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 系列二（陈仁德 著）

第一章 初到显周

【1】 21岁从这里开始

在21岁之前，我对显周这个地方一无所知，就连显周两个字都没听说过，

更不会想到，我后来会和显周发生密切的联系，会把长达六年的青春岁月默默地消耗在那个山沟里，显周会成为我一生重要的生命符号之一。

我是1972年12月20日到拔山区供销社报到参加工作的，当时拔山区供销社在离拔山场5华里的光明桥（1949年以前叫黑暗桥）创办了一个作坊式的加工厂，叫做光明桥综合加工厂，厂里分为酱油和糖果两个车间。全厂仅有20名工人，我是第一个到岗的，被分配到糖果车间烧大炉，就是烤饼干之类的。说是车间，其实就是在一个简陋至极的从农家租借的土屋里砌一个大灶，铺一块案板而已。到了次年5月，我得到调令，到显周供销分社担任多种经营员。此前的多种经营员黄天雄刚刚调到县商业局多种经营办公室。

多种经营员的职责是发展农村的多种经营生产，每个公社配备一名，由供销社提供人员发给工资，由公社安排工作。名义上是公社干部，实际是供销社职工。

我无法判断此次调动是喜是忧，除了无条件服从，别无选择。在那个时代，没有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可以选择自己的职业，一切都是“为革命”，当时最响亮的口号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生交给党安排”，“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每个人都是“革命的螺丝钉”，拧到哪里就是哪里，休想挪动。

想到要去更偏僻更冷落的地方，心里便有些惆怅。因为拔山虽然也是山区，却是忠县最大的乡场，是后乡的中心，在后乡农民的心中，拔山算得上繁华了。

1973年5月18日，拔山区供销社主任钱金益正好有事去显周，便带着我一同前去报到。钱主任约一米八高的个子，头发向右边斜着，下巴尖削，脖子比一般人长出许多，喉结突出，说话时喉结不停地抖动。他是拔山区供销社最高长官，管辖着拔山、花桥、八德、庙垭、凌云、显周六个供销分社和一个综合加工厂一个食品站，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能够亲自带我去报到，在一般人看来好像还很不容易。我揹着被盖卷，提着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李，跟着钱主任出发。

那时从拔山到显周还没有汽车，一条用于机耕的简易公路坑坑洼洼地绕过山

岭，通往20里外的显周场。我和钱主任沿着公路一路前行。钱主任身高脚长，

走路步伐很快。他一路上没有多话，只是简单地教导我，到了显周要努力工作。

我素来不习惯和官员交谈，所以除了机械地答应，也没有多少话。

这一天我特别难忘，因为就在三天前（5月15日，农历四月十三日）我刚度过了我21岁生日。可以说，我的21岁是从显周开始的，我当天的日记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历史上又一转折点——到显周”。

走过拔山公社的杨柳和双龙大队后，我们进入了显周公社的第一个大队老鹰大队。老鹰大队的得名是因为那里有一个寨子叫老鹰寨，可以想象从前这里的天空中曾经翱翔着许多雄健的老鹰，我去时原生态已破坏殆尽，老鹰寨的天空中已没有了老鹰的踪影。这一带是浅丘地貌，山峦起伏，道路蜿蜒，正是麦黄时节，路旁的麦地里泛起阵阵黄色的麦浪。仔细看去，麦垄里套种的棉苗已经有几寸高了。经过大片棉苗集中栽培的地方，钱主任就要停下来观察一番，和正在地里劳作的社员攀谈，询问棉花栽培管理情况。这是因为，棉花是经济作物，属于供销社经营的品种。而我即将要出任的多种经营员，正是负责经济作物发展。

走过老鹰大队后来到了前进大队，路边有两个村姑蹲在地里给棉苗打枝，钱主任停下和两位村姑交谈了很久。这里是前进三队，棉花种植面积较大，当年秋收，该队在很小面积内创造了皮棉亩产88斤的好成绩。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定，长江流域皮棉亩产80斤就算跨过了《纲要》，俗称“跨农纲”，是了不起的事。

然后经过鱼箭大队，就到达了显周场。

【2】如此显周场

显周场坐落在一个山沟里，一条三四米宽的小溪穿场而过，周围环列着五道相对高耸的山岭，尤以东边的木耳寨最为高峻。起伏迤逦的山岭像五匹骏马从不同的方向奔往山沟俯身饮水。当地人给这一奇特的形胜命名为“五马归槽”。据说早年显周场上只能盖草房，不能盖瓦房，否则那五匹骏马就会因为没有草料而饿死。

显周的得名据说是早年有两个家族争强斗胜，最后周姓获胜，就将这里命名为显周，由于周姓的显贵，又叫显贵场，不过老乡们更喜欢把这里叫卷洞，是因了某个洞子的原因。

在没有进入显周场之前，根本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小的乡场。整个显周场只有几十米长，相当于一个大院子，用缓慢的步伐一分钟就可以走完。从这端到那端，仅有10来间东倒西歪破旧不堪的木屋。

场镇的入口处是一个小坝子，地上星星点点的堆积着猪粪和一些肮脏的秽物，散发出刺鼻的臭气，旁边一座矮小的土墙屋，门前摆着一条长长的卖肉用的案桌，布满刀痕的桌面上粘着紫黑色的已经干枯的猪血。不用说，这里一定是杀猪卖肉的地方——供销社所属食品门市部。

走过小坝子便是一个高大的已经废弃的木结构的戏楼，那是全场的标志性建筑。所谓戏楼只剩下了一个岌岌可危的空架子，只有四角像大鹏展翅般高高翘起的飞檐，还能依稀联想到当年的气派。从戏楼下那间布满缝隙的木屋里传出叮叮当当的铁锤击打的声音，红红的火星四处飞溅，那是一间铁匠铺，两个铁匠师傅正抡着铁锤有节奏地锻打着刚出炉的鉄坯。红红的鉄坯在反复锻打中慢慢地由厚变薄，最后变成一把铁锄。

紧接着戏楼的是一座石桥，山沟里那条小溪就从桥下流过。桥上的石栏已经风化剥落，桥头有一块残缺的石碑，碑文已经看不清了，大约是修桥时集资的名录吧，只有额头的“会首”两个字还能够勉强辨认。

我揹着被盖卷慢慢走过显周场。左右扫视，街道两旁的大人小孩无一不是衣

衫褴褛面有菜色满脸茫然，见到我们便好奇地直直地盯着不转眼，可见他们与外界接触很少。沿街堆着凌乱的柴草，一群群母鸡在那里扑腾着，发出“咯咯咯”的叫声，偶尔会从草堆里钻出一只小猪,耷拉着耳朵“哼哼哼”地追逐那些鸡群。

我审视着眼前的显周场，心里不禁涌起一阵阵悲凉——我要在这个地方呆 一辈子吗？

显周场的尽头地势略高，横着一排房子，一端是陈旧的土墙，一端是古老的木屋，中间是一个左右两边石梯八字形排列的高台，约两平方丈，通向大门，门口高悬着一块红色的挂牌，上书“显周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显周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了。

钱主任领着我跨进了公社大门，靠左一侧是公社办公室，一个三四十岁的男子坐在那里，面前放着整个显周公社惟一的一部摇柄式的黑色电话机，话机的话筒部分用发黑的红布包裹着。钱主任叫了一声：“杜文书”，那男子便站了起来，露出职业性的笑容：“钱主任来了哈”。

杜文书头发略显卷曲，面容苍白，笑的时候脸颊两边的皱纹全部生动地弯曲起来，像左右对称的巨大的括号，将嘴巴和鼻子括在中间。

钱主任轻轻拍着我的肩膀，将我推到前面对杜文书说：“这是老陈——陈仁德同志，你们公社的多种经营员，今天来报到。年轻人，干劲是有的！”说后面一句话时钱主任加重了语气。

从16岁下乡插队开始，人们就开始叫我“老陈”。“老某”在那时仿佛是一种通行的称谓，很少听到有人叫“小某”的，所以钱主任介绍我是“老陈”，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我当下恭恭敬敬地说了些“请多指教”之类的话。

“呃，钱主任。”杜文书忽然话锋一转，说出另外一番话来，“我那一回去找胡秀官打酒，不打就算了嘛。你们区供销社还要发个简报来，说胡秀官敢于抵制不正之风……”

钱主任略显尴尬，长长的颈项微微缩了一下，说：“哦……哦……今后都注意点，都注意点。”

我忽然想起了不久前在综合加工厂学习过的区供销社的一份简报，简报表扬显周分社副食品门市部营业员胡秀官同志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一次，公社文书想找他开后门买一斤酒，被他坚决拒绝了。

酒是粮食酿造的，在粮食奇缺的时代，酒成了紧俏物品，购买酒要凭酒票。记不得每年的供应量是多少了，大约要等到过节才会有少许供应。副食品门市部里少量白酒，严格按照政策供应，所以连公社文书想买一斤酒都不行。

原来简报上说的文书就是我面前的杜文书。简报本来是为了表扬胡秀官，却伤了杜文书的心。杜文书酒没有买成，还被冠以“不正之风”的名义，心里当然想不开。钱主任含含糊糊地说“今后都注意点”，也不知道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注意？

“潘经理呢？”钱主任把话抢了过来。

“下队去了，今天要回来。”杜文书说。

潘经理叫潘宗泽，是显周供销分社经理，我即将成为他的部下。

这时从旁边的那排土屋里走过来一个中年男子，一边叫“钱主任”，一边就把手伸过来。钱主任忙不迭地喊着：“李书记，哦哦，李书记在家。”原来这是公社最高长官，书记李占芳。

钱主任把我又介绍了一遍，除了说我“干劲是有的”，还叮嘱李书记“以后要多带带老陈”。

李书记脸色红润，头上有少许白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他是拔山区凌云公社人，不久前才从奉节县调回来。他对我很客气，一会儿公社食堂开饭了，他掏出一张饭票给我，请我吃饭。饭票在那时值0.11元外加三两粮票，那是粮食紧张的时代，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每餐平均不到三两粮食，给出一张饭票，就意味着自己要差一餐饭。所以我对初次见面就给饭票请我吃饭的李书记怀有感激之情。

显周公社食堂在办公室的背后，厨房里的土灶上是一口直径将近一米的大铁锅，锅沿高出灶台两寸许，里面是半锅清汤，冒着淡淡的热气，一个长柄的锅铲斜伸入清汤里。灶台上满是污渍，看样子已经积存多年了。灶台对面是一块案板，上面是一个热气腾腾的一人不能合抱的大饭甑。厨房地下是凹凸不平的黑黑的“千脚泥”。另外一间屋就是饭堂了，摆着两张灰扑扑的八仙桌，找遍所有角落，竟然没有一个凳子，人们一律立正姿势吃饭。

炊事员叫何良木，光头，白脸，目光黯淡，机械地重复着打饭菜的动作。他接过皱巴巴的饭票，依次给每个人打饭菜。可怜的三两饭，就那么一小勺。然后他用一个汤匙给每个人小心地撮一份炒黄豆，大约有20多颗，这就是当天的菜品。铁锅里的清汤是用米汤和着干青菜煮的，可以随意自取。人们依次握住那把足有两尺长的锅铲，在锅里反复打捞，希望能够捞到一些菜渣，但是除了最先抓住锅铲的人有所收获外，后来的人就算十分耐心也捞不到了。

这个食堂名义上是公社食堂，其实场上“八大机关”，即供销社、信用社、卫生所、兽医站（保健站）、综合食店等都在这里吃饭，到了开饭的时候往往很拥挤，偶尔到这里来找人办事的公社社员们禁不住要投来羡慕的目光，他们把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称为“吃三两米的”，在他们心目中，“吃三两米的”是最幸福的。那时国家工作人员每月供应粮食25斤，平均每餐将近三两，所以被农民称为“吃三两米的”。

饭后李书记和钱主任研究工作，我便告退了。

走出公社大门，我再次扫视显周场。这里正好和那座破烂不堪的戏楼相望，公社和戏楼分别扼守着显周场的南北两端。从这端到那端，不到两个篮球场那么长，力气大的人能将一块石头扔过去。由于公社的地势高一些，可以看得更全面，除戏楼外，场上大多数木屋顶上的青瓦都能看见。在这个小小的场镇上，供销社的五个门市部差不多占去了一半。我明白，从今天起我就属于这个山沟了。我惆怅不已，对未来感到十分渺茫。

【3】潘经理和同事们

下午，潘经理回来了，他比我想象的热情。

一见面，潘经理就伸出手来，腰向前倾着和我握手，他短暂地笑了笑，露出一颗瓦灰色的假牙来。在供销社木楼上他那间狭窄的寝室兼办公室里，他简要地介绍了显周供销社的情况：“供销社是全公社最大的单位，有五大门市部，占半条街。嘿嘿……”然后话锋一转，便介绍他自己：“我以前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在保险公司秘书处，后来……”说这些时他脸上充满了自豪感。

我觉得潘经理是一个很健谈的人，初次见面就滔滔不绝自我介绍。

打量一番眼前的潘经理，年约40上下，虽然已经是初夏了，他却戴着一顶皱巴巴的蓝色干部帽子，上身只穿着一件手工缝制的白布背心，胸前左右对称地缀着两个比火柴盒稍大一点的口袋。

“我带你去认识一下供销社的同志们。”说着他就领着我走下叽叽嘎嘎的木楼。

紧靠公社大门的场口第一个门市部是副食品门市部，潘经理带着我走进去。顺着屋子是一个石头砌成的柜台，将屋子分成左右两半，屋里到处都被盐巴浸得湿漉漉的。隔着柜台我见到了胡秀官，就是“坚持原则，抵制不正之风”不给杜文书卖酒的那一位，二十多岁，浅平头，脸色微黄，系着一件长围腰，从锁骨到膝盖全被围腰遮着。他正提着盘秤在给顾客称盐，看到我，放下秤把手伸出来，手上有明显的盐渍。握过手他又转过身去提起了盘秤。

第二个门市部是生产资料门市部，里面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具和农药化肥，走进去便闻到一股刺鼻的农药味。生产资料不像副食品是存放在柜台里封闭式营业，而是散放在屋子里开放式营业，所以特别杂乱。营业员许世堤，光头，小个子，穿着泛白的蓝布对襟衣，看上去很干练的样子，还没等潘经理介绍他就笑着说：“新同志来了，欢迎欢迎。”

第三个门市部是百货门市部，柜台成门字形摆放在三边，里面是棉布针织品等。柜台后面一个30来岁的脸上长着细小雀斑的女营业员，正解开衣扣露出乳房很从容地给婴儿喂奶。“这是杨世珍同志。这是新来的多种经营员老陈——陈仁德同志。”杨世珍点了点头，继续喂奶。“潘经理，上次进货的事……”，她却说起了另外的事情。

一会儿我就认识了所有同事。收购门市部伯有训，拔山场上人，一个朝鲜战场转业的老兵；食品门市部韩家虎，显周鱼箭大队人；屠工李洪安，花桥公社宝胜大队人。

潘经理给了我一把算盘，要我在短期内学会使用。“我以前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在保险公司秘书处，后来……”他可能忘记了刚才已经说过，又一字不落地说了一遍。

而我最关心的是，我的寝室将会被安排在哪里。当我向潘经理提出这个问题后，他笑容满面地说：“放心，我安排了。条件差一点，年轻人嘛，艰苦条件能够锻炼人。”

潘经理带着我径直来到食品门市前，使劲敲门。我心里一阵发怵，难道要安排我住到这个臭熏熏的地方？

屠工李洪安缓缓打开了门，面容僵硬地望着我们。潘经理带着我跨进去，攀着一架近乎垂直的木梯从墙角上楼。我真的要住在这里！

楼上是用指头粗的竹子铺设的地板，每走一步就吱嘎一声。从竹缝里透过一股腥秽之气，原来楼下还有一个很大的猪圈。楼顶低矮，头几乎要顶着屋瓦。本来就很偪窄的空间里，用竹壁隔为两间，竹壁仅一人高，且中间又留有两尺见方的“窗口”，可以一眼望穿，两间之间没有过道，里间进出都必须经过外间。屠工李洪安住在外间，我看了看他的床铺，和窝棚差不多。

潘经理指了指里间说：“你就住这里。”

李洪安得知我将要住进这里，显然很不高兴，他虽然是杀猪的，也懂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他没有挑明，只是望着头上的屋瓦淡淡地说：“这里热天根本不能住人啰。”

我的心凉透了，如此境遇，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比我插队当农民时住的知青屋都不如啊。

“潘经理，不是说刚调走的多种经营员黄天雄是住在公社里吗？他的房子呢？”我问。

“那房子已经有人住了。”潘经理略作思索状又说,“这样吧，今天你先住在许世堤同志那里。我们再研究一下。”

我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些。

晚饭后，胡秀官关上门来和我闲聊。他家住三汇区金龙公社，和我年龄最接近，是“充实财贸队伍”时从乡下选拔出来的，比我早一年到拔山，我觉得在供销社只有和他容易找到共同语言。

“潘经理对你怎么样？”他问我。

“很热情啊”，我回答他。

“他一定告诉你，他曾经在县三反办公室，后来在保险公司秘书处工作过。哈哈哈。”他笑了起来。

“哦……”我这才明白了，原来这是潘经理的口头禅。

晚上，许世堤十分热情地请我去他寝室共榻。他的寝室在生产门市部仓库的另一端，屋里地板踩着嘎嘎直响，原来是用农药包装木条箱一个个铺接成的。

我和许世堤抵足而眠。吹熄油灯后，一会儿就传来了许世堤的鼾声，他睡得很香。而我却久久难以入眠，我在想，命运怎么把我抛到这里来了？我才21岁，是谁在掌握着我的命运？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未来会有什么在等待着我？转念一想，又觉得所有困难都无所谓，不管怎么说，现在比起插队当知青不知好了多少，那些日子都过来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又想起了父母，他们怎么样了？我分散在各地的兄弟姐妹怎么样了？姐姐已经在农村七年，妹妹也已经在农村两年，哥哥远在川西北阿坝藏区，弟弟初中毕业后一直在城里做临时工。一家人都生活得很艰难啊……

显周场的夜晚很寂静，只有山谷里偶尔飘过的清风把屋外的树枝吹得沙沙响。但是墙角里却不时爆出老鼠奔跑或者打架的叽叽声，闹得我心烦。有时老鼠好像跑到床头来了，真担心会爬到我脸上来。

陈仁德先生

     【诗人简介】陈仁德，重庆市忠县人，老知青，四川大学毕业，喜欢诗词，有作品数千首，著述十余种，持社社员、中镇诗社社员、重庆市文史书画研究会副会长，诗词研究院院长、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理事、香港诗词学会顾问。

       责任编辑：王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