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系列十六（陈仁德 著）

第十一章 当队长去

【1】区委出台了新政策  

1974年冬，新一轮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又在全国掀起了高潮。与以往不同的是，这年的学大寨还配合了一项新玩意儿——学习马列的六本著作，即《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哥达纲领批判》（还有一本一时忘了），毛泽东发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要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既然他老人家说了“要使全国知道”，下面就马上忙乎起来了。 

拔山区委在研究如何把农业学大寨推向新高潮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凡是公社干部一律到大队去任职，党员任大队支部副书记，非党员任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这个多种经营员就成了队长了。我任职的地方是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拔山区委还煞有介事地用老式钢板蜡纸刻写油印了一份《关于任命XXX等同志职务》的文件，其中有一行写着“陈仁德同志任显周公社安乐大队第八生产队副队长”，这样，我的生涯中便有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头衔——“生产队长”。 

我的任期为半年，按照上级的要求，我必须每月在队上劳动25天以上，公社给我发了一本《劳动手册》，也就是用来登记劳动出勤的本子，本子比巴掌还小一点，淡黄色，由显周小学写字写得最好的黄新昂老师在封面上写着“安乐八队陈仁德”几个字。《劳动手册》每天如实登记，到时要交到公社去接受考核。 

按照区委的统一要求，我到生产门市部去买了錾子、手锤、锄头、蓑衣、斗笠等劳动工具，这差不多把我全副武装起来了。錾子手锤是开山打石的工具，那时的所谓学大寨，主要就是在荒坡上砌石坎造梯田梯地。开山打石是首先要做的事，錾子手锤必不可少，这样便花去了我每月20多元工资的近四分之一，心里略觉紧张。从知青生涯结束后，我是第二次当农民，将沉甸甸冷冰冰的手锤握在手中，便有些莫名的惆怅。我从来没当过石匠，笨手笨脚的，能胜任开山打石吗？

  【2】袖珍乡场上的众生相 

揹着被盖卷，带着新买的全套劳动工具，我前往安乐八队所在的吴家场。走过约10里山路，远远看到一棵高大的黄葛树，枝干横斜，绿荫葱茏，树下是一片院落，就知道吴家场到了。忠县山乡的每个场镇和大院几乎都是这样，总会有黄葛树像路标似的高高挺立在那里，成为一道古老的风景。

安乐大队位于显周拔山新立三个公社的交界处，吴家场是大队的中心，坐落在一道山脊上，当地老乡在叫地名时习惯将中间的一个字半吞半吐地快读过去，所以吴家场听起来就是“吴哦场”（同样的道理，附近的曹家冲就叫曹哦冲，王家咀就叫王哦咀，甚至供销社都成了供哦社）。这是我生平见过的最袖珍的乡场，比显周场还小得多。它实在是太小了，街道从头到尾只有几十米，宽度则只有2米多，最狭窄的地方站在两边差不多可以握手。路面全是青石铺就的，无数岁月从路上流走，石板已经变得非常光滑，没有一点儿棱角，有些地方深陷下去，坑坑洼洼凹凸不平。山脊像鱼背一样隆起，吴家场也就顺着山脊缓缓上升，成了一道长坡。两旁的房屋土木结构混杂，显然都已经“历史悠久”了，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破破烂烂。但是即使如此，这场上却有着一个小诊所，一个小商店，一个打米磨面的机房，一所村小。所以，偶尔总会有人从场上走过，使这个小乡场平添一段生气。

吴家场上总共只有十来家人，但就是这十来家人，也构成了一个小社会，里面有着个性鲜明的各种人物。 

诊所的坐堂医生是当地负有盛名的老中医杨国旺，这个一年四季都身穿一件旧蓝布长衫，头上包着白帕子的老头子，懒洋洋地坐在一排陈旧不堪的贴着“白芷”“半夏”“生地”“川芎”字样的中药柜前，似乎永远都将一支三尺长的竹烟杆含在嘴里吧嗒吧嗒吞云吐雾，只有当病人到来的时候，他才将竹烟杆恋恋不舍地从嘴里取出来，“呸”的一声将一大口痰吐在地上。

商店的老板叫黄仲荣，他其实是供销社的代销员，我早就认识。黄仲荣一共兄弟四人，分别以“荣、华、富、贵”命名，是吴家场上最能干也最有势力的人。黄仲荣在乡下称得上气度不凡见多识广，他眼睛圆圆的，嘴唇厚实棱角分明，脸略有些浮肿，坐在那个土垒的柜台里，态度温和地给人称盐打油，屋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盐渍。“重庆那些大地方规矩多，有一回我到一个人屋里去，他撒了杆纸烟给我，又放了一个干干净净的盘子在我面前，我不晓得是做啥子的，不敢随便动，就悄悄看他到底是拿来做啥子。嘿，你不晓得，原来是拿来抖烟灰的，哈哈……”他绘声绘色地讲着他曾经的见闻。

黄仲荣的老婆姓丁，一个很贤淑的女人，脸上随时挂着笑容，对客人很热情。他们的大儿子黄超群在忠县师范毕业后分配到附近的凌云公社小学当了老师，周末回家来，穿着当时最时尚的灯芯绒衣服，他很像母亲，脸上也随时挂着笑容。

黄仲荣的弟弟黄仲华就住在隔壁，他比哥哥还活跃，眼睛大大的，戴着顶帽子，说起话来声音很洪亮，他每年养的大肥猪都是两三百斤重，这在那个时代是极为稀罕的。由于猪太肥了，到了年终宰杀时从圈里赶出来都很困难，但是他的脸上却因此堆满了灿烂的笑容。他女儿嫁给了当时区委副书记谢宗全在县林业局工作的儿子，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他儿子黄亚群后来也参加工作进了烟草公司，他本人则成了公社的炊事员，后来正式退休。

另外一个弟弟黄仲贵是公社广播员，和我同一个食堂吃饭多年，彼此都很熟悉，也是个很能干的人。

住在黄仲荣对门的是刘松云一家，刘松云已经60多岁，但是身板硬朗，劳动起来抵得过年轻人。他眼睛似乎有些模糊，随时像有异物粘着，可能是白内障之类的东西吧。他夫妻二人养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刘光成，小儿子的名字没有多少人知道，因为是个哑巴，人们就叫他哑巴。我去的时候刘光成正好挨斗争，他和隔壁的周家媳妇发生矛盾，欺负周家懦弱，竟在大白天把周家媳妇按在石坝里公开猥亵，压得周家媳妇失魂落魄喘不过气，事后居然说：“把老子鸡鸡都搞扭气了。”为此，他被大会斗争，他上台挨斗时还恶狠狠地瞪着眼睛。 

哑巴据说是小时吃错了药，后来就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虽然是哑巴，他却很精明甚至还有点儿幽默，喜欢比着手势和我开玩笑，他伸出两个大拇指并在一起，再把右手食指往下一按，就是调侃我——照结婚像了吗。后来我见到他也就对他比这个动作，他就哈哈大笑。这哑巴气力大得很，性情刚烈，在1969年8月19日围攻知青的血腥事件中，哑巴出手最狠，挥动钢钎将年仅17岁的插队知青“马儿”活活打死。此事几成定论，到底是真是假却不得而知，因为哑巴不能开口说话。

靠刘松云下侧的是黄家然，他儿媳妇叫刘纯芳，一个不到30岁的女人，和所有农村女性一样，肩上挑着一担粪桶奔走在山岭上，同时背上还揹着吃奶的孩子，汗水沾湿了零乱的头发，从不叫苦。她和一般女人不同的是，嘴巴有几分风趣也有几分锋利，说起话来没有几个人可以抵挡。那时人们不知为何都戏呼她孩子为“孔老二”。

和刘纯芳性格迥异的是住在场口外的一个叫冉瑞淑的年龄也不到30的女人。冉瑞淑是从附近老龙大队嫁到这里来的，生得白白净净，眼睛水灵灵的，扎着两条小辫子，在乡下可算出色的女人。她男人叫黄红，常年在新疆务工，家里就只有她带着两个孩子，大孩子不过两三岁，小孩子还揹在身上。她平常总是用背带揹着小孩子再把锄头扛在肩上，锋利的亮闪闪的锄头在孩子的小脑袋后面晃来晃去却永远不会伤着孩子。她不大言语，眼中似乎充满哀怨，活脱脱一个怨妇。当时为她家占用土地打地基准备建房的事情去找她谈过话，好象是占地手续不全。那块地基就在靠近吴家场的路边，已经用石条铺好的地基迟迟没有建房，地上已经长满了荒草。问她男人什么时候回来，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低头望着自己的脚，淡淡地说了声：“那个懒汉……”

【3】最有名的人是姚毛儿

吴家场上最有名的人是姚毛儿（儿化音），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大名姚青术，出身贫下中农，刚翻身做主时大约也跟着分过胜利果实和田地，一度时期他还当过力夫，劳力很不错的。后来人民公社越搞越没吃，他就懒干活了，天天躺着睡大觉，久而久之就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懒汉。他算得上最真资格的“无产阶级”，四十多岁了，没有老婆，没有房子，没有农具。简言之，没有任何财产。公社为了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给他修了一个不足一丈见方的小土屋，他就睡在空荡荡的地上。他穿的是政府每年发的一件救济棉衣，天热了就把里面的棉花扯出来当单衣穿，衣服破烂不堪从来没洗过，上面爬满了虱子，臭气熏天。他的头发沾满了成年累月的赃物，一绺绺地纠结着，脸像锅底一样满是污垢，分不清五官的位置，只有眼睛眨巴时才露出一条缝隙。 

他懒得出奇，从来不劳动，当然也就分不到多少粮食，由此他却锻炼出了惊人的耐饥饿的能力。他可以几天不吃东西，躺在地上睡大觉。但是吃起来却可以一口气把一洗脸盆青菜汤吞下去，或者把一个大南瓜硬生生地吃掉。他一年四季中最惬意的就是包谷成熟的季节，深夜里他像土猪（一种喜偷吃包谷的野生动物）似的钻进青纱帐里大吃包谷。据说他连把包谷从杆子上扳下来的力都不愿使，直接就弯着身子把嘴巴凑到包谷上去啃，有人夸张地说，姚毛儿一晚上能啃一块地的包谷……到了腊月，村上开始杀年猪，姚毛儿会很耐心地站在一旁观看杀猪的全过程，他的真正用意当然不是参观杀猪而是有所期待，等到杀猪匠手执明晃晃的利刀把肥猪开肠破肚，将臭哄哄的猪肛门和猪羞剜下来扔到一边时，他一直眯着的眼缝里忽然发出亮光，一下扑过去将那些血淋淋的东西抓起来塞进嘴里大嚼并生吞下去……有时姚毛儿也能为生产队做点事，夏天，队里的堰塘干涸了，捞起来一桶小鱼，队上的十多家人便围着等待着分配，鱼有大有小，这下负责分配的人就有些为难，于是就把姚毛儿叫来，他抓起哪条就是那条，人们就算有意见也没啥可说的。姚毛儿不会白干，最后一条大鱼是自己的，他双手抓住就像啃包谷似的生吃了，可怜的鱼痛苦地摆动挣扎着，一会就被咬得支离破碎，姚毛儿满嘴是血，却吃得津津有味。也怪，他从来就不拉肚子，任何病都没生过，一生都没有花过一分钱医疗费。

  姚毛儿一无所有却四肢发达，居然也喜欢眯着眼打量女人，偶尔会从眼缝里斜透出一种奇怪的眼神。他有个弟弟叫姚青灿，是生产队会计，也穷得叮当响，但好歹娶了个老婆，好像叫王宗兰。这王宗兰也跟着受苦，女人每月的那几天来了什么对策都没有，就让那东西顺着腿流，还照样上坡干活。就是这样穷，他们竟然一口气生了四个孩子。晚上一家六口挤在一张叽叽嘎嘎的破床上睡。这一切对于姚毛儿来说已经是共产主义一样美好的生活了，他心里便有些痒痒的。一天,刘松云对姚毛儿说：“姚毛儿，你天天睡地下，你看你弟弟那床铺多舒服，弟弟不在的时候你去睡就是噻”。姚毛儿听刘松云一说还真的动念了，那天看见弟弟不在，弟媳妇一个人睡在床上，就跑过去往床上挤，弟媳妇吓得哇哇大叫，顺手抄起一把粗硬的扫帚照姚毛儿身上乱打，一边打一边大骂：“打死你这个烂鸡巴！”声音惊动了整个吴家场，其结果是姚毛儿抱头鼠窜，后来刘松云问他：“姚毛儿，你弟媳妇那床上怎么样？安逸吗？”姚毛儿耷拉着脑袋吞吞吐吐地说：“……她……拿扫帚疙瘩……打我……”此事成了村民们津津乐道的“保留节目”，一直传诵了很多年，我去没多久就知道了内容大致相同的好几个版本。

  【4】深夜古庙里的怪异声音 

我住进了吴家场尽头的村小——安乐小学。 

安乐小学是一座古庙改建的，当地人都叫安乐寺。位于山脊最高处的安乐寺是吴家场最宏伟的建筑。建筑地基高出地面两米，显得很大气，说是古庙，其实更像一座古城堡。四四方方的大院，全是一条条整齐的石头砌起来的，山门开在正中，连接着一道宽大的石梯，旁边是一个不规则的球场，其实就是一块土坝子，既小又不平整，下雨的时候一片泥泞。整个学校好象只有两个老师，从红色的木窗传出的琅琅书声，证明着学校的存在，也证明着现代文明对这个荒远山乡的渗透。

  晴朗的日子站在安乐寺门口远望，可以望到几十里外的地方。那是一片类似高原的地貌，远远近近的山岭都低矮而舒缓，星星点点的村落分布在山岭之间，经过连续二十年的大炼钢铁、开荒种粮、改田改土等反复折腾，千山万岭都没有了森林，只剩下光秃秃的一个个山包，间或有几棵稀疏的树七零八落地点缀在原野上。在原野的尽头，有一道高山巍然崛起，连绵逶迤如同屏障横亘于天边，那就是忠县和垫江交界处的精华山（亦称金华山）。精华山长长的山脊横拖过天际，锯齿一般的山巅在天边布下一道暗黑色的嵯峨剪影。每天，太阳就是从那里缓缓地沉下去，当最后一抹残阳消失在天幕上时，精华山的轮廓渐渐变得模糊起来，漫漫长夜便开始到来了。

  安乐寺里的一间小屋成了我临时的住所。白天古庙里书声琅琅，晚上便冷冷清清空无一人。这时，我便关上高大的山门，回到那间狭长的小屋里去，守着昏暗的煤油灯发呆。除了我那几件农具，小屋里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幸而我喜爱唐诗宋词，在那些寂寞难耐的日子里，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躲过了文革劫火的断简残编就能让我神游远古，与圣贤对话，暂时忘却眼前的一切。

  灭灯歇息后，古庙里常常会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我从小受的是无神论教育，相信世界上没有鬼神，但是，夜半三更一片漆黑，空荡荡的古庙里发出的任何莫名其妙的声音，都依然使人联想到“鬼神”二字，从而产生恐惧。有时那声音悉悉索索，就像有人趿拉着鞋在走路；有时那声音唧唧咕咕，就像有人在窃窃私语；有时声音会由远到近，最后就像在你面前；有时声音会戛然而止，就像有人在指挥。我从少年时就习惯性失眠，深夜里独自一人在荒山上守着一座古庙，听着各种怪异的声音，辗转反侧冷清寂寞，其滋味不是亲身经历万难体会。我知道，那些声音多半是山风和老鼠共同发出的声音。四面门墙紧闭，山风一进古庙就在里面打着旋子，成群结队的老鼠到了晚上便猖獗起来，怎么不发出各种声音。老鼠有时到了肆无忌惮的程度，它们居然到我枕头边来撒尿，害得我在黑暗中将床头捶得咚咚直响。在我离开时，我的枕头边沿已经被老鼠咬了好大几个洞，那是老鼠们趁我熟睡后干的。

  社员们和我混熟后就开始调侃我：“安乐寺里面以前停过好多死人，就是你睡的那间屋就停过吊死鬼，舌头吊出来好长哦……晚上你听到的声音是啥子？是鬼在打架呢。鬼的样子晃眼一看和人差不多，仔细看就不同了，鬼是没有下巴的……”

  我是公社派来的干部，怎么能在社员面前说自己怕鬼呢，还不等他们说完我就说：“我不怕鬼！有啥子鬼哟，你们也莫信那些，那是迷信。”

  话是这么说，可是到了深夜，恐惧总会袭上心头。一天晚上，一个社员从外面走夜路回来，路过安乐寺时看见我窗口灯还亮着，就大声对我说：“陈队长，还没睡呀。怕不怕，没有长下巴的，舌头吊出来的……”那家伙还真把我吓到了，一通宵我都紧张，反复想象着没有下巴的鬼和舌头吊出来的鬼的模样。庙子里的声音似乎也特别异样。只要听到声音很近了，我就把手电筒揿亮照过去，偏偏手电筒又没电了，那才叫无奈。现在的人们可能不知道，那时电池是非常紧缺的物资，市场上根本买不到，所以电都耗尽了还在勉强用，只能发出一点萤火虫般的微弱光线。那一夜真不知是怎么熬出来的。

  【5】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安乐八队的社员们很多年来一直生活在饥饿和半饥饿状态中，粮食匮乏一直是他们最大的难题。共产党执政二十多年来，虽然天天都在高唱“社会主义好”，可是当你面对那一张张营养不良面黄肌瘦的脸、一双双没精打采黯淡无光的眼睛和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模样时，你才知道他们到底是过的什么日子，他们的贫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我出任生产队长，竟使全队人感到为难，难什么？难在我每天要吃饭！

  山区的农民非常朴实善良，从古到今，他们都是好客的，家里来了客人，要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款待，生怕客人吃不好。但是，现在他们的确贫困到了无法款待客人的境地，他们为难了。

  但是，总不能不让我吃饭啊。队里的几个干部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全队十多户人家轮流接待我，每家负责15天，先从生产队长家里开始。这种轮流供养的方式俗称“吃零供”，大凡老人到了不能劳动的时候，就由几个儿子轮流供养，也就是“吃零供”。我这个生产队长本来是去领导他们学大寨的，却成了他们无法推卸的包袱，这也算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吧。

  第一天就到了队长家。队长叫向志雪，30左右年龄，戴着一顶已经变成灰白色的帽檐耷拉下来的蓝布帽子，衣服也是灰白色的旧蓝布，上面重叠着补丁，个子有些瘦小，见到我，叫了声“陈队长”，笑容中带着几分朴实几分苦涩。

  向志雪的家在杨国旺诊所的背后，房子是老式的木屋，和吴家场上所有的房子一样，都已经饱经沧桑了，里面拥挤而狭窄，而且非常阴暗。屋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一张宽大陈旧的木床，上面堆着至少用了两代人的发黑的老棉被，床上是四季不变的四角残破的竹篾席——当时整个忠县农村都是如此，即使是像黄仲荣那样条件较好的人家，也从来没听说过在寒冷的冬天使用床单的，一律都是睡冰凉的篾席，而且是很粗的黄篾席，能睡上细密的青篾席，那就算高档次的生活了。

  到向志雪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吃饭登记表”贴在墙上，就和前一年在沥石大队潘全槐家中一样。

  向志雪看见我在贴“吃饭登记表”，大声说：“陈队长，算了吧，莫去贴，说起都不好意思哟。”我坚持要贴，说这是我们的制度，必须要执行。向志雪还是不让我贴，最后在我一再坚持下才终于贴上墙了。

  向志雪一家三口，老婆是个很本分的女人，头上包着帕子，散乱的头发从耳际垂下，她也只有三十左右，但是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她和我招呼过后，就不言不语地只顾蹲在地上剁猪草，菜刀反复地举起又砍下，发出有节奏的“砰砰砰”的声音。儿子乳名“云崽儿（读儿化），就在安乐寺读书，也和他爸爸一样，戴着一顶灰白的帽子，连笑容都和他爸爸一样，朴实中有几分苦涩。

  我对农村并不生疏，多年的插队生活，已经使我和农民有了很深的感情，我不论到哪里的农民家做客，都能迅速和他们交上朋友，打成一片。至今我都反对城里人无端歧视农民，每次看到农民在城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就想为他们大声疾呼，我的这种思想感情，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有一句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是用来比喻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必须具备必要的条件。但是真正的“无米之炊”，又有多少人体验过呢？我到向志雪家吃饭，算是真正让他老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

  那时农村的口粮每人每年只有两三百斤，其中主要是红苕玉米之类的粗粮，大米少得可怜，有一点点米儿，家家都要留着待客，而待客时，女人是不能上桌子吃饭的。我估计，那时农村的家庭主妇，一年四季根本就没有机会吃上几顿米饭，完全是菜蔬红苕充饥，  

看得出来，向志雪的老婆为我的伙食颇费筹措，她一定想把饭菜做得好一些。她把黑黑的盐罐掏了又掏，拈出半粒水果糖大小的一点黄色的东西来，丢到烧红的大铁锅里去，用锅铲使劲压在锅底，发出一阵阵“滋滋”声，随即冒出一阵油气，原来那点黄色的东西是极其珍贵的猪油！农民那时是绝对没有机会吃猪油的（什么油都不行），条件好点的家庭如果一年到头能养肥一头猪，宰杀后必须将其中的一半边交给国家，称为“边口肉”，剩下的一半边才可以自己吃。由于粮食奇缺，人的口粮都不够，哪里还有多少用来喂猪呢？所以即使肥猪出槽时，也只有百来斤毛重，除去皮毛污物等等，再交一半边给国家，就剩不了多少了。其中最宝贵的就是猪油，大概有两斤。这两斤猪油要吃整整一年，农家的主妇们就将其切成一粒一粒的放进盐罐腌起，等到有客人时再拈一点出来炒菜。我所看见的正是这个场面。向志雪的老婆见猪油煎得差不多了，就把一大筲箕青菜倒进锅里，只听见“扑哧”一声，那点可怜的猪油就没了一点儿踪影。

  她又拿出存放了很久的一点点儿米，大约有二三两吧，放进一个小茶缸里，再小心把茶缸搁在一大锅红苕面上，盖上硕大的锅盖，就用猛火蒸起来。等到一大锅红苕都熟透后，那一小茶缸米饭也发出了阵阵香气。

  到了吃饭的时候，几大碗热气腾腾的青菜端上桌来，另外还有一碗黑乎乎的东西，原来是红苕豆腐——用红苕磨制的淀粉做的豆腐。最动人的场面出现了，那一小茶缸米饭端到了我面前，是专为我蒸的，他们的碗里无一例外地盛着山一样隆起的红苕。

  这时我看见了一双可怕的眼睛，那是云崽儿的眼睛。不到十岁的云崽儿站在桌边，双手捧着碗，眼睛直直地向我面前的米饭看过来，那眼神中充满了渴求、向往和压抑，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我觉得握筷子的手有些战抖，愣住了。

  “云崽儿”，向志雪轻轻叫了一声，示意儿子不要这样。但是云崽儿仿佛什么都没听到，喂进嘴里的半截红苕都忘了吞，就直直地盯着我面前的米饭。

  “云崽儿！”这次向志雪大声叫了起来，才把云崽儿叫“醒”了，赶紧把半节红苕吞了下去。然而，只有几秒种，云崽儿的目光又一次射了过来，就像沾住了似的，不再离开。

  “云崽儿啰……”向志雪这次的口气不再严厉，只是非常无奈。

  我还一口也没吃，怎么吃得下，就把米饭推到了云崽儿面前，“吃吧”，我对他说。他迟疑地仰起头来看着他爸爸，没敢动手。

  “云崽儿！”向志雪又严厉起来了。

  我叹了口气，端着那点米饭走进灶屋，全倒进了红苕锅里，然后我自己盛了满满一碗红苕走出来。

  “陈队长——这，这，这才不好哦”，向志雪脸上挂满了苦笑。

  这一餐饭，我终生难忘！

  以后我轮流到每家吃饭的情况都大约如此，主人热情而尴尬，脸上挂着苦涩的笑容。我深深地为他们的淳朴和厚道所感动，也为他们的贫困和无奈叹息，我忘不了他们，曾经在最困难的年代照顾过我的伙食，虽然是粗蔬充饥，却让我感受到了山民的善良。他们一个个都那么勤劳，本来是不应该挨饿的，可悲的是那个荒唐的时代，几乎堵死了一切可以让他们自由发展的道路。在当时，那叫做“堵死资本主义的路”，有一个很流行的口号是“不堵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好像到处都是可怕的洪水猛兽一般的资本主义，这真是太委屈他们了，因为他们连资本主义的影子都没见到更无缘享受，社会主义他们倒是见识够了，那就是极度的贫困。

【6】辛辛苦苦造“大寨田” 

就在为填不饱肚子发愁的时候，农业学大寨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一会儿这里在开誓师会，一会儿那里在开现场会，登台讲话的人总是声嘶力竭地把声音提到高八度，加上高音喇叭播放，声音就像滚滚惊雷直冲云霄。

在我的记忆中，还是在文革前全国就开始学大寨了，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到处都在唱“学习大寨呀赶大寨，大寨红花遍地开”了。到了文革，学大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我在农村插队时，一切活动言必称大寨，口号铺天盖地而来，像什么“学大寨人，走大寨路”“干部学陈永贵，社员学大寨人”等等，年年都少不了的一句口号是“学大寨，跨农纲”，用石灰浆在那些山崖石壁上刷出醒目的巨幅标语，第二年又在老地方再刷。“跨农纲”是怎么回事，现在可能没多少人知道了，有必要简单诠释一下。农纲是中央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简称，其中有一条内容大致是，长江流域的粮食生产要实现亩产800斤以上。所谓“跨农纲”，就是实现亩产800斤。我清楚地记得，岩石上的口号先后写过“七O年坚决跨农纲”“七一年坚决跨农纲”，我曾经对一个知青朋友说，其实明年这标语不用重写，只改一个字就行了。

到了冬天，要变冬闲为冬忙，搞得村村紧紧张张，连大年三十正月初一都不准农民休息一天，全部都得到山坡上去干活，美其名曰“过革命化的春节”。农业学大寨有许多许多的内容，但是除了虚张声势外，落到实处就只剩下一点——造田，具体讲，就是在坡上用石条砌一道坎子，里面填土种庄稼。这个工作后来发展到了搞“人造小平原”，也就是把范围做大一些而已。从六十年代起，造田的工作就没有停过，每年到了冬天，社员们从早到晚在山坡上开山打石甚至放炮炸山，硬是要在山坡上造出梯田来。本来，改田改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谁不想把田园建设得更富饶美丽呢？但问题是，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全国一窝蜂，如果不从实际出发，就肯定会失败。经过长期政治运动熏陶的中国人，已经学会了跟形势走过场，从来只重过程中的态度而不重结果是否有实绩，在此情况下，学大寨当然只能是一场闹剧。

我去安乐八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带领社员们学大寨，去不久，全大队就制定出了当年的学大寨计划。按照公社的指示，彻底改变以前小分队作战的做法，实行大兵团作战。以前是每个生产队各自造田，由于劳动力少，所以造田规模一直很小，现在改为将几个生产队的劳动力集中在一起，一个队一个队造田，当然就能扩大规模了。全大队九个生产队分三块，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所在的八队属于第三块。为了使每一个队都能受益，决定每年突击一个队，转战三年把全大队改造完。

  七八九三个生产队先从九队开始，说干就干，在一个严寒的冬日，我拿着錾子手锤和几十个农民一起走向了位于九队的一个荒草坡。

  这是一个坡度约50度的山坡，坡上原来只有一些零星分散的一丈左右的小块土地，小块土地之间是间或冒出地面的青黑色的巨石和灌木杂草。我们的任务是就地取材，将那些巨石开出来顺着山坡砌一道长长的石坎，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小块土地全围进去，再到旁边山坡挑来一些泥土，高低拉平，做成一块梯地。

  说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却很难，工程依靠的不过是一些原始的工具和一些饿着肚子的瘦骨伶仃的劳动力。这个场面有些滑稽，口号都是气壮山河的，什么：要高山低头，要河水让路！大干快上，改天换地！但是，在工地上劳作的人却无一个不是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无精打采，这样造出来的梯地是什么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一切劳动都是沉重的体力劳动，最艰巨的是大锤破石。那些像房子一样大的石头，全凭手工一点点打开，岂是容易之事。石匠们要先在石头顶上打出一排“削眼”，每个“削眼”间距不到一尺，打好“削眼”后再把铁“削子”一个个插进“削眼”里，这时大锤手便挥动大锤依次向每一个“削子”砸去。大锤手需要有非常好的体力和熟练的技术才能挥动大锤并准确地砸到只有一寸见方的“削子”上去。大锤足有20多斤重，有一尺长，在中心位置穿过一根长长的桑树枝做锤把，大锤手握住锤把长长地运气，嘴里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等到气运足后，就双手提起大锤，一边继续哼着号子，一边将大锤慢慢从侧面移到背后，长长的有几分柔软的桑树枝连着的大锤悬在大锤手屁股下面前后甩动，这时大锤手仍哼着悠长的山歌一般的号子，其实这是在积蓄力量和瞄准“削眼”，等到一切就绪后，大锤手将悬在身后的大锤慢慢举起来，锤把弯得像弓，忽然大锤手爆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猛喝：“嗨！”，沉重的大锤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便“当”的一声砸在地上的“削子”顶上，砸出几点金色的火星。

这个姿势实在是很伟岸的，我写到这里，眼前又出现了这样一幅画面：在高高的巍峨的岩石之巅，一个赤着胳臂的大锤手将沉重的大锤举过头顶，他的背后是无边无际的蓝蓝的天空，斜射过来的阳光将他手举大锤的姿势定格成了一个美丽的剪影。

可惜从来没有画家留意过这些大锤手，不然，一定会画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来。

  巨大的岩石靠“削子”一点点地震开裂缝，然后轰然裂成两块，再用同样的办法一分二，二分四，直到破成一块块砌坎子的石料，“大寨田”就靠这样一点点地造出来。

  我的手锤和錾子这时派上了用场，其他技术性强和体力强的事我做不了，我就在那些已经很小的石头上去打“削眼”。这是石工中最基本的也是技术含量最低的劳动，看上去好象轻巧，手锤打在錾子上发出有节奏的叮当声，其实不然，我一打就“黄”。熟练的石工眼睛是不看錾子顶端而只看錾子尖的，而我必须看着錾子顶端，怕手锤打偏了落到手上，人们就笑我：“陈队长，哈哈，打不来削眼。”我也就学着不看，这样，握着錾子的手就被手锤反复锤打，痛不可当。我好不容易打了个“削眼”出来，却插不稳“削子”，还要别人来返工。

  说实话，我是发自肺腑地佩服那些农村的汉子，他们拿起锄头就是农民，拿起錾子就是石匠，拿起篾刀就是篾匠。一般的石工活，自己拿起錾子手锤就做了，根本不请石匠；一般的竹器，自己砍根竹子来就编织了。几乎家家户户的男人都是如此，我不佩服都不行。

  砌坎子的石头远一点的就抬，近的就用手搬（方言读抽），有一次，我和另外几个青年一起搬一块石头时，由于石头太重，不小心砸到我左脚踝骨上，几个青年赶快一起使力将石头搬开，我痛得站不起来，还好，只是表皮受伤，但是从此脚上却留下了伤痕，直到现在还隐约可见。

  经过辛辛苦苦造的劳作，我们终于造出了一块“大寨田”，但是就在第二年春雨时节，这块“大寨田”就被冲垮了，砌坎子的石头冲得七零八落，我们算是白忙了一场，其实，那几十年有多少事不是白忙了呢？

  七、八、九队按照联合作战的部署，要三年才能依次完成，到了第二年，已经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那时又有了新的“战略部署”。七队和八队的人也算是白帮了九队的忙。

  【7】 改造懒汉姚毛儿

不管农业学大寨搞得如何轰轰烈烈，吴家场上的姚毛儿是绝不参加的。他裹着那身从来不换洗的破衣服，赤着脚，双手袖在一起，眼睛眯成一条缝，静静地倚在他那个残缺的土墙上养神，连苍蝇叮在脸上他都难得挪一下身子。他心里琢磨着的是，下一顿饭怎么解决？其实在这里使用饭这个字很不恰当，饭是指的米饭，哪里有米饭啊？就连猪狗食也难找到。但是不用饭字还真找不出准确的字来，只好姑妄用之。

我年轻幼稚，居然想去改造姚毛儿，让他“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中来”。

我想得先和他建立一点感情才有利于改造他。那天很冷，我看见他龟缩在街头，裤腿掉了一片，赤脚冻在风中。我从他身边走过时心中忽然一动，觉得这个“翻身做主”二十多年的贫下中农很可怜，我的脚步停下来，在他面前踌躇了一会。这时旁边不知是哪个女社员笑着大声说：“陈队长，你敢不敢把你脚上的皮鞋给姚毛儿穿！”我回头看了看那个女社员，说：“怎么不敢！”随即就当众把自己脚上穿着的一双反毛皮鞋脱了下来。姚毛儿面对突然发生的事情露出了几分惊讶，一直眯着的双眼居然慢慢睁开了一半，但是旋即又眯成一条缝，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那神态才真是宠辱不惊。我用脚尖把鞋挪到他面前，让他相信，我是真的送给他，他依然没有任何反应。我赤着脚走开了，身后是社员们的嚷嚷声：“姚毛儿，陈队长把皮鞋脱给你了！”一会我回过头去，姚毛儿已经把皮鞋穿在脚上，又恢复了原来的姿势，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毫无疑问，这是姚毛儿生平唯一的一次穿皮鞋，就因为这，他永远记住了我。

我对社员们说：“我要叫姚毛儿去出工做活路（方言，即干活）”，他们听了竟然哈哈大笑，说：“你有那么大的本事？不知道有多少‘工作同志’来搞过了，四清运动的时候，区委书记周善国把自己的工资拿来买锄头镰刀给他，又给他买衣裳，还烧水亲自给他洗头洗澡，说是啥子阶级感情，结果他还是不做活路，天天吃了就睡。你想叫他做活路，哈哈哈……”

社员们这样说，我反而更想去试一试。那天早上，我走进了姚毛儿的小土屋。

这是个什么土屋呢？纵横不到一丈，屋檐很低，要弯着腰才能进出，土墙四面都是裂缝，墙体已经开始剥落，屋顶盖着麦草，整个土屋没有窗口，也没有门板，只是在垒土墙时留了一个窄窄的缺口，就算是门。

我刚要跨进去，冷不防迎面飞起几只母鸡，扑腾着翅膀咯咯地惊叫着从我耳边飞过，把我吓了一跳，原来这些母鸡都在里面做窝，和姚毛儿已经很熟了，突然有生人进去，便吓得惊飞起来夺路而逃。

我定了定神跨进去，眼前的一切让我触目惊心，我发誓这是我从未见过的人类居住地。姚毛儿睡在冰冷的土地上，盖着黑色的像烂油渣一样的破棉絮，他睡的那片地皮已经磨得有些光滑了，但是就在旁边仍然有一些小草的嫩芽从地下冒出来。他的头部有几块高低不一的零乱的石头，大约是他的枕头吧。几只胆大的“抱鸡母”就偎依在姚毛儿的脑袋边，鸡爪子在姚毛儿的头发上乱抓。“床”前有三块小石头，搁着一个只有半边的小铁锅。土屋里除了“床”，其他地方有多处明显的屋顶滴水浸润的痕迹。

这就是姚毛儿之家的全部内容！我相信，即使在遥远的山顶洞人时代，人类生存环境也不过如此。

我当时来不及想什么，就想把姚毛儿叫去参加劳动。我就大声喊：“姚毛儿，姚毛儿！”谁知他根本不理睬。

我连着喊了好一阵，他都没一点反应。

我想了个办法，抡起錾子手锤在他的“枕头”上打得叮当直响，被打飞的石头渣滓落到了他头上，他居然还是没一点反应，就像死人一样。

“姚毛儿，起来，出工了！”我反复地大声喊，但是始终不起作用，这家伙真是修炼到家了。

我想伸手去拉他起来，可是他实在是太肮脏了，我不敢碰。

我决心要把他叫起来，回头找来一根硬邦邦的扁担，我把扁担从地上伸进他的身子底下，大叫着：“姚毛儿，起来！”，使劲往上抬，我想这下他该起来了吧，谁知他连吭都没吭一声，挪了一下身子照样呼呼大睡。

我的汗都出来了，他还是不为所动。一个道地的农民，贫下中农，怎么会懒惰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呢？

我这下没招了，只好承认我对姚毛儿的改造彻底失败。

  我向城里的朋友们讲姚毛儿的故事，他们都不相信，认为是我夸张的，其实完全真实，没有一点虚构。后来城里有人到显周来看我，我就把姚毛儿作为一个“景点”，带他们去参观，当他们跨进姚毛儿的土屋时，无一个不震惊，不得不相信了眼前的事实。

姚毛儿的故事还多，但是实在太恶心了，所以略去不讲。只说后来那间土屋在风雨中终于垮掉，姚毛儿睡到了打米磨面的机房里，他的眼睛慢慢瞎了，情况更糟糕。那时我已经“任职期满”离开吴家场很久。有一次我回到吴家场去，姚毛儿蜷伏在地上已经认不出我，我喊了一声：“姚毛儿，你听得出我是哪个吗？”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一口就说出：“你是陈队长”。旁边的社员说：“他怎么记不到，你给他一双皮鞋呀”。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