只要稍稍挪开一步，错过一秒钟，就永远都不可能相遇。

“奇迹发生了！奇迹发生了！”我连声说。

我把这件事情写成一篇散文，发表在了《重庆商报》副刊上，有人认为是虚构的，可是，这的确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这样又和王安惠有了联系。她还住在交通机械厂，这几年因为国营企业改制，她下岗在家，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好在孩子都长大了。

不久，我和王安惠一起去位于华岩的标准件厂找高霞。进了厂门后，打听到她正在前面不远的一个车间上班。我们忽然出现在她面前，她又惊又喜。和高霞分别20多年了，她竟然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

接下来我频频出动，把许多老知青朋友都联络上了，在一起畅叙往事，那个亲热劲啊……

重逢的激情慢慢消退，五十岁后，一切都渐渐归于平淡。又是几年和王安惠没有联系了。某次老朋友聚会，忽然想起她，都说多年不见了。打电话，是空号。事后高霞专门去交通机械厂，心想在厂里一定能够找到，谁知到老地方后立即傻了眼，厂区已经被改建成了一个崭新的楼盘，一幢幢高楼摩天而立。老厂房荡然无存，以前的人已经不知去向。

我们还会有第二次巧遇吗？只有天知道。

【8】爱情真的来叩门了

1975年岁暮，慈祥的老父亲冒着严寒到显周来看我。父亲是最疼我的，在

显周，他无奈之极地看到了我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心情十分忧郁。父亲在显周完小意外见到了一个五十年代的同事古大楷老师，两人回忆往事，兴致颇高。谈到我的婚姻之事，父亲自然是非常关心。古大楷老师说，完小的曹邦芬老师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女友。父亲当即表示，仁德一心想回县城，不打算在乡下找女友。古老师说，曹老师介绍的女友调进县城没有问题。这下父亲就觉得可以考虑了。

曹邦芬老师见面后，说这位女友中师毕业，现在是某校数学老师，条件如何如何。她们有很硬的关系，可以将这位女老师调进县城。既然如此，当然可以接触一下，互相了解。

我们一再问曹邦芬老师，这位女老师是谁？她一直吞吞吐吐不讲，后来才通过古老师转告，那位女老师就是她亲妹妹曹邦梅，现在新立区人和完小工作。而古老师就是曹邦芬的亲姑爷。

原来是她妹妹，我们不禁大吃一惊。不过从曹邦芬的条件看，估计她妹妹也还不错。

1976年1月9号，我和曹邦梅第一次见面。为什么这个日子记得这么清楚呢，因为从广播得知，就在前一天周恩来总理去世了，周的忌日是1月8日。

曹邦梅五官端正，落落大方，双辫子，穿着一件当时比较流行的灰色上装，显得很精神。我们就这样开始了接触。

春节期间家兄储德从川西回家探亲，到显周来看我，我们便一起去曹家。这是我第一次去曹家，曹邦芬带着我们去的，经过人和大队安乐大队，就到了那里。

曹家在新立公社双福四队，是一个单独的小院，一排三间土墙瓦屋，左侧是厨房和牛栏猪圈，前面是一块四四方方的石坝，旁边竹树参差。除了我和家兄储德，猫儿、王安惠也一同去了。曹父早年去世，曹母带着几个儿女长大，两个儿子不幸夭亡，现在还有五个女儿，大女儿出嫁到附近的青龙大队，曹邦芬刚刚结婚，丈夫是部队一个营级干部，曹邦梅下面还有两个妹妹邦英邦辉，都在务农（我发表过《五妹》记述邦英短暂一生）。

第一次去曹家，曹邦梅因为学校有事，没有回来——她工作的学校离家很远，大约40里路程。曹母和两个在家的妹妹热情接待我们，煮了香喷喷的腊肉来招待。那天猫儿喝多了，竟然用非常笨拙的动作独自起舞，把我们笑得前滚后翻。猫儿满脸酡红高唱那时很流行的歌曲，一支接一支。唱到“阿里山林涛在耳边回响”，他就用手掌在耳边像扇子一样前后扇动，唱到“老房东查铺”，他顺手把桌子上的马灯提起来弯着腰往地下仔细看。高潮迭起，笑声不断，王安惠笑得捂住肚子抬不起头，发辫拖到地上。唱歌完毕兴犹未尽，猫儿干脆跳上桌子用蹩脚的普通话朗诵刚发表不久的毛泽东的《念奴娇.鸟儿问答》。念到“订了三家条约”时便伸出三个指头晃动，念到“哎呀……我、要、飞——跃。”时，便伸出两只手作翅膀飞动状，妙不可言。

猫儿事后说：“这还是我一辈子第一次跳舞呢，实在是太痛快了。”

曹母给我印象是很慈祥，没有什么言语，只是满面笑容。五妹曹邦英比较腼腆，刚高中毕业的细妹曹邦辉却口齿伶俐。这次做客曹家比较愉快，印象较好，使我和曹邦梅的关系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到了快放假时，我很关切地打听曹邦梅的调动问题，这时我才得知，她们所说的很硬的关系，就是古老师的弟弟古大雪，是某公社书记，与县教育局某局长是很好的朋友。古大雪曾经拍着胸脯说，调动没有问题。但是，真正到了临近放假时，古大雪却说今年调动有困难，要等明年再考虑。我对曹邦芬的话深信不疑，由她转告的古大雪的话也姑妄信之。

【9】《西厢记》的离奇遭遇

我和曹邦梅开始有了往来。她所在的人和完小离显周有50里山路，往来100里，都是步行，那时我们没把跋山涉水当成多么困难的事情，随随便便都可以走几十里路。曹星期六放假后徒步50里到显周——反正她姐姐就在显周小学，星期一凌晨要赶回学校上课，我送她要送到20里外的新立公社，最远的一次送到三岔湾，接近30里，然后我再返回显周。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

我家大量的祖传藏书在文革浩劫中被焚烧干净一册不留，列祖列宗的许多著述手稿亦全部付之一炬。惟独有一本《西厢记》由于被幺叔懋新公带到重庆，躲过一劫保存下来了。这本《西厢记》是王实甫所著，出版于五十年代，当时祖父德甫公发现此版本较之原版有许多改动，“改得太多，太俗。”（德甫公批语）就根据记忆用蝇头小楷在书上一一批改还原。祖父年轻时熟读《西厢记》，几十年后还能一字不误背诵下来，其用功之深与记忆力之强可见一斑。书上的批改便成了祖父传世的惟一墨迹。这本书在1975年传到我手里，我如获至宝，日夜捧读，已经背诵了前面的许多内容。

一天，曹见到了《西厢记》，希望能借去看看，我不便推辞，随手给了她，并一再说明这本书对于我们家族的重要性。她保证看后即完璧归赵。

谁知道，曹在学校里的一位闺蜜发现了这本书，竟然向校方告密，校方认为事情严重，又报告了公社。而曹却一无所知。

那时除了毛泽东著作外，其他书一律是“封资修大毒草”，偷看是犯法的。公社公安员罗某气势汹汹带了一帮人来到学校，叫曹交出反动书籍。曹大吃一惊，当即想到我对她说过的话，如果此书失手，怎么对得起陈家的人，于是拒不承认。

罗某反复开导劝告均未果，不禁恼羞成怒，径直走到曹床前掀开枕头，一下就把书抓到手中，说：“你还不承认，这是什么？”曹至此才明白是有人告密，连藏书的地点人家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此事在学校及周围造成很坏影响，曹被迫写出“深刻检讨”才算了事。

我得知此事后第一的念头就是，万一幺叔知道了怎么办？这是祖父惟一手迹呀。

几天后此事传到了显周公社。我去食堂吃饭，公社革委副主任刘清波和另外几个公社干部正在一边吃饭一边闲谈，见到我，刘马上提高嗓门说：“我这次听新立的同志说了，他们发现了一本非常反对的书。好反动啊，书上全部是立排的繁体字！”我一听就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立即对他说：“那不一定哦。毛主席著作还不是有立排的繁体字。”刘扭头看着我，送到嘴边的筷子忽然停住，一时语塞。

幺叔在重庆终于也知道了这件事，连声嗟叹痛惜不已。

这是1976年春上发生的事。到了秋天，毛泽东死了，四人帮倒台了，中国走向新生。随着狠揭猛批四人帮的日益深入，拨乱反正开始了。一天，我惊喜地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谈文化的文章，竟然公开说《红楼梦》《西厢记》等书是优秀的民族文化作品，我一看到心都砰砰跳了起来。《人民日报》的权威性在中国是无与伦比的，既然《人民日报》都如此评价《西厢记》，那还有什么理由没收呢？

我打听到，《西厢记》已经转到新立区文教助理万世芝手里，便托人去索取，谁知竟遭到严词拒绝。我不死心，回头便给忠县县委宣传部写信，要求他们责令万世芝退还此书。我把《人民日报》有关内容作为重磅炸弹一字不漏抄录在信上，我知道，他们这种人看到《人民日报》文章后，绝不敢说半个不字。

信寄出后如同石沉大海，我不甘心，接着又寄出第二封。到第三封信寄出后不久，我终于收到了回信。回信很简略但是很管用，大意是说：“陈仁德同志：书在万世芝同志那里，我们已经通知他，请你自己去取。”

《西厢记》终于回到我手中，我在第一时间就给幺叔去信，告诉了这一喜讯。

不久，《西厢记》再版了，我在报上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万分，立即去信邮购一本。我在这本崭新的《西厢记》的扉页上题写了如下内容：“万事知阁下：《西厢记》的艺术魅力是永存的。陈仁德”然后寄给了新立区文教助理万世芝。我特地把万世芝写成万事知，是有意调侃他。很快我就得知，万世芝收到我寄去的《西厢记》后十分恼怒，说：“怎么能够称我为‘阁下’，‘阁下’是资产阶级的称呼！”我听说后不禁仰天大笑，这些人的脑袋里装的全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什么的，其他一概不知。

直到现在，祖父亲手批改的历经劫难的《西厢记》还保存在我手里。一本普通的书，在那个年代里，居然有着如此离奇的遭遇，现在的年轻人怕是不会相信了。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