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系列三（陈仁德 著）

【4】“搞工作怕臭，行吗？”

第二天，潘经理带我看了另外安排的寝室。由于有了前一天的经历，两相比较，我得承认，这间寝室虽然十分寒碜，却要比食品门市楼上好得多。

这是靠着副食门市部背后的屋檐续建的一间小“偏偏”土屋，面积不到10平方米。房屋最高的一边就是副食门市后檐，两米多高，最低的一边不到两米，伸手可以摸到屋顶。屋顶没有天花板，一片片陈年青瓦历历在目，瓦片上悬挂着蜘蛛网和灰蒙蒙的积尘。低墙上开了一孔约一尺五见方的窗口，窗口是几块竖着的木条，光线就从木条间透进来。房屋三壁都是粗糙的土墙，大大小小的裂缝像沟壑一样，最深的裂缝穿透了墙壁，可以看到外面透进的光线。房屋的另一壁却是木格子，每个格子七寸见方，差不多可以把头伸进去。从格子望过去就是生产资料门市部的仓库，也就是生产资料门市部的背后。仓库里堆放着农药农具，浓烈的农药味毫无遮挡地弥漫到房屋里来。

靠着窗口是一张长方形的陈旧的从未刷过漆的小木桌，上面有一个用废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显周公社至今还没有通电，照明依然靠油灯。桌面上有一大片亮晃晃的东西，居然是一块玻板。走近看全是破碎的，最小的碎片只有指头大，最大的一块有巴掌大，在破碎特别厉害的部位贴着一条条的胶布，已经没有了粘性的胶布一条条地卷了起来。

小木桌前没有凳子，如果要坐着写字，真还不知道怎么办？

小木桌左侧是一张空空的木床，不要说床板，就连“篾巴笮”都没有。

我别无选择了，只能在这里住下来，而且不知道要住多久，也许是一辈子！

带着莫名的惆怅，我走出小土屋，在外面徘徊良久。小土屋窗外是一个数十平方米的土坝子，上面长着稀稀疏疏的杂草和零乱的竹树。土坝子的边缘是一道二三十米高的断崖，断崖旁有一条仅容一人的小道斜着通向崖底。我顺着小道走到崖底，却是一个很幽静的地方，从显周戏楼那里流下来的溪水流过两道高崖后，在这里形成了一道美丽的瀑布，瀑布的水量不是很大，但是却飞珠溅玉叮咚作响声如弹琴。瀑布背后是一个洞口，堆积着嶙峋嵯峨的钟乳石，那些珠玉般的流水就终年冲刷在钟乳石上。后来我才知道，老乡们之所以世代相传，把显周叫卷洞，就是因为这个洞子的原因。

溪水跌落下洞口后成扇面铺开，浅浅的溪流散成无数条粗细不均的线条，从一大片凹凸不平却很光滑的青石上流过，小溪两边全是苍翠欲滴的竹树，掩映着湿润的青石。在近岸的地方，青石忽然下陷成一个天然的圆井，那简直是一个标准的360度的圆形，直径约四尺，深约三尺，中间盈满了清清的溪水，我想，月明之夜，当月光正好映到这里时，该是何等美丽，从此我就叫这个地方月亮井。

我向潘经理反映了我寝室的一些问题，比如需要粉刷一下墙壁，需要一个凳子，通往农药仓库的格子墙壁应该封闭以隔离毒气等等。潘经理立马就去请来了钱主任，他不是正好在显周吗。 

 2014年7月24日，作者回到显周，当年故居犹在，只是土墙“提档升级”翻新成了石墙，而基本格局依旧。 

我向钱主任谈了我的请求，我特别说了农药仓库里的毒气可能对我身体造成毒害。钱主任开始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就有些不耐烦了，他在窄小的房间里踱来踱去，高大的身躯在矮小的房间里显得有些直不起来。他把头偏过去狠狠地大口大口地吸着烟，半晌不说话。潘经理在旁边已经有些紧张了。

“闻臭？农药臭？哪个不闻臭？周胡子不闻臭吗？他闻几十年了，从来没有说过要毒害身体。”钱主任猛地把烟头丢到地上，用脚踩了又踩，大声说：“搞工作怕臭？行吗！”

我一下惶惶无主，无言以对。

他说的“周胡子”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周胡子”叫周广衢，是拔山区供销社生产资料仓库保管员，的确是接触了农药毒气几十年，也的确从来就没有说过要毒害身体。可是……可是我的确害怕毒气呀！

钱主任一直侧面对着我，没有正眼看我一眼。他又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吸着。临走时他丢下一句话：“写个报告来我们研究。”

我随后请潘经理写了报告，要求添置木凳子，粉刷墙壁，封闭格子窗等，总共需要10元，请区供销社批准开支。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特点，用一分钱都得给区社写报告造计划，分社没有自主权。

几天后，我去拔山区供销社向钱主任面交《报告》，他当即批复，同意添置木凳子一个，其余一概不予批准。

回到显周，我添置了木凳子，找来了一块“篾巴笮”铺床，去潘经理那里找了许多废报纸，将寝室四面都糊上了报纸，又把破碎的玻板小心擦拭干净，在最大的一块玻璃下压上我的几张黑白照片，把堂兄俊德画的两幅紫藤八哥挂在墙上，屋里顿时焕然一新。只是农药的毒气却无法消除，只有忍受了。

【5】 跟着潘经理下队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潘经理带着我走遍全公社12个大队，去了解公社多种经营的基本情况。

所谓多种经营，是指的在粮食作物生产之外的多种经济作物生产，这些经济作物主要是由供销社收购经营，每个供销分社都配有一个多种经营员，又叫多种经营干部。在公社下面，每个大队又配有一个副业大队长负责多种经营生产，由公社多种经营员直接管理。副业大队长每月由供销社发给每人2.5元到3元不等的工资，显周公社共有12个大队，由我按月分发工资。不要小看2.5元到3元，这可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待遇，副业大队长们每月都会很恭敬地到我那里来签字领取。直到现在，已经40年了，我还记得12个副业大队长的名字。他们是：人和大队王兴同、大云大队黄益清、老龙大队余朝寿、师联大队王顺和、天堡大队刘家培、鱼箭大队顔光普、天井大队杨世英、沥石大队潘全槐、前进大队张清奎、安乐大队刘学培、老鹰大队李正谷、中苏大队袁世槐。

多种经营在名义上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多种经营”，其品种包括“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 这12字中前11字都是具体的经济作物，第12字“杂”泛指其余所有的经济作物。事实上当时片面强调“以粮为纲”，一切都为粮食让路，经济作物根本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显周公社的经济作物主要是棉花和毛烟，共有两三百亩。我到显周正是棉花打枝治虫、毛烟加强田间管理的时候。潘经理带着我迂回穿插在各个村落，给我介绍各个村的情况。整天奔走总会令人疲倦，但是潘经理却精神抖擞，说他一二十年来见过很多大场合，创造过很多业绩，除了依然要说到“曾经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在保险公司秘书处工作过”之外，还说他的业务能力非常强，供销社的所有业务他都精通，几个门市部的工作他一个人就能够胜任。“公社党委给我的担子太重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信任我，知道只有我才行。”

潘经理可能是有鼻炎还是什么，鼻涕很多，过一会就要捏住鼻子呼呼地擤一通，把粘糊糊的鼻涕顺手一甩，然后俯下身去把手中剩余的鼻涕擦在路边绿油油的烟叶上。当我还在惊讶时，他已经平静地站起来，继续说：“那年我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我渐渐习惯了他这一独特的动作，也就不以为然了。他在下队时都是把鼻涕擦在路边的烟叶或者菜叶上，如果是在显周街上，没有了烟叶菜叶，他也有办法，他一边和你谈话，一边擤鼻涕，然后转身把鼻涕慢慢擦到墙上，两个指头翻来覆去很从容地往墙上擦。擦完了继续谈话。

在我几十年来认识的各种人物中，潘经理还算一个很有特色的人物。在显周街上每次见到他，总是在匆匆行走，背向前倾，像要俯冲的样子，两手大幅度前后摆动，显得非常忙碌，所以人们背后都叫他“无事忙”。他虽然手下一共只有几个兵，但还真有一点当官的风度。假如你找他谈点什么，他会立即挺起向前倾斜的腰身，把双手叉在腰间，很严肃地望着你，使劲清一下嗓子，再“嗯”一声，表示你可以说话了。如果你的话出乎他的意料甚或让他感到不好办，他就会作深思状，让双肩向左右轻轻地来回扭动，而眼睛却一直望着你。当然，他这时也会擤鼻涕……

跟着潘经理下队这段时间，可以从我1973年5月22日的日记中窥见一斑：“今天开始下队了。潘经理决定带着我去全公社巡视一週，熟悉一下环境，然后再由我独立工作。早晨天又下起小雨来，饭后我们从场上出发，由于有雨，我们都带上了雨具，我披着森哥（家兄储德乳名森森）的雨衣。谁知一会儿就没有下雨了，我只得抱着雨衣走。路很滑，我们经过人和大队、鱼箭大队，到了中苏大队，这是全县有名的典型大队。后来又去了天井、前进，下午2点钟在老鹰三队王队长家吃午饭。饭后又到了沥石、在沥石参加大队干部会。今天共走了七个大队，与各大队副业大队长见了面，逐块检查了棉花以及毛烟、蚕桑、甘蔗等。棉花普遍长势比较可以，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缺窝、草多、生虫等。种棉人员一致反映肥料紧缺。我们向他们做了鼓动工作，要求他们赶紧把补苗保苗工作搞起来。缺肥可以积肥，生虫可以熬土农药治。晚上在沥石代销员萧显发家食宿。这个队是潘经理亲自抓的典型，今天（晚上）开会到12点才结束。”
在短短的一天之内，我们连续走了七个大队，而且是在“路很滑”的情况下，手中抱着厚重的帆布雨衣前行。七个大队分布在不同的方位，并不是在一条线路上，我们必须时而登山，时而过河，为了“逐块检查”棉花毛烟等作物，为了寻访各个大队副业大队长，还必须迂回绕行很多路程。累了一整天，晚上还要“开会到12点”，这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6】赶场的日子很热闹

除了下队指导多种经营生产，潘经理还要我把收购门市部一直由韩家虎担任的付款工作接过来。我每逢赶场就到收购门市部去付款，那里有一张小桌子供我使用。收购门市部伯有训是个很风趣的人，喜欢开玩笑说“荤话”，但有时却很有锋芒。我很快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每到逢场的日子，我就提着装满现金的小箱子坐在他对面的桌子后面，他收购了物品，开一张票，出售者就凭票到我手里取钱。收购的物品多为农副产品，比如草袋、牛绳、烟叶、半夏等。那时毛猪收购也是供销社的业务，也由我付款。于是兽医站的站长黄启尧找到我，请我为他代收毛猪保健费，只要卖了肥猪在我这里领款的人，按照每头猪0.50元的标准交保健费。我痛快地答应了。兽医站按规定收费，一般都收不到，在我这里则完全可以卡住了。

我付款用的现金由我去拔山区供销社开具现金支票，去农行拔山区营业所取回，每次几千元，遇到节日杀猪最多可取一万元。一万元是个很大的数字，等于我当时30年工资的总和。我每次带着现金都是独自步行回显周，根本没有想到抢劫什么的。

不论多么偏远的山区，到了赶场的日子都是很热闹的。山民们把赶场视为生活中的乐事，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一生见过的最大场面就是赶场。一般说来，很多人一生的活动半径都不会超过50里，因此对于赶场是很看重的。他们从各个方向来到场上，见面后互相打着招呼，甚至说着戏谑的话，有说有笑。显周的风俗不论男女都习惯头上包着帕子，揹着方形的小背篼，虽然那些年月大家都衣衫褴褛面黄肌瘦，但是从他们赶场时的快乐可以看出，他们是非常热爱生活的。

收购门市部里经常挤满了山民，有时卖草袋和牛绳的人排成了队。山区里的小孩都会编织草袋，他们家家都有一个用来编织草袋的机器——其实就是个木架子，选出比较长的稻草先搓成“经”，一根根竖挂在木架子上，再把“纬”——一根根稻草横着织进去——当然实际操作没有这么简单。看上去是在编织一张平面的东西，可是编织出的口袋并非平面，而是中空的草袋。草袋约两尺宽三尺长，专门用于装过磷酸钙一类比较粗重的化肥。山区的男人都会绞牛绳，把竹子剖成极薄的竹片，再绞成绳子用于牛耕。这些东西外地的需求量较大，我们收满一车就马上外运。

我到显周不几天就是农历端午节，这一天本来不赶场，可是山民们却纷纷来到场上，比赶场还热闹。据说代代相传的风俗就是，只要遇到传统的节日，不论是否场期都得赶场。这一天还是山里的青年男女们相亲或者看望未来岳父母的日子，他们都尽可能地穿上好一点的衣服，先到场上风风光光地走一趟，再到对方家里去。村姑们脸上挂着朴实的笑容，没有半点的矫饰做作，她们虽然穿着十分朴素甚至粗陋的衣服，可是青春的气息却掩饰不住地向外迸发，那种清纯，那种阳光，是只属于山区村姑的。这时桃子刚好成熟，于是村姑们随身的布袋里带着鲜嫩的桃子，见到相熟的人，就掏出来热情地递过去。略带青涩的桃子采下来时往往还连着绿色的叶子，清脆鲜嫩，咬起来咯咯有声，感觉好极了。初到显周的我，成了小小乡场上的陌生人，赶场的人们尤其是村姑们不时会把目光投向我，个别勇敢的村姑会走过来热情地请我品尝新鲜桃子。我突然感悟到，不论什么时候，也不论是否贫困，只要你热爱生活并善于发现美，生活就是美好的。

【7】我其实还是一个孤独的“知青”

我在显周场上的出现绝对是十分吸引眼球的，那时我刚结束知青生活，还是一副十足的知青模样，紧身的海魂衫扎在皮带里，下穿米黄色的筒裤，脚上是从重庆买回的接尖皮鞋，英武挺拔，潇洒自如，在偏僻的显周场上算是惟一的异类，谁都可以在众多的人群里一眼把我分辨出来。因此没有多久就传开了——公社（机关）来了个知青。

城里的父母知道后很关心我的形象问题，担心被说成资产阶级思想严重，一再来信告诫我要艰苦朴素。于是我开始努力改变形象。我穿上父亲从城里特地给我寄来的一件粗蓝布的中式对襟衣，下摆长长的；脱掉接尖皮鞋，赤脚下村。这种不伦不类的打扮让饱受极左摧残的父母暂时放下了悬着的心，而我却受苦了。每天赤脚下村，坎坷粗粝砺的山路把脚掌磨得难受，最可怕的是炎热的夏天里，山坡上的石板被晒得发烫，干裂粗硬的田埂像刀子一般，赤脚踩上去生痛。这些我都忍受了，在此之前的知青时代下地劳动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说得更早一些，我从童年到少年有几天穿过鞋呢？不都是赤脚吗！

形象的改变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公社官员们和山民们好像根本没有注意到我的改变，而且我不论在哪里出现，和山民们一比，依然有点儿“资产阶级”的样子，真是无可奈何。后来我就不管那么多了，该怎么就怎么，管得别人怎么说。

除了山民外，显周公社的知青们也关注到了我，他们显然也发现了我这个异类。那时全公社有将近100名重庆下乡知青，年龄都和我相仿佛，基本都是和我同时插队到农村的，只是我现在的身份变成了多种经营员而已。我很快就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交上了朋友，我们之间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

知青每逢赶场必然到显周来，一是看有没有家中的来信，二是和同学相聚。在那些寂寞枯燥的日子里，这些时代弃儿最开心的日子就是赶场。

显周场有一个邮政代办所，设在人和大队副书记韩国政家里，那里是知青聚集的中心。韩国政家里和所有农家没有区别，灰暗邋遢，门前堆着柴草。不同的是门上挂着一块两尺见方的已经明显褪色的黑板，上面由韩国政用粉笔歪歪斜斜地写着“电报，汇款，挂号……”以及一串名字。在屋里黑糊糊的木桌上，乱七糟八地堆着一大堆平信。韩国政戴着一顶邮局特有的帽子、衔着一根短烟杆坐在木桌后面，脸色苍白，面容凝重，不苟言笑，眼神威严。有人问：“有没有我的信？”他并不回答，只是把衔着烟杆的嘴往堆着平信的桌子方向翘一下，意思是，在那里，自己看。

来到邮政所的知青以最快速度扫视完门前的小黑板，接着是翻检桌子上的平信，如果见到家中的来信或者汇款，就激动万分，反之则心灰意冷。

电报其实也是用平信的方式传递，先由忠县邮局将收到的电报内容用电话告知拔山邮局，拔山邮局记录填写在电报专用纸上，送到显周韩国政家，就堆在那里，一直等到有一天被收件人偶然发现。

我虽然离家只有一百多里路，可是就像隔着万水千山似的，孤单一人，寂寞难耐，每时每刻都想念着父母亲人，两三月都难得有一次机会回城。那时中国已经反复批判过家庭观念，要求人们树立“社会主义大家庭”观念，想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思想。我和家里的联系，也是靠信件，所以，韩国政那里也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可能是全公社私信最多的人，三天五天准能收到来信。拆阅来信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每封来信我都要反复读多次，差不多能够背诵。给我来信的主要是父母、兄弟、亲戚和外地的同学。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喜爱写信的人，他给儿女和外地亲友写信平均大约三天左右一封，他把所有发出的和收到的信都列表登记着，以备随时查考。父亲的这一习惯深深影响了我，我也对往来信件做了登记，记得最多时平均2.7天就有一封信。不论收到谁的信，我都会当天晚上伏在油灯下书写回信，从来不会等到第二天，因为，在那些寂寞的日子里，我是把写信作为和亲人的对话，作为一种快乐来享受的。我只要铺开纸写上“亲爱的爸爸妈妈”几个字后，就马上进入了一种境界，仿佛父母就在眼前。而搁笔之后，一切又回到了现实，昏暗的油灯，孤独的身影，低矮的土屋，窗外呜呜响起的阵阵山风，就不禁悲从中来。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