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户口 .上（中篇小说）【作者 李继领】

1992年盛夏的一天夜里，我光着脊梁躺在一个竹笆床上，刚想入睡，值班的老王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老远就高喊“小李！接电话——”声音拖得很长，像叫卖东西样的。我一骨碌爬起来，应了一声：“来了——”立即趿拉着拖鞋往值班室跑。这时候许多人都有了手机，而我却买不起，亲戚朋友有事只能把电话打到仓库值班室。

  我一口气跑到值班室，抓过话筒，“喂”了一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话筒里传来；“我是派出所老陈。告诉你个好消息，市局决定公开卖户口了。”

  “卖户口？”我脑子急转弯，一时没能理解卖户口是什么意思。

“啊，是这样的，市局向市委、市政府打的报告批下来了，同意给一部分符合条件的在职职工家属及子女农转非。市局连夜向下面的各分局和派出所进行了传达，办理时间是八月六日至九日，共三天，在粮食干部学校集中办理。为了让你早做准备，我一得到消息就立即给你打电话，因为要交八千块钱。这可是个机会，你千万不能错过啊。”

“八千块钱？”听到这里，我像被电击了一下。“八千块钱能买几个人呢？”

“当然是一个人了。”

“我的天啊，一人八千，我家三个就是两万四。杀了我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

对方一阵沉默，然后提醒我说：“要么，要么你先买一个。儿子大了，马上要考初中，先把你儿子的买了。”

“买一个的钱我也没有啊。”我十分沮丧，刚才的一点兴奋早已被愁苦掩埋。

“想想办法吗，今天才七月二十五，时间宽松。想办法去找亲戚朋友借点。今后的农转非恐怕是都要拿钱买了，反正这是个机会，具体买不买你自己决定吧。我的会还没开完，再见吧！”说到这里，他就挂断了电话。我一连声地说：“谢谢，谢谢！”

这个消息当然使人高兴，但是一想到每人要八千块钱我就发愁。上哪儿去借钱呢？放下电话，我就垂头丧气地往回走。我无意识地又躺在竹笆床上，脑子里不断搜索我的亲戚和朋友圈，寻找着能够借钱的地方。天气异常闷热，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一翻身，嗞啦一声，粘在竹笆上的肉皮被撕得生疼。仰望天空，星汉西垂，银河透出一道白光，两岸却罩着浓浓的墨雾。我心情烦躁，盼望能有一股凉风吹来冷却一下我发胀的头脑。脑子里哄哄乱乱，一些往事片片段段，零零乱乱的在眼前飘过……

1

    老陈是东风街道派出所的指导员，为了把老婆孩子的户口迁到城里来，我从1984年就开始抱他的佛脚。没想到，今天会是这么个结果。八年来，多少个日日夜夜让我殚精竭虑；多少次逢年过节让我拎着礼品拿热脸去碰人家的冷屁股。经过八年的不屈不挠、艰苦奋斗，失去尊严，丢掉人格，卑躬屈膝，我终于和老陈成了朋友。这八年中的一年三节（春节、端午和中秋），我都拎着大包小包的礼物去他家。他家里有事，我总是不顾一切地去帮忙。碰到他的孩子过生、老人过世，我一听说就像兔子样的跑过去送礼、庆祝、帮忙。记得有一天我帮他去灌液化气，临回来时突然下了暴雨。液化气站离他家有二三十里路，我骑一辆破自行车，一路淋下来，像个落汤鸡，我高度的近视眼镜被水一淋，更是一片模糊，一不小心我就掉进路边的水沟里。我不顾浑身疼痛，从泥水里爬起来，骑上自行车接着走，因为我怕耽误他家烧饭用。风雨交加，我身上的雨衣不断被风卷翻，雨水没头盖脸打来，我咽得喘不过气来。我在心里呐喊：为了老婆孩子，我能上到山下火海！这点风雨算什么呢。

我一口气把几十斤重的液化气罐子扛到他家六楼上，放下罐子，我就晕倒在地上。等我睁开眼一看，我正躺在沙发上，沙发垫子被我的衣服粘得透湿，又看一下刚才我倒下去的地方，地毯也被我弄湿了一大片。我的屁股像被锥子猛一戳，立即弹簧一样站起来。“真不好意思，看把你家的沙发和地毯都弄湿了。”

他立即把我按倒在沙发上，说：“没关系，没关系。等天晴晒晒就行了。”

我又立即站起来说：“我走了，我得回去换衣服。”

他又把我按到沙发上，生气地说：“下这么大雨怎么走！我去拿件衣服给你换上，你赶快去卫生间把这湿衣服脱下来吧。”

我进卫生间，他立即拿给我一套他自己的衣服让我换上。穿上一身警服，我陡然显得精神抖擞，警徽、肩章在灯光照射下发出熠熠的光辉，此时的我就像个警官一样显得威风凛凛，光彩照人。

他又到酒柜里取出一瓶白酒，然后开了一瓶水果罐头，又拿出两样点心。“你淋了雨，赶快喝点酒热热身子，不然怕要感冒的。来来，坐下来，我陪你喝。”说着他就给我倒了满满的一大杯酒，至少有二两多，又拿出两个小酒杯。他自己则倒了半杯，端起来说：“来，喝吧。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谢什么呀，这么点小事算什么。来，我借你的酒敬你一杯。”

这样，我们一连喝了好几杯，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今天，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没想到你为人这么实在。嗯……你的那个事，你也别急。你放心，等一有指标我就帮你办。派出所只要有指标就是你的，哪怕只有一个指标也给你。前几年，所里的所长、副所长等几个领导都享受过指标了。我是指导员，把好事先让给别人，自己享受在后。这样工作才好做，才能服众。”……

突然，一声猫叫，把我的思绪又拉回到眼前。我循声一望，见围墙上两只猫正在调情交配，它们在朦胧的路灯光下表现出一番柔情蜜意，但是这爱情的叫声却是这么凄厉，让人听了感到毛骨悚然。两支猫大叫几声，便一起跳下墙头跑了，但是叫声还在夜空中回荡着。我羡慕它们生活得如此简单，除了逮老鼠就是这毫无顾忌的自然交配，从而完成生存和繁衍。但是生存和繁衍这两项基本活动，到了人类却变得如此复杂，如此艰难。我瞪眼望着悠远的天空，思考着找谁去借钱为儿子买户口。事到如今，市公安局决定八千块钱一个人对外公开卖户口，这样一来，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有关系和没有关系的都一样了。早知如此，我干嘛费死劲和人家拉关系呢，看来我这八年的心血算是白费了。

……1983年的麦收之后，我老婆带着两个孩子来找我，因为两个孩子都生了病，过来看病。那时，我儿子五岁，女儿三岁。女儿是肺炎，过来时一直昏迷不醒，送到医院里，扎针都不会哭。儿子黄皮寡瘦，面色苍白，一双大眼陷下去很深，个子还没有人家三岁孩子长得高，只显得一个大头特别大。看到他们，我的眼里流泪，心里滴血。我恨自己无能，把他们丢在农村弄成这个样子。回头再看看我老婆，她也是又黑又瘦，满手的老茧伸出来怕人，胳臂上的皮晒脱几层，曲张的青筋爬满胳膊。她还偏偏穿一件白色涤棉短袖衫，虽然那短袖衫因破旧而发黄，但还是衬托出她的胳膊显得更黑，像锅铁灰一样的。想想她也够苦的，一个人种十几亩地，还带着两个孩子，家里没有男人连头牲口都没法喂养，种地全靠体力，其艰辛可想而知。虽然她从无怨言，也从没在我面前叫过苦，但是我仍然感到对不起她。是我无能，不能养活他们，每个月几十块钱的工资除了我自己生活也剩不几个。我每月寄回去的几个钱只够她出人情的。在农村，婚丧嫁娶、老人和孩子过生都得出人情。在我的老家，规矩还特别的多，一步走不到就会有人背后议论你。

我立即把两个孩子带到省医院，经过医生诊断，女儿是肺炎，要住院治疗。医院里没有床位，就在走廊上加个铺。我看着把女儿安置好，并挂上吊水，又带儿子看病。儿子还好，仅仅是营养不良，经过化验说是有蛔虫，医生开了几盒“宝塔糖”，又拿些健胃消食片。医生特别嘱咐说：“先吃点药，把虫打下来。给孩子吃好些，要加强营养。你看这孩子瘦多很，发育很不正常，再不及时治疗就挽救不过来了。”

听了医生的话，我脸羞得通红，恨不能往地缝里钻。我不禁悲从中来，胸中憋闷。我感到自己无能，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面对他们娘几个我无地自容。从诊疗室出来，我把儿子交给老婆，就自己躲到厕所里痛哭一场。直到一个搞卫生的老大爷进厕所大声呵斥“你这人怎么了？躲在这里哭什么呀！家里死了人赶快去安排后事呀！”他以为我是有人死在了医院，这真让我没话说。我立即抹了一把眼泪，低头走出厕所。

幸亏天不绝人，女儿经过十几天的治疗就康复出院了，儿子吃了打虫药打下十几条蛔虫，慢慢的也能吃饭了。又经过几十天的调养，两个孩子都活泼起来。为两个孩子治病花光了我半年的积蓄还不够，又向同事借了几百块钱才结清医院的欠账。但是望着孩子们逐渐红润起来的面庞，我却感到一丝欣慰。从此，我就决定把他们留下来，再也不回农村了。家里承包的十几亩地交给父母耕种，也算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计问题。老婆就在仓库和别的几个家属一起打点零工：或搬运水泥、或装卸钢材，碰到什么就干什么，无论白天黑夜，也不管节假日，只要有人喊叫，随叫随到，从不挑肥拣瘦。来仓库提货的采购员都是国家的正式工，根本不会自己去把货装到车上。这样一来，五六个家属就坐在仓库里，每天也能碰到一二个雇主。当然她们干的活又脏又累，不是农村人根本干不下来。就是她们这些从小就干体力活的农村人，也整天累得腰酸腿疼，磕磕碰碰更是免不了的。可是为了生计，她们个个都是轻伤不下火线，胳膊腿碰伤了，随便用块纱布包扎一下接着照常干活。我老婆身上到处贴着橡皮膏药，一睡到床上就疼得乱翻身。有一次，睡到半夜里，我被她的呻吟惊醒，对她说：“要么这活你就别干了，这太累了。”

“不敢咋办呢？靠你那每月几个死工资不够吃饭的。”

“要么你还回家去种地吧，孩子留在这里我带。”

“那更不行，你一个大男人带俩孩子，还得上班。我更不放心。”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长叹一声说“慢慢熬吧，总能熬过去的。别说话了，赶快睡觉吧。”说了这句，他一翻身背对着我就再也不睬我了。

我仰望着天花板出神，心中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心想：总得想个长久之计啊！我再也没有睡意，翻来覆去的想啊，想，突然一个念头跳出来。我的一个战友曾对我说过“家属在农村的可以农转非。不过得是有一定职务的干部，或者是高级知识分子才行。但是我们国家的事，有很多是说不清的，也有人托关系，找熟人开后门也能办成这事。”

在部队时我是排长，他是我的副排长，我转业后他又在部队干了几年混到正营级，退伍回来就安排到淮滨市公安局当了个小头头。他的话应该是不会错的，因为户口这事本来就是公安局管的吗。想到这里，我眼前突然猛一亮，似乎看到了一丝曙光，眼前出现一线希望，接着便迷迷糊糊睡去。

2

我是1982年从部队转业回来的，通常情况下我们农村兵是哪来哪去的。我因为参加了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立过战功得过奖，又是个小干部，所以就分配到省城一家国有大企业工作。按规定，仓库重地是不准住人的，职工的家属宿舍都在市区，不过那些家属宿舍楼只有两口子都在本市的双职工才能住上。我从部队转业，只身一人，又不能睡在马路上，所以只能安排在仓库里暂时住下来。这个仓库是水利电力局的物资仓库，地处城市的西北郊，离市内有十几公里，只有一班公交车通往市内，不过运行很不正常，有时候等几个小时还等不来一趟车。所以家住在市内的工作人员都是骑自行车上班，早出晚归。仓库里有食堂，但是既不烧饭也不烧菜，只有一个大蒸笼，每人从家带的饭菜放在里面蒸一下就是各自的午餐。因此他们的中午饭都是凑合一下，等到晚上下班回到家再和家人一起饱餐一顿。我就不行了，中餐和她们一样在蒸笼里蒸一搪瓷缸子干饭，吃不完留着第二天早上吃泡饭，晚上就用一个煤油炉子下面条吃。就这么一日三餐，胡一天是一天。

仓库大门口，靠围墙边上有三间小平房，一间是值班室，一间是厨房，还有一间当时堆杂物，我来了就把杂物腾出来，作为我的宿舍。仓库里共有5个保管员，加上门卫老王和一个主任共七人，我来之后正好凑够一桌，所以就有人开玩笑说：仓库里是八仙过海。门卫老王就住在门卫值班室里，真正做到了以仓库为家，因为他也是单身汉。老王的老婆也在农村，他是下放知青，当年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扎根农村，就在农村找个老婆。后来知青大回城，他就和老婆办了假离婚，自己被招工安排在了仓库里干门卫。这是因为他有个表叔在市劳动局，要不然他是安排不到这个工作的。他其实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不知为什么人家都喊他老王而喊我小李，也许是他进山门比我早吧。我们的主任是48年南下的老干部，淮海战役结束后他随部队南下，到了这个城市就转业到地方工作。他老家在沂蒙山区，没有文化，在部队扫盲才认得几个字，连报纸都看不通。其他几个保管员都比我年龄大得多，有的和我父亲差不多大。他们文化也都不高，最多的高小毕业，也就勉强能记个仓库收发流水账。我来了，就是仓库的新生力量，因为我是高中毕业。虽然我的高中是在文革期间上的，但是毕竟学过X加Y，学过方程和立体几何，知道牛顿三定律和化学元素化合价。碰到政治学习都是我念报纸，碰到上面来人检查工作，写欢迎标语当然也是我，还有半年一次的清产核资造库存报表当然也是我。因此，我一来就被老师傅们称作秀才。我住在仓库里，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我决定把老婆孩子留下来的时候，我们主任坚决反对。他是老革命，死脑筋，凡是制度规定的他都是百分之百的照搬执行，一点也不会变通。仓库里没有一个人喜欢他，都在背后骂他，并经常到局里去告他的状。但是他对自己也很严格，上班总是提前到，等到八点上班时，他已经把大门口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了；下班，他又是最后一个离开，走之前总是要围着仓库转一圈，检查一下看看各个库房的门是否都锁好了。每人都生他的气，可是谁也拿他没办法，人家“扛过枪，吃过糠，过过江”吗，又是上面任命的主任，保管员再能也得受他的领导。他说话直来直去，从不转弯，当然也不管别人能不能承受。他一天到晚板着脸，不苟言笑。各个保管员则各干各的事，到点上下班，谁也不理睬他。仓库里的卫生也划分了责任区，各人负责个人的责任田，也不用他管。由此说来，他这个主任其实要不要也无所谓。他的任务就是上传下达，到局里开个会。

    我要把老婆孩子留下来住在仓库里，他当然不同意，但是我不怪他。我一说这事，他就脸一板说：“这是仓库重地，有制度规定，你自己住在这里已经违反了国家规定，哪还能带家属？”说罢扭头就走，一点不留情面。

这样，我就只有一条路，直接带着两个孩子去找局领导。我把孩子领导局长办公室，对局长说“我老婆一个人带俩孩子在家种地，结果是地种不好不说，孩子也带不好。你看现在，俩孩子都有病，我没有办法，只能把他们留下来看病。”说完我就掏出一大把病历，放到局长面前。“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娘几个暂时住下来看病，等病好了，能回去再让他们回去。领导要是连这一点也不能照顾，那么我只有一条路——辞职，到深圳闯江湖去。”

领导望着我和两个孩子，皱皱眉头，叹口气说：“这样吧，你明天写个申请，先让你主任签个字，然后再让行政处签个字。签好字后，送到我这里给你特批一下。”

“我们主任是不会给我签字的，他的脾气你应该清楚。”

局长对我有点怜悯加同情，脸一板说：“你再去找他，就说我答应了。啊，明天，我一上班就给他打电话说一下。你先回去，我还有个会要开。不过以后你可不能再把孩子带到办公室里来了。”

  “谢谢，谢谢领导关心。我只有更加努力工作，来报答领导的关怀。”我满怀感激，没想到我这么死皮赖脸，软磨硬缠，终于打动了领导，得到了他的同情。

局领导一同意，我们主任再反对也就没用了。就这样，我的老婆孩子就在仓库里暂时住了下来。说是暂时住，其实领导心里也明白，只要住下来，这个暂时就可以无限期拉长，暂时到什么时候结束，只有天知道。

我们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房间里，我拆了几个包装箱子，自己用元钉钉了一个大床板，下面四个角摞上砖头垛子，这就是一只大床，又钉了一个小方桌和几只小板凳。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具。小方桌既当饭桌又可以扒在上面看书写字，大床夜里睡觉，白天掀掉被子也可以当桌子用。我们一家四口挤在那张自制的大床上，住了一段时间就感到很不方便。这不光是因为太挤，主要是我和老婆夜里的行动一搞就把儿子惊醒了。又一次，我和老婆正在癫狂，突然把儿子弄醒，他迷迷糊糊地破口大骂：“妈的B，有谁晃床！有鬼，鬼来了！”我一翻身从老婆身上滚下来，吓得连气都不敢喘。老婆立即大声呵斥儿子：“你叫什么！是在做梦吧。赶快睡吧，哪来的鬼？”

从此以后，我在夜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憋了一二十天，实在太难受。我担心，这样长此下去阳痿，或者会得病，必须找个地方和儿子分开睡。我在仓库里仔细寻找，看哪里能放下一张小床让我儿子住。我发现在仓库最北边一个拐角地方，还留有当时建仓库用的一处破工棚。这个工棚是用毛竹做架子，上面是芦席顶，芦席上铺了一层油毛毡，当时是建筑民工的食堂。这个棚子二面是仓库的围墙，一面是用毛竹做支撑柱，用稻草把子外面糊上泥巴做墙，前面大敞开就是进出的门。现在，房顶已经烂了几个大窟窿，支撑的竹竿也已经腐朽，歪歪倒倒的，随时都会坍塌。显然这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要不然早就被拆除了。我从仓库里找了几块废弃的油毛毡把屋顶的几个大窟窿补上，又找几根木棍子绑在原来作柱子的毛竹上，以加强支撑力，防止被风雨刮倒掉。搞好之后，我就把这里当厨房，靠门口正好还有一口没拆掉的大锅灶。我又用废木板钉了一个小床板，也用砖头做床腿，放在厨房里给儿子睡，这样也就算解决了和儿子分床的问题。这一切都是我利用下班时间一点点慢慢干起来的，我没学过木匠也没学过瓦匠，但是我却能干这些，看起来人的本事都是逼出来的。

做好了这些，我就算在这仓库里安了家。尽管这个家在这个城市的郊外一个看不见的拐角子里，是一个太不像样的家，但是从此不再两地分居，大人孩子可以得到互相照顾，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一家人围坐在那个我自制的小方桌上喝稀饭，我望着孩子们的笑脸，心中不禁流淌出一股幸福的暖流。尽管这种幸福是那么的卑微，那么的廉价，但我仍然感到欣慰。

没想到，我的手艺还是不过关，夏天一场暴雨，厨房里七漏八淌。屋顶上漏水不说，门前还往屋里灌水。那天半夜里下起大雨，外面大雨倾盆，屋里也稀里哗啦下个不停，很快屋里就灌满了一尺多深的水。一个炸雷把我惊醒，我立即就往厨房里跑，一看我儿子还睡在上面没醒，他下面的水已经漫过了床腿。我就立即抱起儿子，把他抱到屋里放到我的大床上。然后，我又一步冲到风雨中，找到几块塑料布和油毛毡，爬到房顶上去补漏洞。只有下雨的时候，才知道哪里漏雨，我必须在下大雨的时候把房顶上的漏洞补好。突然，我脚下一滑，一脚踏空，就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好则，高度不足三米，我又是掉到水窝里，并没摔伤。但是，我身上多处被毛竹片子刮破，鲜血和着雨水往下流，疼得钻心。这时，我老婆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他一把将我拉起来就往前面屋里跑。一边跑，她一边不住地埋怨“你不要命了么？下这么大的雨爬到房顶上补窟窿，你就不能等明天不下了再干吗？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让我们娘几个怎么活啊！”

第二天我就发高烧，得了场大病。不过我看病都是公家报销药费，这点让我感到自豪，感到庆幸。我老婆得病就不能给报销，因此我祈望将家里人的病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

等病好了，我又认真地对屋顶进行了维修，又在门前堆了半尺多高的一个土坝子，这样屋里就再不进水了。我虽然身上留下了好几处伤疤，但是我终于把那个破棚子修得不漏雨、不进水了，由此感到由衷的高兴。看来伟人讲的“人定胜天”那句话确实是真理；不过，阴暗和潮湿总是没法解决，还只能无奈的忍受，从这点上说人又不能胜天。这是个哲学矛盾，我读过马列主义，也读过康德、黑格尔等大哲学家的著作，但是面对这个哲学矛盾，我却感到所学知识屁用没有！

后来单位里不断地盖家属宿舍，每年都有新的家属宿舍楼建成，可是我因为老婆的户口在农村就没有权利享受。我的孩子要上学，也得求人找关系办借读。借读当然还要交费用，每学期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不等，学校越好收的借读费越高。单位里发煤气灶我也没有份，逢年过节单位里发食品小包装，发钢精锅、搪瓷盆等等，也都不会有我的。我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也不能上单位的幼儿园，更不能参加单位里组织的夏令营之类的活动。除此之外，粮食还凭粮票定量供应，我们就不得不到黑市上去买高价粮食。所有的票证都只发给有户口的城里人，商店里一切凭票供应的商品我都不能买，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没票证也不卖给你。我找个农村老婆，生的孩子就是农村人，农村的孩子到城市里来当然就是低等的贱民。按规定，小孩子的户口只能跟随母亲，不能跟随父亲，这不知又是哪位聪明的大人物想出来的好主义！仅此一条，就把很多孩子的户口限制在了农村，真是英明啊!孩子的户口在农村，将来考学还要回原籍报名，而农村人参加高考和中考，录取分数线和城里的孩子是不一样的。由此说来，户口对我来说影响真是太大了，大到老婆就业，孩子上学，小到柴米油盐，无处不受户口的制约和影响。我当时的工资是每月60多块钱，那时的大米市场价大概是4毛钱一斤，公家粮店里的大米当然要便宜得多，但是我每月只有32斤两票，国家要求每人节约一斤，发到我手里只有31斤，这连我自己吃都不够。没有办法，我就在星期天，借个破自行车跑几十里路到最近的一个集镇上去买米。我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只能买到100多斤大米，我们一家四口人，凭我的工资光买大米都不够，何谈其他。尽管生活异常艰苦，我还是能忍受的，因为我在六0年挨过饿，没饿死已经是我的福气了。现在无论怎么说毕竟没饿肚子，老婆干杂活，每天也能挣个两三块钱，就凭这几块钱，我们才能买油、买盐、买青菜。不过，我经常在下班后独自一人跑到菜市场，去偷偷地拾人家甩掉的烂青菜叶子。有一次，女儿非要跟我出去，到了菜市场，她见了卖肉包子的就闹着要我给她买包子吃。我身无分文，哪有钱买。可是她才四岁，不知道大人的艰辛，在地上撒泼打滚，哭闹着不走。我把他拉起来，照屁股打了几巴掌，然后抱起来就往家跑。我泪流满面，无地自容，望着周围人的眼光，我只恨地上没有缝隙。我低头往家跑，不敢正视别人的目光，踏着冰冷的水泥路，一口气跑到家里，自己又躲到厕所里哭了一场，才缓解一下心中的悲伤。我连一只包子都不能给孩子买，我还算什么男人！

3

又过了两年，儿子要上学了，这事让我愁得整夜睡不着觉，不知如何才能解决儿子上学借读问题。我闷闷地想了好几天也没想出个头绪，我老婆对我说：“和我一起干活的刘传英，她家也是外地的，小孩的户口也是在农村，现在红桥小学上学。不知人家是怎门搞的，不如向人家先打听打听。”

听老婆这么一说，我便喜出望外，立即对她说：“你赶快问问刘传英，看看她是怎么让孩子在这里上学的。”

第二天，老婆就对我说：“我打听到了，刘传英对我说，先到单位去开个介绍信，然后拿着介绍信找学校的校长就行了。当然这事得花钱，光有单位的介绍信是不行的，除了交借读费外，还得找关系托人情，请客送礼。上个小学，一个学期至少也要四五百块钱。”

这又成了我的大难题，我不但找不到门路，就是这几百块钱的借读费，我又上哪里弄去？可是儿子不上学是不行的，这个难题再难也得解决，而且是迫在眉睫，非解决不可。今年儿子要上学，明年女儿也要上学，学校这个路子是一定要打通的。老婆见我犯愁，就提议说：“既然刘传英的儿子能在附近这个学校上学，她家肯定是有关系的，咱不如去求她帮帮忙。”

“刘传英是谁？”

“就是和我一起干活的那个大个子女人。”

“啊，我知道了，她丈夫是电建厂分管后勤的副厂长。他们住在电建厂，怎么到这旁边的学校来上学呢？”

“她说是因为她在仓库里干活，来回接送方便。具体什么情况，谁知道呢？我想咱也别管那么多，先买点礼品去她家拜访一下她丈夫，让他给咱牵个线。然后剩下的工作咱自己做，该跑腿跑腿，该花钱花钱。”

“跑腿没问题，腿跑断都行。可是这花钱上哪弄去。”一提到花钱，我就发愁。我心想，自己恐怕是得了钱的恐惧症。

老婆安慰我说：“你也别太发愁，我有钱。一直没给你讲，就是攒着给孩子上学的。”

“你哪来的钱？”我非常高兴，恨不能跪下来给老婆磕头感谢。

“看你紧张的，放心吧。既不是偷的，也不是抢的，更不是人家给的。我和你结婚时，我娘给了我好几块银元，前几天我去菜市上买菜，正好碰到一个人在买银元。我当时就回来把那几块银元拿过去卖了，加上我的一双手镯子，总共卖了几百块呢。”老婆望着我，笑着说。“没给你讲，就是想等到急用时，拿出来应急，给你个惊喜。”

“这真太好了！”我大喜过望。

第二天正好是星期天，我和老婆就上街买了一大堆礼品跑到刘传英家。她丈夫叫宋家顺，见到我，非常热情，又拿烟又倒茶。我一说明来意，他就满口答应帮忙。电建厂和仓库都是局里下属单位，刘传英和我老婆一起在仓库打零工，我在仓库虽然不是领导，但却是培养对象，这样我和宋家顺的这种关系就是非常朦胧的。他非要留我在他家吃晚饭，我当然不好意思，我说：“时间还早，我们得回去。”说着我就往外走。

他一把将我拉住，“你不能走啊，今天是礼拜天，我带你去找红桥小学的校长，正合适。找人家办事最好是晚上吃过晚饭去，一来不至于找不到人，二来晚上有说话的时间，还避免碰到人，惹眼。”

听他这么一说，我就无话可说了，只是千恩万谢，道不尽的感激之情。同时，我也非常佩服他的聪明，会办事，真不愧是当厂长的。大小当个官，就是不一样，他住的条件比我好多了。虽然他也没资格住单位的家属宿舍楼，但是他在分拣铁塔的大料场后围墙边建了三间小平房，砖墙瓦顶，窗明几净，水泥地坪很光油。他也是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孩子也可以和大人分开睡。正房的前面搭了一个披厦，做厨房用也蛮不错。这一切看来，他都不我强得多。

我们两口子在宋家顺家吃了晚饭，我老婆给刘传英说闲话聊天，我就和宋家顺一起带上礼物去红桥小学的校长家。我们的礼物，宋家顺全部带上，一点也没留下。真没想到，他这么厚道。这样的朋友值得深交，在你困难的时候能这样毫不计较的无私帮助，这样的人实在不多。从此我们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

校长家住在三里河，这是市教育局的家属宿舍，地处银河风景区，前面是麦香宾馆，后面是一条小河。麦香宾馆是省委的接待处，是省里的“国宾馆”，档次当然是全省第一。当年伟大领袖视察大江南北曾经下榻在这里，因此这里让人仰慕，我每次经过这里，见到全副武装的警卫，便肃然起敬。可是这里门禁特别严格，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后面的小河，流水不断，河两岸是茂密的林丛。河水虽然已经污染，但是这里的环境还是非常清幽怡人。

宋厂长和刘校长很熟悉，几句寒暄之后，就开门见山的指着我对刘校长说:“这是我小老弟，在水电仓库工作。你知道，我老婆就在他们那仓库里干杂工，得到了他的很多照顾。他们的主任快到年龄了，将来主任退休他就是仓库主任。我们的仓库也是正科级呢。”说罢，他就哈哈一笑。接着他话题一转说：“他和我一样讲良心，工作之后没有把农村的老婆甩掉，现在他的老婆孩子都暂时住在仓库里。他儿子今年八岁了，该上学了。根据现在的情况，只能在你们学校里借读。”

刘校长挠挠头皮，他已经谢顶，头上已没有几根毛，我想那头发也许都是他挠掉的。“这事……嗯，学校里也不能当家，得到区教育局去批。”

听了他的推辞，我心里猛一凉，刚才的一线希望瞬间破灭。心想，这下完了。

宋厂长立即接上去说：“我不管你找谁去批，反正我就找你，就抱你一个人的佛脚。无论哪里批，关键还是在学校你这里。”说罢他就哈哈一笑，立即从包里掏出两条高级香烟递到刘校长面前。宋厂长不但嘴会说，做事也很顶力，火候掌握得恰到好处。

刘校长连连摆着手说：“我们之间谁给谁呀，怎么还搞这一套？”

趁她们说话，我又从包里掏出两瓶好酒和其他一些礼品摆在桌子上。“真是不成敬意，刘校长可别嫌礼薄啊。有情后补，等以后我定要重谢。”

刘校长又望着我说：“你看看，看看…..这，宋厂长，你这样搞，让人多不好意思。该帮的忙我一定帮，搞这一套多不好。”

“好了，好了。我知道刘校长你是正派人，清正廉洁。不过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你可别嫌礼太轻了就行。”

“那里，那里，看你说哪里去了。”

接着又是一阵哈哈大笑，我也跟着他俩一起傻笑，笑过我就感到心痛。

我们随后又说了一些闲话，宋厂长立即起身告辞。到了这个时候，什么话也都不用再说了。我也就跟在宋厂长后边站起来往外走。

刘校长把我们送到门口，对我说：“你们水电仓库的钢材很多，我们学校想盖个教学楼，现在上边给的钢材不够用。你看看能不能从你们仓库里给解决点。这样，小孩上学的事，我给上面也就好说了。”

宋厂长看看我，示意让我表态。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条件，我竟然不知如何回答。我知道钢材是国家控制的紧缺物资，计划内的和市场上的价格要差一两倍，我怎么感冒然答应他呢。宋厂长见我犹豫，立即说：“这件事看来得回去请示上级领导，我们局里物资处管这事，就是我们厂里加工铁塔也得向局物资处申请，按计划供应。就是我这个当厂长的，也没有对外批钢材的权力。我们回去问问，过几天再给你答复吧。不过，这小孩子上学的事可是不能耽误的啊!”

“好好，这我知道，我知道。我明天就向区教育局申请，先把孩子借读的事落实了。钢材的事反正也不是太急，你们回去慢慢搞吧。”

说话间，我们已经出门，这时正好有人从楼下上来，刘校长就和那人打招呼。我说了声“再见”，就和宋厂长一起往楼下走。

此后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都往学校跑。为了事情办得快一些，我又找到我们局领导，死磨赖缠，经过层层审批，以仓库维修的名义批了5吨计划内钢材。我把钢材送到学校里，从校长、教导主任到管事的各位老师都一起出来迎接。面对他们的张张笑脸，我心里踏实了，事情至此，看来我儿子的上学问题也就算解决了。但是，我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生怕会出什么岔子，还是隔三差五往学校里跑，去打听情况。这时候，我每次过来都会受到校长的热情接待，校长拍着胸口给我说：“孩子上学的事，你就放一万个心吧。这事包在我身上，哪怕我的校长不干，也得让上面把你孩子上学的事给解决了。”

一个月后，我领着儿子去学校报名，交了600块钱的借读费和几十块钱的学费，便领到了一年级的课本。前几天，我老婆知道了我已经凑出学校里要的这笔借读费，就大声质问我：“你是哪里弄的钱？难道你也藏着私房钱吗？”

我当然不能告诉他，为了给儿子凑学费，我已经偷偷地到医院里卖了两次血。我随口对她撒谎说：“向人家借的。”

“借的，向谁借的？你咋不说一声呢。”她追着不放。

“向我的一战友借的，这个人你不认识。我怕你不让借，所以就没敢给你讲。”我没有办法，就接着往下说谎。这时我才知道说假话是多么困难，因为一个假话说出，要有几十个假话接着往下说，一不小心就会有漏洞被抓住。我对着老婆撒谎，心里怦怦直跳，不敢正视她的目光。这时，正好刘传英过来喊她去干活，才把这事放下。幸亏后来她再也没追问这事，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我儿子拿到崭新的课本，兴高采烈地唱起来：“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然后就盯着我，让给他包书皮子。包书皮子，这是我的童子功，从小就会。我一边给儿子包着书皮子，一边听他唱歌，心里也美滋滋的。

这年9月1号，我儿子终于挎上书包和别的孩子一样上学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这天，淅淅沥沥的下着第一场秋雨，我打把伞，扯着儿子把他送到学校大门口。我站在风雨中，目送着儿子融入孩子群里，心里不禁一酸，几滴泪珠就掉下来。一股凉风吹来，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为了儿子上学，多少个夜晚我都彻夜难眠，不断地唉声叹气，不断地在床上翻身。现在问题终于解决了，这是值得庆幸的。人说“天无绝人之路”，还真是一点不假。你看看这大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远远望去似乎一点缝隙都没有，可是等你到了跟前，自然就会找到可以通行的地方。（待续）

责任编辑：施福明